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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按皇家的传统，在为所有的儿子取名时以“和”字排辈，最后一字都为带有土部的怪字。这些举动逐渐为人们所注意，一位念一和尚在浙东起义时便打着他的旗号，终于使这位隐藏了几十年的前明龙种遭到了灭顶之灾。化名王士元的朱慈焕全家被捕，他的妻妾和女儿都自缢而死，男性家人无一漏网。朱慈灿否认自己参与造反，他对主审官说：“今上有三大恩于前朝：流贼乱我国家，今上诛灭流贼，与我家报仇，一也；凡我先朝子孙，从不杀害，二也；吾家祖宗坟墓，今上躬行祭奠命人洒扫，三也。况吾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发皆白，乃不做反于三藩叛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且所谓叛乱者，必先占据城池，集屯粮草，招兵买马，打造盔甲。吾曾有一于此乎？”话说得合情合理，而且也确实没有他参与造反的证据，可是，他承认了自己是前明皇子，就只能是死路一条。康熙皇帝又玩起了多尔衮的那一套，拒不承认朱慈焕的真实身份。清廷九卿审讯之后奏报：“朱三供系崇祯第四子。查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14年身故。又遵旨传唤明代年老太监，俱不认识。朱三名系假冒，朱三父子应凌迟处死。”
所有明末清初的史籍都记载崇祯第四子并没有在崇祯14年亡故，而已经事过60多年的老太监且不说是真是假，即使是真，又如何认得当年的皇子？可惜，杀机已现，断难挽回，这些连康熙自己都骗不了的证据就把“王老先生”朱慈焕全家送上了黄泉路，朱慈焕凌迟处死，所有子孙除死于狱中的，全部斩立决。（以上载于《鸡林旧闻录》和《清圣祖仁宗实录》）
至此，崇祯皇帝的子孙彻底被消灭，而且全都是以不是他的子孙的名义被消灭。清朝皇帝一直在高唱举逸兴绝，善待前朝帝裔，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宽仁大度和守礼好古，康熙皇帝还表示过：“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受以职衔，裨其世受祀事。”但当真的前明后裔出现的时候，便开始“叶公好龙”了，都聪明的用不承认身份的办法来食言，我是说过要保护善待你，可是你不是你，所以我杀你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统治者历来都用这种办法来保持自己的伟光正，我是说过要虚心纳谏，但你说的不是忠言，是诽谤今上，所以你得死；我是说过要人人平等，但你是敌人，所以不能用平等来对待你；我是说过要提倡清廉，但你清廉是在沽名钓誉，所以我要整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承诺所标榜的经常改变，而伟光正是不会改变的。
倒霉的钦差大臣
〔文／张泳〕
太平天国广西起事，咸丰皇帝心急如焚，派出名将林则徐担当钦差大臣出征剿灭，林则徐本来在拉肚子，连日行军病情加重，出师未捷身先亡，不幸死在了半路上。皇帝只好再派钦差大臣，此人叫李星沅，湖南湘阴人，几个月前皇帝召见朝中文武官僚，李星沅表现不错，除了陈述自己为官的政绩外，还流露出浓郁的仁爱之情。正是他的仁爱被咸丰看中，派人给正在家中为母亲做寿的李星沅送了几支东北长白山特大人参，以示皇恩，同时请他出山。
李星沅的仁爱之心，从他对前任广西巡抚郑祖琛的处理上可以看出。朝廷一帮京官对郑祖琛颇多微词，指责他“老朽昏庸，畏事苟安，尤好佞佛，粉饰太平”，奏折递到皇上，咸丰看了大为震怒，要将郑祖琛罢官，流放新疆。或许是惺惺相惜，李星沅觉得这样的处分太过严厉。郑祖琛在官场上周旋了45年，一层层阶梯向上攀援，官至巡抚并不容易，结局却是以70多岁高龄流放西域，到那荒无人烟的沙漠上去等死。这样的时候，需要有人站起来为他说说话。
要为他说话，首先得弄清一些基本事实。调来卷宗一读，发现郑祖琛确实有几分糊涂。广西太平县有个叫王淑元的同知，为官清正廉洁，在百姓中口碑不错。王淑元的祸事，起源于他缉盗擒贼。风高月黑之夜，一帮盗匪偷袭县城，撬门扭锁，大肆抢劫，末了还放火烧毁了几间民宅。王淑元此时正在太平县城巡视，听说来了盗贼，从床上鱼跃而起，带领手下兵勇追出城门，是夜一共活捉了十名盗贼。
