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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民所需要的日用品外，还能制造质量较高的贡品，如铁甲、铜印、
银枪、银装椅等。
商业。唃厮罗统治时期商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城市商业的繁荣。如
唃厮罗政权的首府——青唐城里，就居住着“四方往来贾贩之人数百
家”。①“厮罗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
以故富强”。②
除青唐之外，邈川、喀啰（今青海乐都东北）、嘉木卓（今青海乐
都东北）等地，也都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
10 至12 世纪，吐蕃与宋、回鹘的关系十分友好。吐蕃与宋的朝贡贸
易十分突出。大中祥符九年（1016 年），唃厮罗一次送给北宋马达582
匹。自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至哲宗元符元年（1098 年）91 年中，
唃厮罗共向宋进贡39 次。进贡的物品有马、金、银、珍珠、玉石、象牙、
犏牛、乳香、硇砂、银枪、铁甲、铜印、银装交椅等十余种，但其中主
要贡品为马匹。③同时，吐蕃与回鹘贸易也很频繁，回鹘商人到青唐鄯州
（今青海乐都）贸易的很多。
公元937 年（后晋天福二年）白族继南诏之后所建立的大理国，是
我国西南边疆的封建国家。其统治地盘以洱海四周地区为中心，统治着
八府、四郡、三十七部。统治者段思平，虽然继承了南诏的一切制度，
但同南诏相比，其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农业方面，注意兴修水利，
开辟了许多梯田。手工业方面，制铁、制毡、织绫等手工业相当发达，
所制的剑锋利精美。
大理同宋王朝不仅在政治上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且在经济上进行着
频繁的贸易。大理以刀、甲胄、弓箭、披毡、药材等交换宋的手工业产
品。由于朝贡是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有利可图，“进奉实利于贾贩”。
①因此，他们经常向宋朝贡。如公元1076 年（宋熙宁九年），“遣使贡
金装碧健㈦Y、刀剑、犀皮甲鞍辔”。②政和七年二月，“至京师，
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街钗铩薄＂墼诖罄硐蛩问涑龅�
物品中，尤以马为大宗。大理每年向宋供给数以千计的马，宋金战争爆
发后，大理的马成了宋朝军用马匹的重要来源之一。
大理和宋的文化联系也很密切。汉文成为大理的通用文字，汉文书
① 李远：《青唐录》，见陶宋仪《说郛》卷35。
② 《宋史》卷492，《吐蕃传》。
③ 以上进贡次数、物品，散见于《宋会要辑稿》、《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
① 《宋会要辑稿》第197 册，《蕃夷》4 至59。
② 《宋史》卷488，《大理国》。
③ 《宋史》卷488《大理国》。
籍在大理广为流行，宋曾赠送给大理很多儒家经典和其他书籍。
大理佛教十分盛行，寺庙遍布全国，有“妙香国”之称。
元宪宗蒙哥三年（1253 年），大理被忽必烈所灭，不久，建立云南
行省，省下设路府州县。
以上是12 世纪前后中国境内民族政权林立的简要概况。这一简要概
况说明：
第一，有宋一代是我国封建生产方式向边疆扩展时期，12 世纪前后
中国境内林立的民族政权，尽管其政治、经济、文化在宋朝的影响下，
水平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均已进入了封建制阶段，
并且根据各自的国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第二，封建经济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其基本特征的。而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又是以一家一户（或一帐）为单位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为
其基础的。而小农经济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上述民族政
权，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经济文化联系（诸如朝贡贸易、在
边境设立榷场、和市等等），但这些交往和联系，并不足以影响其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占的支配统治地位。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其基础的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正是12 世纪前后中国民族政权林立割据的经济方面的原
