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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臣以陕西邻西夏，边民私越境盗窃，缘有榷场，故奸人得
往来，拟东胜可依旧设，陕西者并罢之。上曰：‘东胜与陕西道路
隔绝，贸易不通，其令环州置场。筑于绥德州复置一场’”①。
③ 《北行日记》卷上。
④ 《金史》卷38，《礼志·定夏使仪注》。
⑤ 《金史》卷134，《西夏纪》。
⑥ 同上。
⑦ 《金史》卷9，《章宗本纪》。
⑧ 《金史》卷115，《聂天骥传》。
① 《金史》卷50，《食货志》。
② 《金史》卷50，《食货志》。
③ 同上。
① 《金史》卷50，《食货志》。
说明榷场的兴废，往往要受到两国关系的是否友好相处，边境是否安宁，
以及是否有利可图②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4。转手贸易与掠夺贡使商旅
西夏和邻境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有贸易关系。西夏统治者经常用宋朝
的“赏赐”，尤其是茶叶，用以换取西南边境少数民族的羊只，然后再
转卖给宋、辽、金等国，从中牟取暴利。
由于西夏社会虽然立国伊始，封建制便已确立，但仍然存在着家长
奴隶制和原始制的残余，因此，其统治者对物质财富掠夺的欲望，有增
无减。当时的回鹘商人到辽、宋进■■■，“往来必由夏界，夏国将吏
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③■■■天竺（今印度）国的进奉僧途经夏境也
遭到西夏统治者的扣留和勒索。史载：
“先是（天竺）僧善称等九人至宋京师，贡梵经、佛骨及铜牙
菩萨象，留京三月，仁宗赐束帛遣还。抵夏州，元昊留于驿舍，求
贝叶梵经，不得，羁之，由是西域贡僧遂绝”④。
途经河西走廊的丝路被西夏统治者中断之后，西来的贡使和商旅只好另
辟新路。这条新路就是经过流沙迷漫的柴达木盆地，到达鄯州（今青海
西宁市），然后自鄯州沿着湟水而到达宋朝的秦州（今天水市）。这是
中西交通的著名的丝路古道，被称之为“吐谷浑路”。这条路在公元4、
5 世纪时曾经繁盛一时，现在再一次得到恢复。由于唃厮罗对西来贡使和
商旅采取了保护的措施，不少西来的商旅在鄯州大做买卖，从中得到了
不少好处。“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①。
至于大食的贡使和商人，由于宋朝的劝告，也不再经过西夏控制的
河西走廊，而绕道海上至宋。总之，西夏统治者中断经由河西走廊的中
西交通，固然给西来的贡使和商人带来了绕道跋涉的艰难，但同时也使
自己蒙受了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损失。这是西夏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三、西夏的货币
随着西夏商业的发展，作为流通的重要手段货币大体上有两类：一
类是本国铸造的西夏货币；另一类是从宋、金进口的货币。本国铸造的
货币最早为景宗元昊时天授通宝（汉字书），最晚的为神宗遵顼时的光
定元宝（汉字书），除献宗德旺和末主■两代未铸钱外，其余各朝均铸
有货币。其中又以仁宗仁孝时铸造得最多。仁孝时还设有通济监的机构
进行铸造。据清人吴广成记载：
“自茶山铁冶入于‘中国’，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西大
铁钱为用。及金人据关右。置兰州等处榷场，若以‘中国’钱贸易，
价辙倍增，商人苦之。仁孝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
铸天盛永（应为元字之讹）宝钱，与金正隆元宝钱并用。金主禁之，
② 《金史》卷134，《西夏纪》：“（大定十二年）上谓宰臣曰：‘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
有用也’。乃减婴保安、兰州榷场”。
③ 《西夏书事》卷15。
④ 《西夏书事》卷12。
① 《宋史》卷492，《吐蕃传》。
仁孝再表请，乃许通行”①。
据此可知，仁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而需要设立专
门机构铸造数量较多的货币，来满足日益发展的商业流通的需要。
西夏货币可分为两种，一种为西夏文钱，计有毅宗谅祚时的“福圣
宝钱”（西夏字作“■■■■”），谅祚或乾顺时的“天祐宝钱”（西
夏字作“■■■■”），惠宗秉常时的“大安宝钱”（西夏字作“■■
■■”），桓宗纯■时的“天庆宝钱”（西夏字作“■■■■”），等
等。另一种为汉文钱，计有元昊时期的“天授通宝”，秉常时期“元德
通宝”，仁孝时期的“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纯祐时的“天庆元
宝”，襄宗安全时的“皇建元宝”，神宗遵顼时的“光定元宝”，等等。
由于西夏缺乏铜、铁，从而使其货币的铸造受到限制，其所铸的有
限货币，是无从满足其市场的需要的，必须自宋金进口大量的货币。这
从西夏遗址和墓葬发掘出大量的宋、金货币得到佐证。
西夏货币除大量铜钱外，还有少量的铁钱和银币。
总之，由于西夏社会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了绝对的支配统
治地位，其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限，因此，其货币的铸造与发行，自然要
受到很大的制约，这是西夏货币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
① 《西夏书事》卷36。
第八章 西夏的文化
第一节 西夏文化与河陇文化
关于西夏文化的来源，在原苏联的学者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
即认为西夏文化是“源于中亚细亚各族人民的文化”。是“独立发展起
来的，自成一体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因为第一，
“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①。我们在研究任何国家文
化的来源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其本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状。其次，要
考虑其周边邻国文化对它的影响，而不是远离本国的什么文化影响；第
二，这种看法与实际历史情况也是不相符合的。
如前所述，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及吐蕃、回鹘文化的影响。
但以汉文化为主，正如北宋大臣富弼所指出：“得中国土地，役中
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
车属，行中国法令”②。所谓汉文化，一般指中原王朝——唐宋文化，实
际上汉文化还包涵汉末以来的河陇文化。
何谓河陇文化？概括地说，是指河西陇右地区所保存的中原学术文
化。所谓河西，即泛指黄河以西地区。唐景云二年（公元711 年）曾置
河西节度使，为开元、天宝年间的十节度之一。其辖境相当于今甘肃河
西走廊，包括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所谓陇右，即泛指陇山以
西，新疆乌鲁木齐以东，以及青海东北部地带。这里的陇右概念“即晋
秦州之地，介于雍凉间者”①。
河陇文化，早在东汉末年即已存在，发展至前凉张轨时，明显进入
了它的兴盛时期。宋末元初著名的史学家马端临指出：
“（河西）自东汉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州不殊，窦融、张轨，
