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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是三国这段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的历史中难得的君子，难得的“仁者”，而却又都是在三国这个大赌场上最先被淘汰出局的人。
此人名叫刘虞，字伯安，东汉皇室成员，出自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九个儿子东海恭王刘强一支，是东海恭王刘强的六世孙。不是熟读三国的人，恐怕很少有人记得这个名字，但在前三国时代，他也委实风光过一段，并在众多东汉皇室旁支中，属于出类拔萃的人物。
刘虞的祖父刘嘉，曾任光禄勋，父亲刘舒，官任丹阳太守。但是，他并没有靠祖父的荫蔽，年轻时只在郯县任户曹小官，官任郎中，之后由于讨伐黄巾贼和乌丸有功，累升至幽州刺史、甘陵相。在前三国时代，各路诸侯都是靠着镇压黄巾军或是抵抗少数民族入侵而积攒起自己的势力的，不过，刘虞讨伐叛逆的手段却与别人颇有不同。例如，平定张举、张纯的叛乱，就几乎是兵不血刃。
史载：“前中山相张纯私谓前太山太守张举曰：‘今乌桓既畔，皆愿为乱，凉州贼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阳人妻生子两头，此汉祚衰尽，天下有两主之征也。子若与吾共率乌桓之觽以起兵，庶几可定大业。’举因然之。四年，纯等遂与乌桓大人共连盟，攻蓟下，燔烧城郭，虏略百姓，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觽至十余万，屯肥如。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移书州郡，云举当代汉，告天子避位，公卿奉迎。纯又使乌桓峭王等步骑五万，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杀害吏民。”
首先是联络外敌，之后又自称皇帝，布告四方，攻城略地，不可一世。这样的强人，非得勇冠三军，用兵如神的人不能破之。而刘虞自当官以来，一直是以政事为重，军事并不是他的所长。但是“朝廷以虞威信素着，恩积北方，明年，复拜幽州牧。”就要派他平乱，刘虞忠于汉室，自然也就迎难而上，可是，他到任之后，却并不是马上整饬军马，准备打仗，而是“虞到蓟，罢省屯兵，务广恩信。”这看起来有点书呆子气，却是刘虞高超的政治眼光所作出的决定，因为“二张”的作乱，打得旗号，就是说“又洛阳人妻生子两头，此汉祚衰尽，天下有两主之征也。”明白的说汉朝的命数到头了，这也是利用人们对于汉室威信的不信任，而刘虞所作的，就是要恢复朝廷在老百姓和少数民族之中的威望，这绝对是对叛军的致命打击。之后，刘虞又看清二张作乱的主力是乌丸贵族，便“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宽弘，开许善路。”乌丸贵族对于东汉朝廷一向还是服膺的，只是听了内奸的撺掇，才来趁火打劫，一看朝廷并不是快不行了，而且要动真格的，便来个顺坡下驴，首先“撤股”，把二张卖了。刘虞再来个“又设赏购举、纯”，二张便只有落得个“举、纯走出塞，余皆降散。纯为其客王政所杀，送首诣虞。”的下场。
立了这样的大功，“灵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刘虞成了各地汉室宗亲中最为显赫的一个，威望也与日俱增。到了董卓把持朝政的时候，为了笼络于他，便“遣使者授虞大司马，进封襄贲侯”。在“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之时，董卓杀害了联军盟主袁绍的叔叔袁隗，又让刘虞“复征代袁隗为太傅”。不过，幽州里首都洛阳甚远，对这些封号都是“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达”，刘虞也没有理会这些，当各路诸侯都在争夺地盘、名位的时候，他所关心的是“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时处处断绝，委输不至”，而所作针对的措施，不是去扩展领地，而是“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巿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一个边远荒蛮之地，逐渐成为河北地区的经济军事要地，可刘虞自己，身居三公高位，坐拥百万庶民，却是“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以至于“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相对于其他诸侯，有了点地盘就穷奢极欲，刘虞无疑是极为异类了。