因。
第三，在上述民族林立的割据政权中，以宋朝的疆域最大，封建经
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真可谓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繁荣昌盛，
在众多的民族政权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在唐末以来，分裂割据日益
缩小，大统一的趋势日臻成熟的情况下，赵宋统治者本应在全国范围内
完成更大规模的统一，但由于赵宋王朝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展，积贫积
弱之势早在真宗之时即已形成，顾此失彼的内忧外患，严重削弱了赵宋
统治者的实力，无力进一步彻底消灭当时中国境内的割据势力，相反，
经过激烈的民族冲突和较量，出现了辽、宋、夏、金的新的割据均势，
这种均势，大体上维持了300 余年，最后被元朝统治者所打破，出现了
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统一。
西夏正是在上述的历史条件下，称帝建国的。①
二、西夏的国名及其立国长久的原因
“大夏”——这是元昊立国时的自称。为什么要国号“大夏”呢？
因为赫连勃勃，曾于东晋末年所谓“五胡乱华”之时，在今宁夏一带建
立过大夏国，并自称大夏天王，元昊国号大夏，显然与此有关。
“西夏”——这是宋朝对它的称呼。为什么称大夏为西夏呢？因为
西夏在宋朝的西北方，习惯上称之为“西夏”。从西夏同宋辽官方的往
来文书看，他们之间还有以下一些自称和互称。如西夏自称“西朝”，
称宋为“东朝”，或“南朝”，称辽为“北边”，辽则称宋为“南朝”，
宋有时称辽为“北朝”①。这种称呼，显然是为突出三国鼎立的地理方位。
“白上国”（■）——西夏语音译为“痝■领”，也译作邦泥定。
白上国是义译。在西夏文碑铭、经典和诗歌里，经常出现“白上国”或
① 参阅拙作：《关于元昊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宁夏大学学报》1996 年第1 期。
① 田况：《儒林公议》。
白上大夏国”（■）或“大白上国”（■）之称。为什么称“白上”？
中外史学界学者曾对此展开过热烈的争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
一，“白上”指的是白河之上。所谓白河，即四川、甘肃两省交界的白
水，也叫白龙江。白河上指其上流。《西夏赋》云：“黔首石城漠水边，
赤面父冢白河上”。“赤面父”，即“猕猴种”。因党项羌自称“猕猴
种”，其发源地当在白河之上，故称“白上国”②。
其二，“白上国”即“尚白国”。因为汉文的“上”与“尚”相通，
“白上”就是“尚白”，即崇尚白的颜色。西夏统治者为什么要崇尚白
的颜色呢？因为尚白是我国古代一些少数民族的固有的风俗习惯。不仅
党项族尚白，就是与西夏为邻的一些少数民族，诸如女真、蒙古、吐蕃
以及中亚的一些民族也都崇尚白的颜色，“以白为好”。同时“尚白”
还为了适应当时立国的政治需要（对外摆出一副独立自主的姿态），以
及随着党项统治者的日益汉化，很自然地会采取汉族的五行学说。由于
西夏在宋西边，西方属金，金为白色，金为五行之首，故曰白上③。上述
两种意见，各持一端，虽然都已讲了一番道理，但因其未能举出较多的
具有说服力的史料加以佐证，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因此，该问题仍然是
一个有待于发掘新的史料做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番”、“番国”——党项人自称。如西夏《凉州碑》中凡提及党
项人多称“番”。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也称番。
“梅那国”——如榆林窟15 窟墨书西夏文题记云：“梅那国番天子
国王大臣官律菩萨，当为修福”。这里的“梅那国”可能是藏族对党项
族的称呼。
至于“唐兀”、“唐古特”，那是后来蒙古人对党项人的称呼。
西夏立国，如果自1038 年（宋宝元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景
宗元昊正式称帝建国算起，至1227 年（宋理宗宝庆三年，夏宝义二年）
末主■（音贤）被蒙古所灭，首尾190 年。如果上溯至唐末拓跋思恭因
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封为靖难军节度使，建立夏州地方政权的
公元881 年（唐僖宗中和元年），则其立国为347 年。如果将它同辽、
宋、金的立国时间作一比较，辽立国为210 年（916—1125 年），宋立国
为320 年（960—1279 年），金立国为120 年（1115—1234 年）。即比
辽长137 年，北宋长27 年，比金长227 年。
西夏立国为什么如此长久呢？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
