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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委员会主席：普雷斯顿·E·里奇（Richie；Preston E。 军号：RA3856289）；美籍黑人，30岁，1943年入伍，原美军第二师503野炮营A连一等军士，1950年12月在军隅里被俘。副主席：罗纳德·A·科克斯（Cocks；Ronald A。军号：6141695）英国人。和平委员会秘书：那德拉（Nardella）；美籍意大利人，32岁；1938年入伍，原美军第八军骑兵师8团12连中尉侦察官，1950年11月在云山被俘。委员：克劳德·J·贝恰洛（Batchelor； Claode J。 军号：RA18254657）；21岁；原美军骑一师8团E连上等兵。委员：杰佛斯（Jeffers）； 34岁；1943年入伍；原美军第七师31团B连军士长。委员：罗斯科·佩里（Perry； Roscoe 军号：RA34406168）美籍黑人，29岁，1942年入伍，原美军第二师503野炮营C连无线电员。委员：阿伦·G·麦凯尔（Mckell；Allan G。军号：277070），原英国皇家格罗斯特功勋团一营S连一等机械技术员，1938年入伍，“二战”结束后，回汽车厂当工人，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重新入伍，1951年1月4日，在汉城北被俘。委员：马西利诺·I·桑切兹（Sanchez； Marcelino I。 军号：RA17142432），美籍西班牙人，35岁，1946年入伍，原美军骑一师8团医务连卫生员，1950年11月在云山被俘。
战俘营“和平委员会”的委员选举产生以后，1951年10月22日，即“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又以失败而告终的这一天，俘管处驻地召开了碧潼战俘营“和平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由和平委员会主席里奇主持，他宣读了和平委员会成员名单后，庄严宣布：碧潼战俘营“和平委员会”正式成立。接着他和秘书那德拉讲话，号召战俘们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战俘营军官大队“和平宣传组”的美军少校麦克比代表军官学员表态，坚决支持和平委员会的工作，积极参加和平运动。最后，战俘营王央公主任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由王德功翻译。王主任表示热烈支持和平委员会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正义行动，并预祝他们工作有成效，促进朝鲜停战，实现早日回家的愿望。
接着，全体战俘在大会主席里奇和委员们的带领下，举着他们自制的横幅、标语牌、漫画，在战俘营内和碧潼郡大街上进行了游行。他们高喊：“美国停止朝鲜战争！”、“美国政府把军队撤出朝鲜！”、“美国不要插手台湾！”、“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回家！”
会后，战俘营和平委员会向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发了“拥护和平，反对战争”的通电，广大战俘纷纷在通电上签名。第五战俘营1363名学员，只有十人未签名。通电要求美国政府早日结束朝鲜战争，让他们早日回国与家人团聚。和平委员会还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呼吁停止朝鲜战争，把美军撤回去，让他们早日回家。
投掷过细菌炸弹的美俘空军飞行员伊纳克，在战俘营里参加了战俘对世界广播的节目，他说：“我决心加入和平运动，洗刷我投掷细菌弹的罪孽，重作新人。”
和平委员会召开过多次会议，他们号召学员向国内亲人写信，动员他们在国内以各种形式参加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活动，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此后，学员们都很积极地写家信了，收到的回信也是过去的几倍，很多的来信说：他们已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信，要求停止战争，让亲人早日回国。
