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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苏民为副大队长，郭鲁为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连，负责守城、巡逻、维持治安等任务。
吕世隆还亲率莘县支队去城南张洼、城北燕店一带去讨伐土匪。后来莘县支队改名为莘县保安大队，县委向各连队派了政治指导员。这支队伍在剿灭土匪，稳定局势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1938年5月，一支队伍突然开到了南关外，要求进城。莘县支队以为这是大股土匪，坚决不开城门。后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68军的敌后挺进军，到河北去的途中经过莘县。吕世隆担心该部进城后骚扰百姓，仍令不开城门。
双方相持了三天，该军声言如不让进城，就炮轰城门，强行入城。最后，吕世隆令郭鲁随该部北上，担任向导，才将事件平息。
在建立莘县支队的同时，各区亦相继建立30人到50人的基干自卫队，村建立了不脱产的自卫队。城西孙怀玉的民团，被范筑先收编为独立十四团，莘县的局面进一步安定下来。
莘县抗日政府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大批培养干部和抗日骨干。在城内东街第一高小内，先后举办了两期农会干部短训班。每期十多天，由张炳元、吕世隆、冯子华、王惠卿等授课，讲解抗日形势和今后的任务，怎样组织农会，农会干部的工作方法等。农会干部培训班之后，还选拔优秀青年赴延安和南宫八路军一二九师驻地及聊城政治干校、军事教育团学习、受训。
县政府又建立了抗日群众团体组织。1938年4月，建立了莘县抗日动委会，吕世隆兼任主任。农训班的学员结业回村后，随即发动农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抗日救国运动。农民纷纷加入农会，各区农会长在县城召开联席会议，建立了莘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选举王惠卿为会长，白雪亮为副会长。
农会会员也进行了一些基本的操练，枪支被自卫队占用了，农会会员就用红缨枪、大刀、棍棒及常用的农具铁锨、锄头进行训练。1938年秋后的一天，艳阳高照，莘县万余农民从四面八方涌进县城，齐集于城内东北角的广场。在简陋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白布红纸写的横幅“莘县农民阅兵大会”。台下万头攒动，红缨枪的枪尖闪闪发亮，红缨子和各类纸旗迎风摆动，口号声此起彼伏。
县长吕世隆、农会会长王惠卿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随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人群至夜方散。这次检阅和游行，展示了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力量，为进一步全面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奠定了基础。
莘县政府推行战时的经济政策，当时的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吕世隆在推行县政过程中，根据莘县地广民穷的情况，把农业所得税改为累进税，也就是财富越多，税率越高，减轻了广大贫下中农的负担。减轻其它捐税，严禁高利贷，强制地主富户纳粮，救济贫苦农民，号召恢复家庭手工业，加强集市贸易的管理，严惩不法商人等措施，使濒临绝境的莘县经济出现了生机。
为了支持抗战，莘县一次向第六专署解款4万元，为其它各县所不及。
县政府还实行抗日的文化教育，在财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拨出专款恢复教育，在全县新增高级小学2处，初级小学80余所，小学教师增加了一百多人。吕世隆还命令教育科长苏群把原有学田收归教育科，以弥补教育经费之不足。在文化工作方面，县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到乡下街头演出，刷写抗日标语，组织各校学生演唱抗日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歌曲和节目，激发了许多农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在全县形成了浓厚的抗日气氛。