乘时多难，保有其地。融值光武中兴，亟归版图，而轨遂割据累世，
其后，又有吕光、秃发、沮渠之徒，迭据其土，小者称王，大者僭
号。盖其地势险僻，可以自保于一隅，货贿殷富，可以无求于中土，
故五凉相继，虽夷夏不同，而其所以为国者，经制文物，俱能仿效
中华，与五胡角立，中州人士之避难流徙者多往依之，盖其风土可
乐而此”②。
这种兴盛的势头大体上持续到中唐以前。
河陇文化具有它独有的特点。其特点之一是在公立学校沦废的情况
下，主要通过家世代代相传；特点之二是本地学术世家同外来儒学英才
相结合；特点之三，是具有显著的地域性。
河陇文化在我国历史上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具体地说作用有二：
第一，它是隋唐制度三大渊源之一。所谓三大渊源，即渊源于魏、齐、
梁、陈和魏、周。三源之中，尤其是北魏、北齐与河西文化有着密不可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 卷本第655 页，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
② 《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
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
② 《文献通考》卷322，《舆地考》。
分的关系。北魏统一河西，拓跋焘对河西儒士“皆礼而用”③，其典章制
度明显受了河西文化的影响。“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
移保存于凉州—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
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魏、齐之源，
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①；第二，保存延续了中原文化。秦凉诸州西北
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
度，承前启后，继续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②。
河陇文化发展至安史之乱以后情况如何呢？史学家马端临云：
“唐自安史之乱，西北土地皆不能如旧？ 。独西陲沦于吐蕃，
遂有夷夏之分，致使数百年中华衣冠之地，复变为左衽不能自拔。
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然不过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
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财货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
南事宋，仅足以自存。然则凉州之地，自夷变为夏始于汉而殷富者
数百年，自夏复变为夷始于唐而沦荒者复数百年，谓唐之土地而过
于汉者，非要终之论也”③。
在马氏看来，自汉至初唐数百年间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之地，由于“自
夷变夏，”民殷物阜，文化发达，为河陇文化的兴旺发达时期，但自中
唐以后，河西地区由于吐蕃、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割据，“自夏复
变为夷”时这一带的经济和文化破坏很大，“沦荒者复数百年”，河陇
文化因此中断，应当否定。这种带有民族偏见的看法，显然与当时的历
史实际不相符合的。实际上河西陇文化自唐安史之乱经五代至宋，并未
因吐蕃、回鹘、西夏等少数民族相继建立地方割据政权而中断，相反，
为他们所继承。北宋史学家欧阳修指出：
安禄山之乱，肃宗起灵武，悉召河西兵赴难，而吐蕃攻陷河西
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虏。文宗时尝遣使者至西域，见甘、凉、瓜、
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虏人见唐使者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尤念
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宝时陷虏者子孙，其语言稍变而衣服犹不
改。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分侵其地，而不有其
人民，值中国衰乱，不能抚有，惟甘、凉、瓜、沙州通于中国，其
州为回鹘牙，而凉、瓜、沙之州犹称唐官，数来请命”①。
这说明自安史之乱至五代之时，河西地区的文化并未“自夏变夷”，显
然当地人民在语言方面有所变化，但在衣着和官制等方面同中原王朝仍
然保持了一致性。
西夏统一河西等地之后，同样并未中断河陇文化，其统治者为了适
应其封建化的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儒学②，宏扬了佛学。使儒
学和佛学成为加强其统治的不可或阙的两种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
柱。
③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3。
①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
②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
③ 《文献通考》卷322，《舆地考》。
① 《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
② 参阅拙著：《略论西夏文化同河陇文化的关系》，载《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出版。
第二节 西夏的儒学
一、儒学兴盛的原因
元人虞集在为西夏儒学大师斡道冲作画像赞时指出：
“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
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顾瞻学宫，
遗像斯在，国废时运，人鲜克知”①。
虞集的这段赞语，不仅讴歌了西夏儒学大师斡道冲宏扬儒学的历史功
绩，而且还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西夏人尊儒、崇儒、把孔子当作偶像崇拜，
以及学习研究儒家经典，领会宣传其基本思想和精神，早已蔚然成风。
西夏儒学，早在李继迁、李德明建立夏州地方政权之时，便得到了
统治者的重视。如李继迁叛宋自立后，注意招抚受过儒学教育的汉人知
识分子为其所用。“（何）宪灵州人，保吉（继迁）破州城时得之，爱
其才，使掌兵？ 。”②。李德明时，曾“潜没中官”和“曲延儒士”，表
明他在继续推引继迁的崇儒用儒政策，并在此基础之上又有所发展。
西夏建国后，其儒学经过景宗元昊、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
顺诸帝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时，便盛况空前，建树突出。西夏儒学之
所以日益兴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适应西夏社会封建化的需要。如众所知，西夏社会发展至景
宗元昊之时，已经进入封建制阶段（尽管还存在着奴隶制，甚至原始社
会的残余）。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