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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不可能象现在那样累死累活写上几百万字的小说。然后把18禁的场面描写的仔细来仔细去的。对一年四季在小茅庐中冬三九夏三伏黄卷青灯暮鼓晨钟皓首穷经已经敏感到能对着“女”字自爽了的书生来说。当唐主的香艳词一出笼。简直就是救人水火。一个“一向偎人颤”就掀起了一次不小的浪潮。导致青楼楚馆的生意锐减。社会治安得到平伏，其中性犯罪减少99％。
大部分书生们穷尽一生都不可能有一位穿“金缕鞋偎人颤的奴家”。在想象中得到满足总比没有满足好。所以要感谢皇帝给他们一个想象的支点。更何况，想想看，要是爱民如子的皇上不说有金缕鞋这个东西，谁知道那有多刺激。要是皇帝不说沙衣有多透有多诱人，谁知道原来内衣也是一门学问。要是皇上对这类后宫生活只字不提，谁还能如此真切地意淫娘娘、宫女。更别提把自己设想成皇帝那样，御女无数。而这些陛下都白纸黑字给大家说明了，谁还怀疑咱们的皇上不把自己（每个读者）当自己人呢。一想到这个，众人寝食难安，这么多宫女，这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啊。该多少年才能把所有方式都穷尽呢？怎么也不能对不起皇帝陛下，纷纷掀开裤裆，敬礼并大呼“大唐皇帝万岁万万岁”，以谢皇恩。
不过问题也是有的，有些人看多了词，日思夜想，便试着在乡野村姑找点感觉，虽绝没敢以常日里见到的那些乡野村姑比作穿金缕鞋偎人颤的奴家。本以为吹灯拔蜡，就是与奴家调情了。可惜别的都好想象，只是进程到了内衣上，这就出了破绽。那位宫里的奴家就算长相不如何可此刻灯也吹了。重点的是“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光滑的丝绸，比肌肤更加令人心颤。（其实不少人真正羡慕的是那身丝绸而已。）乡野村妇全部粗麻棉布。一摸到麻里不叽的内衣，便令情调大跌。
未几，那些妇人们想出了道道，纷纷跑去种桑树养蚕。几年后丝绸大丰收，为江南的丝绸业地位奠定了基础。日后那些“物质决定精神论者”是万万不肯承认丝绸的发展真实原因是由于它的性感。更不肯承认以昏庸著称的李煜一手促成丝绸业的发达。等到人们开始穿上丝绸时候，他已是宋的亡国君了。不但见不到盛况，这些政绩也都被赵匡胤窃取。公然宣称在其统治下，“国朝的文化与经济正经历着千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期，其中丝绸产量处于历史最高。同比增长300％。这一切都是在伟大、光荣、正确的皇帝陛下的领导下取得的。朝廷的英明政策使得原南唐子民痛定思痛并迅速调整心态投入新时期的农业建设。”
不久之后，后主也已经被赐毒酒而死。再也见不到后主那肆意汪洋充满想象力的文笔，有一阵子，全体原南唐国民非常非常的寂寞，一遍又一遍地温习后主的遗作。直到宋朝廷搬来临安，总算恢复了几分梦回唐朝的感觉。那种夜夜歌舞，亭台楼榭的。繁华往事被勾起，竟感化了当朝的皇帝。宋徽宗终于练成了瘦金体。为此他耗费了大半青春。此体一出，国人又是一怔，但这是后话了。
但往事是无法磨灭的，尽管后主的词已被禁，但每逢佳节，那些念他的词长大的不管是当上了官的和没有当上官的，一面心摇神荡想起过往艰苦岁月，忆苦思甜，竟至性致勃勃，一边又回忆起他们的国君的词。不止一回的焚香更衣在案头摆上国君的词和最诱人的丝绸。又一次掀开裤裆……
只是他们不能理解他们的皇帝其实是一位艺术家。一位彻底的行为艺术家。不但是书生不能理解，隐士也没有看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却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李煜可以不要做“御女狂”、不要做“暴露狂”、不要做“自己人”、不要做“御民者”、不要做“丝绸农业家”、甚至不需要国人的“纪念”。他只需要人们发现他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纯粹的行为艺术家。
不被理解是悲壮的，因此，当喝毒酒那一刻，这位艺术家终于流下了眼泪。翻开中国的古诗词，最杰出的两大词人居然都姓李，一个是宋时遭受乱世流离之苦的李清照，一个是南唐后主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常恨朝来寒重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自是人生常恨水常东……”