范筑先高度评价了莘县的抗日救亡工作，称赞吕世隆是抗日模范县长，号召其他各县向莘县学习。
然而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朝城县，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朝城，地处中国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鲁西平原上，地势平坦，气候宜人，直到1956年才被撤销，现在划为山东省的莘县。
范筑先原来任命的县长是张守忠，此人是国民学顽固分子，属于参谋长王金祥的人。张守忠对抗日并不积极，但在整个第六区积极抗日的大趋势下，也不得不作出抗日的高姿态。他组建了动委会，通过考试选拔了一些青年进入聊城政治干校、军事教育团学习，建立了县大队和区队。但在张守忠的抵制下，聊城政训处向朝城县派不进政训工作人员，直到1938年7月，才勉强接受黑伯理为政训处干事。
张守忠对政训处工作不支持，对黑伯理千方百计地排挤，只给他安排了个动委会宣传组长的职务，动委会主任由张守忠自己兼任。
黑伯理在朝城城里无法开展工作，不得已，只得深入到鲁西北最大的回民聚集地张鲁集，组织回民抗日运动。由于黑伯理也是回民，又有文化，很快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迅速组织起了抗日救国会。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部分青年积极分子入党，建立了张鲁支部，杨见远为支部书记。在黑伯理、杨见远的领导下，张鲁集的抗日救国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然而，张守忠却诬陷黑伯理组织回救会是“企图颠覆政府”，要范筑先查办。这时，恰巧中共鲁西北特委另有任务，借此机会将黑伯理撤出朝城完事。
在观城县的情况更为复杂，观城县1956年划归范县为观城区，1964年划归莘县仍为观城区。
范筑先先是派了一个叫王广增的人来当县长，由于当地群众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王广增到王家庙讲话时，一不随当地老百姓的意，老百姓的组织红枪会群起而攻之，王广增被扎成了重伤，带的两个警卫员也被扎死。
其后，范筑先又派了姜鸿元来当县长。这个姜鸿元是王庆祥的嫡系，国民党的顽固分子。此人又性情暴戾，处事野蛮，别看对抗日救亡运动不热心，对搜刮民财却很内行，人送外号“姜二虎”。
有一次，十王庙村由于未及时上交所要的钱粮，姜鸿元把里长李舟前一枪打死，并把头割下来，悬头于城内三天，以警示那些不交钱粮的人。此事闹得观城县民众怨气沸腾，群情激奋。
当姜鸿元再次向十王庙征粮时，十王庙附近的民众联合起来，以将军寨为首的红枪会员将其团团包围，吓得姜鸿元大喊：“乡亲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这是执行公务。谁要是妨碍执行公务，李舟前就是下场。”
姜鸿元不喊不要紧，这一喊，更是火上浇油。民众中不知谁大喊一声：“杀呀，杀死这些当官的。”有的人就附和着喊：“官逼民反，反正是没有活路了，杀呀——”一时红枪会蜂拥而至，见到了官兵只是乱捅乱戳，后面的推前面，前面的往前冲，一浪高过一浪。
姜鸿元本来还要喊：“开枪，立刻开枪。”可是，他的喊声早就被红枪会们淹没了，哪里还有人听得见。官兵们被挤在中间，高举着枪，连拉枪栓的空间也没有，哪里还能推膛、上弹，一下子就被愤怒已极的红枪会杀死了二十多人。
姜鸿元被贴身的护卫保护着总算没有被扎死，此时早就没了咒念，只得脚底下抹油——赶紧逃命。后面的红枪会紧紧追赶，一边追赶着一边还大声地吼叫，那声音真如山呼海啸一般。
姜鸿元是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没命地逃回了县城，红枪会也追到了县城，把县城团团地包围起来。吓得姜鸿元是四门紧闭，派上所有的重兵把守城门，然后赶紧向范专员求救。红枪会把县城包围了三天，这三天姜鸿元真是眼睛也熬红了，饭也吃不下，人是整整瘦了一圈，总会是体会到了欺压民众的严重后果。
三天后，范筑先带兵来才解了围，把姜鸿元大骂了一顿，本来想撤职查办，但是王金祥一个劲地说情。范筑先看到王金祥的面子，勉强同意把秉鸿元调到濮县当县长，观县城呢，再派张舒礼来当县长。