具有极高的政治素养和人格魅力，这样的人，若在治世，即使不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也会如海瑞、于谦之类成为“留得清白在人间”的典范，为人所敬仰。但是，在天下分崩的乱世，需要的却是智勇双全，行事不择手段的枭雄，只要能够成就王霸之业，什么规矩和道德都是不用遵守的。刘虞这样的君子，在这段历史里，就成了拘泥于小节的“笨伯”，在他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也开始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征讨董卓的联军开始内讧的时候，刘虞作了几件事，无一不是君子仁臣的所为，但也开始了他步向死亡的路途。其一，就是“冀州刺史韩馥、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长者，欲立为主。乃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赍议，上虞尊号。”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众多实力派要拥立刘虞位皇帝，取代那个被董卓玩于鼓掌之中的汉献帝。这事对于刘虞来说，可谓有利无害，首先，他是汉室宗亲，又位列三公，称帝的合法性是比较充足的，其次，是别人拥立他为帝，既是事有不测，首先倒霉的是袁绍、韩馥等人，他自可以再回到幽州，再次，一旦成功，刘虞就是光武帝第二，好处是自不待言的。
但是，刘虞极为决绝的拒绝了，把那些让他当皇帝的人骂了个狗血淋头：“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暞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按封建社会的伦理，作为“纯臣”，面对这种诱惑，不但要拒绝，而且一定要极为坚决，最好就是要打骂对方一顿。可是，在乱世当中，就要婉转一些，不要过于得罪人，刘虞这一骂，得罪的人可就多了，日后他的无所依傍，就从这时开始。
接着，拥立他为帝不成，“馥等又请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复不听。遂收斩使人”，这就更过分了，不错，尚书之职应该朝廷封受，可现在朝廷是这般光景，何必这么计较？君不见多少人占了地盘就“自领”官职？可刘虞不但不自领，反而把劝他的使者给杀了，得罪人算是到了家。
自然，对外结怨，内部如果稳固，也还可自保，可刘虞的“眼里不揉沙子”，却使得祸起萧墙。
与刘虞屡屡发生冲突，并最后结果刘虞的，就是著名的“白马将军”公孙瓒。这公孙瓒在《演义》里因为刘备的关系被写成正面人物，而在历史上是在不怎么样。“初，诏令公孙瓒讨乌桓，受虞节度。瓒但务会徒觽以自强大，而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而虞为政仁爱，念利民物，由是与瓒渐不相平。”公孙瓒喜欢侵扰百姓，与刘虞的爱民正好针对。如果是枭雄，这根本不算什么，百姓值多少钱一斤？能有公孙瓒这样的勇将辅佐，才是重要的。可刘虞却是认为“民为重”，倒和公孙瓒闹翻了。
可最后让他们彻底敌对的导火索，还是在拒绝称帝之后“选掾右北平田畴、从事鲜于银蒙险闲行，奉使长安。献帝既思东归，见畴等大悦。时虞子和为侍中，因此遣和潜从武关出，告虞将兵来迎”，可是“道由南阳，后将军袁术闻其状，遂质和，使报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数千骑就和奉迎天子，而术竟不遣之”，这时候“公孙瓒知术诈，固止虞遣兵，虞不从，瓒乃阴劝术执和，使夺其兵，自是与瓒仇怨益深。”这个事件充分展现了公孙瓒两面三刀的枭雄气质，刘虞本要迎接皇帝，不但被袁术破坏，反而看到公孙瓒算计自己，对公孙瓒就完全看作是敌人了。接着，又因为刘虞不许公孙瓒连年与袁绍作战，导致“瓒怒，屡违节度，又复侵犯百姓。虞所赉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积不能禁，乃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瓒亦上虞禀粮不周，二奏交驰，互相非毁，朝廷依违而已。瓒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