与此同时，1951年11月14日，当朝鲜开城停战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侵朝美军第八集团军军法处长汉莱上校奉命在釜山召集新闻记者发布会，声明称：据可靠情报，共军在朝鲜杀死了5500名美国战俘和290名其他盟国战俘。事隔一天，11月16日，汉莱上校又郑重其事地将声明中的数字作了“调整”，被杀的美国战俘增加到6270人，还有7000名南朝鲜战俘和130名其他盟国战俘也遭杀害。这个数字，比在此之前美军宣传胜利时仅有169名美国官兵失踪被俘，竟相差了几千人。美国军事电台也编造谎言，播送共产党军队屠杀美军战俘的“暴力事件真相”，其中被大肆渲染的谎言是，中国军队对付美国战俘最残忍的手段是强迫战俘进行“死亡行军”。他们的目的，一是要告诉他们的官兵，在战场上一定不能投降被俘，做了俘虏，也要被杀掉；二是想以此在交换战俘上大做文章，把破坏停战谈判的责任，完全推到中朝方面。
汉莱的“声明”传到了战俘营，战俘营“和平委员会”当即发表声明，指出汉莱上校造谣撒谎欺骗士兵为他们军方卖命。同时还发表了《致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书》，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记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的宽待政策，受到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优待，反而却在战俘营遭到了自己飞机轰炸的事实。
战俘营“和平委员会”的活动和“告人民书”传到了西方，令美国军方十分震惊愤怒，他们没有想到这些一年多前还拿枪同中国军队作战的士兵，竟然同他们先前的敌人一起揭他们的短，坏他们的事。
八方来客共促和平（1）
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战俘营和善、宽待战俘，被战俘视为“一片乐土”的消息，通过新闻媒体传遍了世界，成为举世瞩目的话题。世界各国和平、进步人士纷纷要求到志愿军战俘营访问，先后有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记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特派员、美籍华裔陈志昆、以英国律师盖斯特博士为首的国际法律工作者协会、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团、法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法奇、曾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的英国妇女领袖弗尔顿夫人以及战俘遣返委员会联合红十字小组等到我战俘营参观访问。他们在志愿军战俘营访问期间，既了解了我宽待政策的全面情况，也了解到各国战俘的真实反映。与此同时，他们在直接与各国俘虏接触和座谈中，还分别就板门店谈判中双方在战俘问题上的不同主张，美军在巨济岛、釜山、济州岛等战俘营对战俘的暴行，世界和平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世界舆论对朝鲜战争的看法等战俘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地交流，彼此都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颇大的收获，在战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诸如此类的访问，对战俘们来说是一项别开生面的和平工程教育，其影响甚至让美、英等国社会乃至政界也受到了震动。俘虏们从与来访者的接触中，进一步看清了谁要战争、谁要和平的真相，以及世界人民和平运动的巨大影响和作用，从而坚定了拥护和平的信心。下面着重介绍两位来访者的访谈纪要：
“世界和平使者——弗尔顿夫人来访”
1952年9月，接上级通知：世界和平运动理事会理事、英国妇女协会主席莫尼卡·弗尔顿夫人（Mrs。Monica Felton）最近将要到朝鲜碧潼战俘营访问，并指示要做好对她的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我们得知，弗尔顿夫人长期坚持反对战争、拥护和平运动，是西方有一定影响的公众人物。她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呼吁和平，制止战争，同时也转达战俘亲属对战俘的关切和思念，并将把战俘们在志愿军战俘营中的真实情况反馈给战俘亲属。因此，战俘营对接待弗尔顿夫人的来访特别重视，专门成立了以志政俘管处副主任徐元甫为组长的接待小组，其任务一是保障弗尔顿夫人来访期间的生活及人身安全，以体现我们对和平使者的尊敬；二是安排好访问日程，要让弗尔顿夫人亲眼看一看碧潼“联合国军”战俘营的真实面貌。