张舒礼是著名共产党员张郁光的弟弟，他来到了观城县后，立刻把莘县吕世隆的那一些办法搬了过来，使观城县的抗日工作蓬勃地开展了起来。聊城政训处又在观城设了办事处，有二十多位从聊城军事教育团、政治干校毕业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到达观城工作，给予了观城县很大的支持。观城县的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党员的人数成倍增长，有些国民党的顽固分子惊呼：“如今的观城，简直成了共产党的地盘。”
1938年上半年的这段时间，第六专区在范筑先的领导下，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第六专区从南到北，形成了浓厚的抗日氛围。但是，在这种大好形势的背后，却隐藏着种种的危机……
第一卷 愤怒的鲁西 第19回 徐大胡同遭报复（一）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韩行跟随徐玉山来到了徐大胡同村，看到这里地处徒骇河西岸，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特别是鲁西地区大部分是沙土地、盐碱地，而这里却是难有的红土地。沙土地漏肥、漏水，盐碱地寸草不长，而红土地就不一样了，既保肥又保水。
徐玉山家的世世代代就在这里耕耘、居住，生活成长。徐玉山的爷爷原来是一个雇农，跟着东家开坊。这鲁西北盛产棉花，收来的连棉花带籽叫皮棉，用机器把棉花拔去，就剩下了一些棉籽，这棉籽呢，就送到了油坊里用传统的土制方法榨油。榨出的油黑黑的，浓浓的，又香又卡嗓子，不过炒出来的菜却挺香，就是菜里有一层黑黑的棉油色。如果再细致一点儿，把黑棉油熬开了，放上火碱，火碱遇到了棉油就起了化学变化，黑黑的一层渣子沉下去了，表面上一层清亮亮的，这就叫卫生油。
有钱的才能吃上卫生油，而一般的老农民就只能吃黑棉油了。
徐玉山的爷爷跟东家学会了这开油坊的手艺，借了点儿钱，自己开了油坊。这开油坊可是个辛苦活，先是对棉籽进行碾压，这碾压就是修了一个水泥圆台，水泥圆台上放上棉籽，赶上牲口，一圈一圈地压，把棉籽压得扁扁的，既不能压碎，还得方便出油。牲口得长时间地靠，长时间地拉套，人也得长时间靠，既得防止牲口偷吃棉饼，还得不断地扫着压好的棉籽，再放入新的棉籽。
在长时间的劳作中，徐玉山的爷爷腰累弯了，靠成了中农。
出棉油，那就得讲究点儿热度和力气了。首先是烘烤棉籽，有一个土炉子，通常炉子里都是点麦秸，这麦秸起火快，温度好控制。炉子上面放着一个大铁鏊子，鏊子上就放着烘烤的扁棉籽。棉籽经过加热后，再放入一个个的蒲包打捆，打好捆的蒲包就放到榨床上。榨床上能一溜入上十五六个蒲包。一边是一尺半长的枣木楔子，一边是等待接油的油桶，中间底下是一溜铁板，好保护棉油的流动。
最惊心动魄的时候来到了，那就是打油锤。这油锤黑黑的，圆不圆，方不方的，油光锃亮，一个油锤有五十多斤重，没有力气是举不起来的。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三伏天，油坊工人都是一丝不挂，赤身裸体，一是因为屋里热，二是也没法穿衣服，油烟障气的，衣服很快就变成油布了。
徐玉山的爷爷已经举不起油锤了，只能静静地在烧着棉饼炉子，这油锤只能由徐玉山的爹爹接过来再举。浑身一条条肌肉疙瘩的徐玉山年轻的爹举起了油锤，呼喊了一声：“举起了油锤——哎哟喂！”随着一道优美的弧线一划，“梆”地一声，油锤重重地打在了一尺半尺的枣木楔子上，楔子下去了一大截。油被挤压了，滴出了几滴。
徐玉山的叔叔也举起了油锤，呼喊了一声：“出油了哎——哎哟喂！”“梆！”
“努力打哟——哎哟喂！”“梆！”
“挣家业哟——哎哟喂！”“梆！”
“使使劲哟——哎哟喂！”“梆！”
“再挣两亩地哟——哎哟喂！”“梆”
油锤越打越急，楔子越锲越深，口号越喊越急，蒲包越来越扁，棉籽流出了金黄色的液体，铁板上流出的油由滴到线，由线到缕，由缕到哗哗地响，哗哗地流进了油桶……
在高亢、激昂的打油锤歌声中，徐玉山的爷爷倒下去了，徐家也因此熬成了富农。
当徐玉山的爹爹也到了父辈那样年龄的时候，徐家已经成了大地主，有了近50多间房屋，近几百亩耕地，还和别人经营了一个油坊。徐家还人丁兴旺，徐玉山是兄长，下有六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全家共有19口人。
少年时的徐玉山就读于博平小学，他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品质良好，并且富于正义感。他从小耳闻目睹了农村广大农民贫困的生活现状和贪官污吏的罪恶事实，为勤劳反而吃不饱饭的农民鸣不平，对官府豪绅的奢侈豪华深恶痛绝。他待人热情，肯帮助贫苦农民，又主持正义，深得乡亲们的拥戴。所以，1936年在选联庄会长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