但凡中国人，但凡识点字的，对李煜写的词多多少少都会记得一些，一首低吟浅唱的《虞美人》，便可名传千古，让后世人都记住他——这位遭逢灭国之痛，却才情绝世的南唐后主。但也是这首哀唱亡国之痛的词，让李煜丢掉了脑袋。翻开李煜的历史资料，上面写到：
“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南唐中主第六子。徐州人。宋建漫年（961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李煜聪颖过人，博通众艺，书法自创金错刀、摄襟书和拨镫书三体。画山水、墨竹、翎毛，皆清爽不俗，别为一格。又通晓音律，精别雅郑，既自度《念家山曲破》、《振金铃曲破》等曲，又曾与昭惠周后审订《霓裳羽衣曲》残谱。兼以富于藏书，精于鉴赏。诗文俱佳，词则尤负盛名。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这便是这位才绝一代的文人皇帝的短促一生，也是可叹可怜复可悲的一生。
李煜的词，前期绮丽柔靡，有“花间”习气，虽是天然风流，但终究了少了生活的感受，文学价值稍低。李煜后期词作，因为有了切身之痛、灭国之苦，词风凄凉悲壮、意境深远，是绝代之佳作，正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终成为一代词作大家，奠定了其在中国词坛的“王”者地位。并且，为后来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上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和谐，天下间更无人能及了。这样的一位帝王，本应治国治世，却是政治失败，文坛传名，对他来说，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若他泉下有知，是否要说一声：“只愿错生帝王家！”
评价其人，是否以一句“亡国之主，词坛之王”来衡量？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好一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千年之后，再看后主，仍要为他的文采绝倒。亦为他留一声叹息。
布衣干政的悲剧
〔文／夏双刃〕
明末今种诗云：“从来天下事，只在布衣中。”今种便是屈大均的僧名，他还写过两句诗“垄上可能兴大楚，岛中莫便殉田横”。当时明室颠覆，一些仁人志士不忘国恨家仇，如顾炎武、黄宗羲、屈大均等皆隐姓埋名，等待时机。顾炎武更是远赴代北，开荒拓田，以为起事肇基，真是将他的“经世致用”学说发挥到极致了。
其实不仅明末，也不止是末世，即使在太平盛世，也往往不乏这种胸怀大志的布衣。“士”作为一个阶层或者现象，可以上溯到先秦，如春秋时有智退秦师的弦高，战国时代更有崛起于民间却主宰天下的苏秦、张仪。先秦精彩的士人政治对后世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但由于秦代以后的中国更多奉行压制文化的中央集权，布衣之志就总是显得不合时宜，这惘惘不平之气反倒是成就了众多的文学家，如李白、陆游等。
这其中，有两个遥相辉映的例子，也可以说是两个悲剧，因为两位主人公后来都被砍了头。第一个是汉武帝时的王恢，另一个是宋徽宗时的赵良嗣。他们无疑可以作今种所谓“布衣”的典型。
首先，他们都有强烈的家国意识，虽然先于明季，却真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奉行者。王恢不忿于汉朝开国百年之内对匈奴的和亲绥靖政策，上疏力谏在马邑进行诱敌伏击；赵良嗣原名马植，本是辽国的汉人世家大族，却不愿做“富家翁”，秘密联络宋朝使臣，献联金灭辽之计。他们这样做，也应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比如马植入宋后，就曾要求辞职，并阐明自己的“功成身退”思想。这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呵。