公孙瓒不但侵扰百姓，而且劫夺刘虞送给少数民族的礼物，既破坏安民政策，又破坏对外邦交，对于刘虞来说，公孙瓒这样的罪行，上奏朝廷无效，除了与他针锋相对的打仗，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于是，“四年冬，遂自率诸屯兵觽合十万人以攻瓒”，君子被激怒了，但愤怒的君子还不失君子本色，“戒军士曰：‘无伤余人，杀一伯珪而已。’”
到了这个时候还想着不伤及无辜，犯了兵家大忌。“兵者，凶器也”，只要用兵，就不能心慈手软，曹操攻徐州，动不动就屠城，才吓得陶谦军无斗志，要不是后院起火，徐州唾手可得。打仗如果顾及平民生死，就会束手束脚，如果敌方再无所顾忌，失败就难免的了。看看当年日军侵华和现在的美军攻伊，就知道有顾忌和无所顾忌的区别了。
战争初期，对于刘虞极为有利，首先是兵马比公孙瓒多，其次“瓒时部曲放散在外”，如果全力攻城，公孙瓒必死无疑，可是，“虞兵不习战，又爱人庐舍，不听焚烧，急攻围不下”，都打起来了，还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虽不失君子仁者所为，却无法克敌。
战场上你死我活，你不能克敌，敌人就要想法子克你了。久经沙场的公孙瓒于是“乃简募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一下子“虞遂大败，与官属北奔居庸县”。公孙瓒“宜将剩勇追穷寇”，“瓒追攻之，三日城陷，遂执虞并妻子还蓟，犹使领州文书。”
刘虞落在了公孙瓒手中，自然是难免一死，而死前却也受尽屈辱，先是罪名定的窝火，竟然是“虞前与袁绍等欲称尊号”，这可真是冤枉，可没办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后在刑场上，公孙瓒居然说：“若虞应为天子者，天当风雨以相救。”这是在临死前都要拿刘虞寻开心，当时“时旱埶炎盛”，自然不会有风雨，于是“遂斩焉，传首京师”。虽然，不但常山相孙瑾、掾官张瓒等“相与就虞，骂瓒极口，然后同死”，而且“百姓流旧，莫不痛惜焉”，但刘虞还是死了。
可怜刘虞一代君子，就这么死在了在三国中各方面能力都只能在中流的公孙瓒手中，辛苦经营的幽州也归了公孙瓒，他欲保护黎民，可因为他的死，倒让黎民又受了多年战乱之苦，直到曹操打败袁绍，评定了河北，才安定下来。其时，已经是刘虞被杀害十余年之后了。
这样的君子下场如此凄惨，向对于那些视万民如猪狗的枭雄的成功，《三国》给人的正面的教谕实在是不多，难免让人认为宽厚仁和会遭到失败，残忍阴险才能成功，若以这样来看，不但“老不看三国”，少也是不宜看三国的。
龙沙独行者——班超
〔文／六朝人物〕
公元33年——耶稣基督巡游传教并被钉上十字架那一年，一个男婴班超降生在关西地区一个儒者之家。这一家的始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宰相）子文。在楚语中，“班”这个字的本意是“老虎”，传说这个家族的始祖子文是被一只母虎喂养大的。这也许暗示了这一族人内在的勇猛弘毅的素质。秦灭楚后，子文的后代迁往北方的边境晋、代之间，从此以班为姓氏。这一家出过很多“任侠雄边”的人物，后来，班固因此不无自夸地说自己的家族“家本北边，志节慷慨”。然而到了此时，这种素质已被掩藏在修身养性的儒家礼仪之下。关西素以民风刚健，好勇斗狠而著称，而他的家庭数代以来一直以书香门第著称，其父班彪更是当时最著名的“儒学大师”。
这种差异在班超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也被培养成一个儒生，从小接受父亲严格的教诲，饱读诗书，但相比他那天才早慧的哥哥班固及妹妹班昭，他被称道的美德只是对长辈孝敬恭谨和不辞劳苦，在学问方面似乎乏善可陈。而他的不修细行、疏朗豪迈更使他成为家族中的另类。父亲死后家庭生计陷入困境，班固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潜心修业，而养家的担子落到了班超的身上。
突然降临的灾祸改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班固被人诬告，以私修国史的罪名逮捕进京。班超随之进京营救，他向皇帝上书鸣冤，并得到召见，他的胆略和口才使汉明帝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能也是因此，明帝亲自审查了那些被指控为“大逆不道”的著作。由此，班固因祸得福，被提拔为兰台令史，负责国史的编修工作，日后，他以一部《汉书》回报了这个王朝。后来明帝召见班固时，问起了他那个侃侃而谈的弟弟，听说班超只是靠为别人抄书为生，明帝也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