首先是为弗尔顿夫人准备来访时的临时住所。我们腾出了碧潼中学的一间教室，经过精心的布置整理，权当弗尔顿夫人的寝室，并在室外挖了个防空洞，以备弗尔顿夫人躲避美机空袭之用。还在防空洞旁挖了个土坑，围上一圈芦苇，插上用英语写的大牌子“女厕所”，便成了弗尔顿夫人的专用厕所。其次是弗尔顿夫人的伙食。我们很想为弗尔顿夫人配备像样的西餐，可战争时期，物质匮乏，这又谈何容易？为此我们向国内有关部门作了汇报，上级部门立即答复保证供应西餐食品，并从我国东北军区特意派来了做西餐的厨师。我们还对接待人员进行简单的西方礼仪培训，如学会用刀叉，进餐时别发出响声等等。又比如西方人喜欢跳交谊舞，我们又突击排练。在那个年代，作为中国军人，有几个人会跳交谊舞？幸亏从上海来的女翻译林锦霞、向佩英、赵达自告奋勇做舞蹈老师，有关人员便从抬腿挪步开始学了起来。经过几天的“临时抱佛脚”，基本上达到了领导的要求，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弗尔顿夫人的到来。
9月22日，弗尔顿夫人在中国女作家白朗和外交部一位女干部及香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陪同下，来到碧潼“联合国军”战俘营。一同来访的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妇女委员会金主任。
弗尔顿夫人年过六旬，虽有点跛足，但看上去却不乏风度，是个慈祥的老太太。她到了那间用教室改的寝室，连声说好。见了为她准备的防空洞，也频频点头。当女翻译林锦霞带她去看那间用芦苇围起来的临时厕所时，老太太感到很新鲜，哈哈大笑不止。和大家进餐时就更为随和了，连声说：“中国西餐好吃，好吃。”
弗尔顿夫人先参观了第五战俘营。其实一到碧潼，眼前没有出现她想象中的碉堡、铁丝网、狼狗，也没有见到荷枪实弹的哨兵，所见到的战俘都那样健康安祥，精神抖擞，她已经十分意外，当她再走进战俘营宿舍，脸上更是露出了惊奇。那些外观看起来很简陋的朝鲜民房，室内却明亮整洁，床铺、物件摆放得井然有序，墙上用报纸裱糊得很美观，上面还贴挂着战俘家人的照片和他们自己制作的小工艺品。
八方来客共促和平（2）
英国战俘一看故乡来了人，都热情地围了上来。弗尔顿夫人与他们亲切交谈，向他们询问情况。一个来自英格兰约克郡的战俘约翰·W·霍伯森中士说：“到这里我才有了安全感，好像跨出了地狱的门坎，再不用端着枪去为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送命了。”另一个来自英格兰哈福德郡罗伊丹城的战俘阿瑟·E·萨里奇说：“这里离家乡千万里，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思念家乡的亲人，于是我和我的三位室友想尽办法使我们的宿舍看起来更像一个家。你瞧我们宿舍的墙上，除了花边镶成的彩色图画外，还贴上了好多家人的照片，而这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它能带给我们美好的回忆和暖暖的亲情。这样一间有生活气息、像家一样的房间，表明即使被俘在这里，我们仍然被尊重。”接着，一个叫坎佩拉的年轻战俘长久地握着弗尔顿夫人的手说：“我叫坎佩拉，是利物浦人。”弗尔顿夫人看了看这个战俘的面容，觉得有些面熟，就试着问：“你母亲是不是叫特丽莎？”“是的，你认识我母亲？”“你长着一双和你母亲一样的眼睛。我认识你母亲，她同许多英国妇女一起，要求丘吉尔政府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坎佩拉激动地说：“我母亲做得对，我是多么想早日同母亲见面啊！”弗尔顿夫人安慰说：“会的，你会很快和你母亲会面的。”这时，她看见坎佩拉手上拿着一份《走向真理与和平》英文报刊，接过来惊奇地浏览了一番后，感叹地说：“战俘营还让战俘办杂志，这证明志愿军的确是一支文明正义之师。这本杂志体现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热爱和平的共同心声！”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等兵詹姆斯·柏特纳说：“我是美军陆战一师的一个新兵，第一次上战场，一枪没放，就在1951年春季的一次战斗中当了俘虏。我从小信仰基督教，上战场前，随军牧师虔诚地为我们做祈祷，还特意拍着我的肩膀说：‘詹姆斯，放心去吧，上帝与你同在，我每天为你祷告。’让牧师的话见鬼去吧，现在上帝没有与我同在，志愿军才真正成了我的保护神。在战俘营里，我没有被当作俘虏，而是当作朋友。给予我这种启蒙教育的，是最早审讯过我的一位志愿军第九兵团的女翻译官刘禄曾小姐。我被俘时正生病发烧，是她找来军医为我诊治服药，并将情况报告领导，批准我乘车后送，免于长途跋涉；一次她看到一位志愿军小战士正用食指刮我的大鼻子逗着玩时，她走过来十分严肃地对小战士说：‘刮鼻子也是侮辱人格，与日内瓦公约相违背，以后不能再开这样的玩笑。’是刘小姐身体力行，用‘看病、乘车、刮鼻子’三件区区小事，给当初还持着敌对情绪的我上了一堂‘志愿军仁慈正义和人道主义’的教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