其次，他们胆略过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布衣干政十分不易。如马植那般秘密与宋使接洽，须冒极大的风险。而他们所献之计，后来也均被采纳。马邑之战虽因叛徒泄密而无功而返，但汉武帝在此后不久便开始了主动出击，在元狩年间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马植的联金灭辽之计，最后也因宋朝愚蠢地收留张延一事而导发变数，以致弄巧成拙，这一点在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分析得很清楚。
再次，两人均受到当时与历史的不公正对待。由于客观原因而造成事与愿违，皇帝恼羞成怒，只好摘掉两个的脑袋来平息众议。事实上执行方面的不严密才是主要原因。更没想到的是，两人竟然在历史上遭人唾骂：王恢一直被斥为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而马植更为惨酷，居然与童贯、朱勔、秦桧等人一同被列入“佞臣传”。
这使人想起“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老话。假使他们策划的事情最终获得成功，当然会流芳百世。但个人的渺小与悲哀正在于此，尤其是他们这样优秀的人才，有锐利锋芒，却剑开两刃，总是被使用者伤到自身，然后毁器以泄愤。
在帝权时代，这种布衣之志实在是很危险的。如王恢、马植这般能象自己的想法达于朝堂之上，然后付诸实施，已是极不容易了。而更多的优秀人才及奇谋妙策，国家根本就不屑一顾。如李白，他的理想难道就是诗人吗？但皇帝视之如声伎。再如北宋的陈东，他不过率青年才俊振臂一呼而已，救亡也好，惩奸也好……皇帝却毫不犹豫地将他砍头。这样看来，王恢、马植实已无须遗憾了。
谁明浪子心——娱乐圈里外的柳永
〔文／丛珺〕
柳永出生在官宦世家，在这一点上并不是我们想当然中的那样，以为他是一个出身社会底层的娱乐圈浪子。
其父柳宜先是在南唐做官，官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和监察部副职，宋灭南唐，他先是在沂州费县做过县长，后复通过宋太宗雍熙二年领导干部公选（科举）为进士，官至建设、水利、交通联合部副部长（工部侍郎）。柳永弟兄三人，哥哥柳三复、柳三接和他都以文名著，时文化圈中称其哥仨为“柳氏三绝”；三复、三接都是参加公开选拔领导（科举考进士）以硬本事考出来入仕的。柳永的五个叔叔全都是官场中人，官至副部级以上的就有两位。
从柳永的家世来推断，他在历史上似乎不应该给人留下这么一种印象：一个终身都与妓女纠缠不清的风流浪子。以至于在封建时代，搞得连敢给他作传的人都没了——“宁立千人碑，不做柳永传”，皆缘于柳永没有遵循传统读书人修齐治平的思想，恪守儒家“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人生原则。我们现代人对他形象的错误认识，则缘于我们对那时歌伎这一职业的错误认识，其时的歌伎，绝非目下的“小姐”，相当于现今的歌手。柳永那时的职业，相当于21世纪中国娱乐圈子里的音乐名人，弹得一手好琴，谱写得一手好词曲。要是把柳永放到21世纪的中国，我敢担保票，他绝对红透两岸三地，名扬新马泰以及东南亚整个华人圈子。比之现代任何一个音乐人，柳永的天赋和才气都要高得多，文化底蕴也要深得多。
在那个年代，娱乐业人士不吃香。柳永也想走进官场当个领导，他为此也一直努力奋斗着。在柳永的人生中，他也不是没有机会早一点得到最高领导的赏识而提拔重用，但这一切都因他自身言论的不谨慎，而使得这种机会丧失了。他很年轻时，便踌躇满志地参加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干部公选拔考试，志在必得的他却意外落榜。站在局外人的立场看这件事，我以为这是上天对年轻气盛的柳永的一次善意提醒：“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年轻人在为人做事方面尤其需要低调”。“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可是一向自负的柳永对公选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