谁知道郑祖琛下狱审案，盗贼齐声喊冤，说是第一次偷东西就被捉住，70岁的老母亲在家可怜云云。郑祖琛平生信佛，心肠慈悲，将十名盗贼一起放了。结果盗贼得势更狼狈，发誓要报复王淑元。他们纠集大队人马袭击太平县城，王淑元和他15岁的儿子被活活生擒。盗匪将这对父子带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场地，用刀架在他儿子脖子上，要他交印。王淑元不理睬，盗匪手起刀落，儿子脑袋落地。王淑元亲眼看到此情景，心如刀绞，破口大骂，又被盗匪一顿恶打，拿绳子捆绑起来，布条堵住嘴巴，押着往城外走。途中经过一条河，过渡的当口，王淑元从船上一跃而起，跳入河中投水自尽了。
李星沅掩上卷宗，仰天长叹，身在官场却又心向佛门，是郑大人不幸的根源。身为同僚，李星沅不想落石下井，相反在这种关键时刻，他打算拉前任巡抚一把。在一次向咸丰皇帝上奏折的时候，李星沅提起笔来，在落尾处加了这么一句：“已革巡抚郑祖琛，熟悉情形，请旨允其暂留随营差遣委用……”李星沅没能遂愿，在随谕旨传下的封片上，皇帝亲批了一行蝇头小楷：“速遣已革广西巡抚郑祖琛离营回藉。”
为郑祖琛送行那天，李星沅多喝了几口酒，目送郑祖琛乘坐的轿子沿着河道走了一段，绕过一片树林，消失在远方村落的烟霭之中，李星沅心中升起无尽的感慨：但愿老天保佑，不至于落到郑巡抚的下场。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身在官场，很多事身不由己，由于战事连连失利，加之官场同僚间相互制约，不久他就吞金自杀了。李星沅是聪明人，在官场混了大半辈子，深谙其中的玄机与杀机，在皇帝尚未来得及追究之前，选择死亡无疑是最好结局。咸丰果然没多作追究，依照惯例，予以饰终之典。
李星沅之后，受命钦差大臣的先后有赛尚阿、徐广缙、陆建瀛，结局都不美妙，不是被清廷革职问罪，就是直接被太平军斩首。这些走马灯一般上任的官员，曾经长久主宰过别人的命运，但是面对太平军，他们的命运犹如风中的一片落叶，倏忽间从云端跌入泥淖。这些清廷官员以自己的跌落和殒灭，反照出上流社会里积久而成的颟顸与衰颓。
医多不治龙——从《德宗请脉记》看光绪之死
〔文／章立凡〕
中国老话“龙多不治水”，一语道破政出多门之弊。多年前读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其中全文收录了一份给真龙天子光绪看病的史料——《德宗请脉记》。在清宫档案未整理公开之前，是唯一由当事人公布的重要全程记录。近日重读，感慨系之，盖《官场现形记》之御医版是也。遂作此文，题曰“医多不治龙”。
《德宗请脉记》为清末名医杜钟骏所撰。杜钟骏字子良，江苏江都人，当时为浙江候补知县，经由江西巡抚冯汝骙保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历七月，应召入京为光绪帝治病，其时距驾崩仅三个月。该书系民国七、八年时京华印书局所印，当时作者已在北京悬牌行医。据说杜大夫的曾孙女，就是当今传播界的名人杜宪女士。
关于光绪之死，历来众说纷纭，我对《德宗请脉记》的兴趣亦缘于此。但研读之后，却引发了对封建王朝政治体制的思考。我未谙医道，也没有专门查核清宫医档，故对于光绪死因及这篇私记与档案间的参差，不予置评，只谈读后感。
【一、不求有功，先求无过】
光绪自十年前变法失败被幽禁，忧郁成疾，历经太医院多方治疗，未见好转，反有日益加重的趋势。朝廷不得不向各地征求名医。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焘、杜钟骏、施焕、张彭年等地方名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入宫供奉的。据陈可冀主编《清宫医案研究》的统计，光绪在被囚的十年间，因疾苦而请御医与荐请名医诊疗者达924次，平均每年诊病九十多次。尤其是其末年（1908年），自夏历三月七日至十月廿一日的二百多天内，经御医或外荐名医诊治达260人次。