地形险要，宜农宜牧的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基本上自给自足，是西
夏赖以立国，并能长期生存下去的物质条件。
宋人蔡襄在谈到西夏的险要地形时指出：“西虏之地亦多险隘”。①
西夏境内北有阴山与狼山，西有贺兰山，西南有祁连山，东南有六盘山，
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直贯其中，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市）更是依山带
河，形势雄固，至于靠近宋朝边境的横山，“延袤千里？？其城垒皆控
险，足以守御。”②
西夏境内的河西走廊和黄河河套的一些地区，如甘州（今甘肃张
②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计有前苏联学者聂历山和我国学者罗福成，等等。
③ 持有这种观点的有王静如、吴天墀诸先生。
① 《蔡忠惠公文集》卷19，《论不利攻战》。
掖）、凉州（今甘肃武威）以及兴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
州（今宁夏宁武西南）等地，宜农宜牧，水利素称发达。为西夏的粮仓
和良马的产地，是西夏赖以立国重要经济区域之一。
西夏统治阶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胆选拔人才，注意培养人才，
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国家对外职能。这是西夏立国长久的又一
重要原因。
对人才的尊重、选拔和重用，突出表现在景宗元昊之时。元昊除了
十分重视在其统治境内延揽人材之外，还特别注意招揽重用宋朝投奔过
来的失意知识分子、文臣武将。对于这些投奔西夏的宋人，“或授以将
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①，对于在战争中被俘的宋朝降
官降将，不但不杀，相反，加以礼遇和重用。“执却蕃官，获吾将帅，
多礼而不杀”。②同时，在使用人才时，注意赏罚分明，量才录用，将被
用者放在恰当的位置。“昊贼据河南，列郡而行赏罚，善于用人，此中
国之患也”。③
在尊重知识，重用人才的同时，西夏统治者还特别注意通过兴建学
校培养人才。元昊时创建蕃学，乾顺时创建“国学”（汉学），仁孝时
进一步在全国各州县设立学校，尤其重视小学幼儿教育。由于西夏统治
者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而培养了大批人才，缩小了汉族同
党项族在文教方面的差距，从整体上提高了西夏国家的文化水平。
西夏统治阶级不断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进行改革，使上层建筑适应经
济基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是西夏立国长久的根本原因。
在西夏统治者中有许多富有革新精神和务实精神的人。如景宗元
昊，“更祖宗之成规，邈中朝之建置”，①建国之前即着手在官制、兵制
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西夏中期的仁宗仁孝，进一步对中央官制
和礼乐等进行革新，从而使西夏的政治、经济和文教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羌同汉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开发西
北的爱国主义精神，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以及境内其他各族的友好相
处，是西夏立国长久的又一重要原因。
由于西夏是个小国，人力、物力，同辽、宋、金相比，处于劣势，
加上对外战争频繁，因此，经常处于高度警惕的临战状态，庄重自强，
奋发进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化劣势为优势，由弱小变为强大。这
种情况，正如北宋史学家王称所指出：
“大抵国大有所持而不戒，故其强易弱；国小则无所恃而常惧。
军民之势犹一家也，相恤相救，谋虑日深，故其弱为难犯，此其所
以为‘中国’之患欤？”②
一语道破了西夏立国长久的原因。
民族政权林立，辽、宋、金在不同时期，互相攻伐，抵消实力，尤
其是西夏的邻邦宋朝，貌似强大，实则虚弱，内外交困，穷于应付，是
① 《长编》卷124，仁宗宝元二年九月。
② 赵汝愚：《诸臣奏议》卷332，《边防门·欧阳修上仁宗论庙筭三事》。
③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月戊辰。
① 《西夏书事》卷18。
② 王称：《东都事略》卷128，附录6，《西夏》2。
西夏立国长久的外部原因。
西夏立国时，在当时祖国的大地上虽然存着众多的民族政权，但是
举足轻重的，足以互相抗衡的为辽、宋、金和西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