地方名医一入内廷，也算有了御医身份，给皇上看病，不叫诊脉叫“请脉”。内务府将应召入宫的六位医官排班，每人一天，轮流请脉开方。此前陈秉钧、曹元恒曾分两班供差，两月更换一次，到了病情危重之时，变为六人轮流值日，以致医出多门，方剂日更，病人反倒成了实验品。杜钟骏于1908年8月12日（夏历七月十六日）初次入宫，光绪曾当着慈禧的面，与他探讨自己的病情：
〖皇上又问曰：“予病两三年不愈何故？”予曰：“皇上之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虚者，由来渐矣，臣于外间治病，虚弱类此者，非二百剂药，不能收功；所服之药有效，非十剂八剂，不轻更方。”盖有鉴于日更一医，六日一转而发也。皇上笑曰：“汝言极是，应用何药疗我？”予曰：“先天不足，宜二至丸；后天不足，宜归芍六君汤。”皇上曰：“归芍我吃得不少无效。”予曰：“皇上之言诚是。以臣愚见，本草中常服之药，不过二三百味，贵在君臣配合得宜耳。”皇上笑回：“汝言极是。即照此开方，不必更动。”予唯唯。复向皇太后前跪安而退，皇太后亦曰：“即照此开方。”〗
医家诊脉用药，须有一定的持续性。杜大夫作为一名初入内廷的地方名医，对每天轮流请脉、“人人负责，人人不负责”的当差制度，感到十分困惑，曾向内务府大臣继禄提出质疑：“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此系治病，不比当差，公等何不一言？”继禄的回答更令他一头雾水：“内廷章程，向来如此，予不敢言。”跟外行讲不通，他又去问出身悬壶世家的吏部尚书陆润庠：
〖嗣见陆尚书曰：“公家世代名医，老大人《世补斋》一书，海内传诵，公于医道三折肱矣。六日开一方，彼此不相闻问，有此办法否？我辈此来，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似此医治，必不见功，将来谁执其咎？请公便中一言。”陆公曰：“君不必多虑，内廷之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不便进言。”〗
两位高官的回答都是“向来如此”，杜钟骏在官场“潜规则”前碰了一鼻子灰，得出结论：“此来必无成功也”，只好默然而退。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六日一请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朝廷还优恤有加，赏赐不断。撞钟撞到八月初八日（1908年9月3日），大约继禄也觉得这种治疗方式不妥，当太后向他询问御医们的生活起居时，便乘机进言。慈禧以体恤医官辛劳的名义，下旨延长了治疗周期，还给新御医们发了伙食补贴：
〖外省所保医官六人，著分三班，两人一班，两月一换，在京伺候请脉。张彭年、施焕著为头班；陈秉钧、周景焘著为二班；吕用宾、杜钟骏著为三班，每人每月给饭食银三百五十两，钦此。〗
此项小小的“医疗改革”，似是部分采纳了杜大夫的建议，只是没有明说而已。
【二、医出多门，语存忌讳】
清朝历代皇帝，多以知医自命，光绪也不例外。
医家怕担责任，病家不信任医家，都是医患关系中的大忌。杜钟骏初次请脉后退下拟方，“行未数武，皇上又命内监叮嘱，‘勿改动’”。他刚坐定开方，内监又来云：“万岁爷说你在上面说怎样，即怎样开方，切勿改动。”指陈莲舫而言曰：“勿与彼串起来。”切切叮嘱而去。
除了怕御医私下串通之外，皇帝对药方也不放心。据当时的《申报》披露：“刻下虽有多医请脉，然并不时常服药，上又自明医术，最恶用杜仲、菟丝子两药，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1＇关于光绪对用药的挑剔，杜钟骏还谈到如下情况：
〖一日，予方入值，于院中遇内监，向予竖一大指曰：“你的脉理很好。”予曰：“汝何以知之？”渠曰：“我听万岁爷说的，你的脉案开得好。我告声你，太医开的药，万岁爷往往不吃，你的方子吃过三剂。”言讫如飞而去。〗
《申报》对此也有类似记载：
〖据内监云，近两月来，各医所开药方，皇上辄不愿饮，十剂之中仅服一二剂，独周医（按：指周景焘）之药，颇得圣上欢心，故四日之中已诊三次。“＇2＇〗
由是可知，皇帝吃药看病全凭自己好恶，不遵医嘱，这样身份的病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