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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昔日的王家大族骤然衰败，一蹶不振。王韬怀才不遇、被迫“卖身事夷”的经历更是他对既得利益集团怨恨不已。随着王韬对太平天国了解的加深和受朝廷恩典的幻想的破灭，他原先出自阶级本能的对农民起义的仇恨，逐渐让位于一种权衡局势、权衡得失的自觉利益选择。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大胆起用了以陈玉成、李秀成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将领，再度解除了清军对天京的围困，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太平军将领忠王李秀成乘胜追击，举兵东征，攻占了江浙大片土地，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1860年8月，李秀成部下蔡元隆、郜永宽诸人部队三面围攻上海，焚毁江海关，先锋直逼英法租界，几乎上海已是太平军的囊中之物。
居住在上海的士绅地主、富贾商人们视太平军的到来如同洪水猛兽一般，纷纷典当财产、举家仓皇向北方逃难。而王韬却在此时反其其道而行之。既然得不到清政府的垂青，那么自己就没有理由去做大清的陪葬品，何不来一次政治赌博，向太平军示好。更何况与他经历相似、1854年和他在墨海书馆一起共事过的洪仁缃褚言旧晌教旃母赏酰芾沓ㄇ阋皇薄Ｕ饬钔蹊合勰讲灰眩币捕蕴教旃痪幸桓竦挠萌苏卟撕酶小�
1861年冬天，因为老母亲病危，王韬回乡探视。当时甫里正处于苏福省的管辖范围之内，于是王韬便有机会与太平军官员进行接触。通过地方乡官的介绍，王韬结识了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1862年2月2日，王韬再也按捺不住对新政权献计图功的冲动，以“黄畹”名、“兰卿”字向刘肇钧上书一封，并希望他看后能够转交给忠王李秀成。
可惜的是太平军进攻上海的策略已定，加之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军务繁忙，把王韬的上书一直压在军营之中，没来得及将此书进呈给忠王。所以实际上王韬的再次上书的尝试还是失败了。
更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后来。1862年4月4日，清军副将熊兆周率领部队并联合洋枪队会攻上海外围的太平军营垒，刘肇钧抵挡不住，带军败退。清军在占领后的搜查中发现了王韬的上书，立即上呈中央。4月25日，清廷降下谕旨，要求迅速缉拿王韬，严加查办。
得知遭到通缉的消息后，王韬先是潜伏于昆山乡间，密而不出。后来在墨海书馆主持人慕维廉的帮助下，派人把王韬接回上海暂避风头。不料王韬的行踪被清廷察觉，很快就有衙门差役到墨海书馆捕人。慕维廉等人又将王韬送到更安全的英国领事馆内。这个时期的王韬显得着实狼狈，终日里胆战心惊，惶恐不安。而老母亲也在此时撒手西去，自己却不能亲自为其收殓送终，这件事情也令王韬抱憾终生。他的不幸遭遇恰好应验了他的一句诗：“乱世文章空贾祸”。
1862年10月4日，王韬在英国领事麦华佗的庇护下化装出走，乘坐英国怡和洋行邮船“鲁纳”号前往香港，从而最终摆脱了清政府的追捕。王韬为自己的这次“越轨”举动付出了远离故土、流亡异域的惨痛代价。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逃至香港之后，王韬进一步深切地体会到西方文明的发达。
后来的欧洲之行更使他接受了一次全方位的西方文化洗礼，这在他思想发展历程上十分重要的。正如美国学者柯文所言：“所有的古老大门统统禁闭，只有打开新门才能获得一切。”王韬失去了旧的一切，却与新的世界相拥抱。他终于完成了个人思想质的飞跃，转变为一名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
透过王韬的例子，我们会发现：在近代，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方世界的路途是多么的遥远，打通中西间交流通道的努力又是多么艰辛。要么作为别人鄙夷的“留学生”，如容闳；要么成为敢于承受千夫所指的“汉奸”，像郭嵩焘；要么狼狈不堪的沦为流亡海外的通缉犯，这正是王韬的道路。在一个缺乏合理平等开明人性化文化传播制度和习惯的国度里，知识分子们往往会被拘束在传统文化的茧壳里面，即使偶尔会有新文化的逸入，也难以长期的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参天的文化大树。只有炮火、奴役才会使人们惊醒，促使大众开始了解外界，像王韬这样得以全面了解世界的知识分子能有几人？各种机缘巧合才促使一个维新思想家王韬的出现。不是被逼的走投无路，谁会踏上沦落天涯的苦命之途？因而，很多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落伍于时代，甚至逆潮流而动，自身虽然有原因，但是，最应该被诅咒应当是可恶的文化专制制度，毕竟人们头脑中的种种观念都是通过制度的途径移植进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韬也算是在文化单向流通中的幸运儿。
历史解读篇
隐藏在正史后面的阴谋论
〔文／马伯庸〕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延熙）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费）祎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害。〗
费祎被刺是蜀国政坛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蜀国自诸葛亮死后所采取的防御性国家战略再起了大变动，蜀国鹰派势力的抬头。这件事单从《费祎传》来看，只是一次偶发事件。但是如果和其他史料联系到一起，这起被刺事件就不那么简单了。
刺杀费文伟的那个郭循，其实是个有来头的人。姜维在进攻西平的时候，将任魏中郎的郭循捉获，后来就把他吸收进了蜀汉的阵营。而且官位做到左将军！要知道，这可是马超、吴懿、向郎曾经做过的位置，足见蜀国对其殊遇之重，不亚于对待夏侯霸。
但是这个人身在蜀营身在魏，资治通鉴卷七十五载：“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足见此人用心良苦，先以恭顺态度取得蜀国的信任，然后再企图刺杀刘禅。最后虽然刘禅没杀掉，总算也拼着性命干掉了蜀国的一名大员。最后连魏国都感动不已，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使其子袭爵。
郭循的费祎刺杀行动，无论时间、地点还是出手的时机，都拿捏的非常准确。很明显并非是心血来潮之举，而是经过了周密策划的。无论如何，这都并非是一起偶然事件。在这其中，有一个人非常值得怀疑，那就是姜维。
姜维与费祎的不和是众所周知的，前者是主伐伐魏的鹰派，而后者则是坚持保守战略的鸽派。在费祎当政期间，“（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可以说姜维被费祎压制的很惨。费祎死后，能够获得最大政治利益的，就是姜维。事实上也是如此，陈寿在三国志姜维传里很有深意地如此记录道：“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短短一行字，姜维迫不及待的欣喜心情昭然若是，路人皆知。
换句话说，费祎的死，姜维是有着充分的动机。
《姜维传》裴注里有载：傅子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脩布衣之业。就是说姜维这个人，对功名很执著，而且不象《三国演义》里一样是个楞青头，反而很有城府，好“阴养死士”。至于偷着搜罗这些死士是做什么用的，就不好说了。再回过头来仔细研究郭循的履历我们会发现。最初将他带进蜀中的人，恰好正是姜维，而郭循的所做所为，也完全符合死士的行为模式：他在众目暌睽的岁初大会上刺杀了费文伟，摆明了他自己就是拼个同归于尽，不想活着回去。这两条证据合在一起推测，再加上动机的充分性，结论就不难得出。
综合上述种种迹象不难发现，整个刺杀事件的形成是这样：最初是姜维拿获了魏中郎将郭循，并收罗了他做为自己的死士。而郭循出于自己的想法（刺杀汉主），也答应与姜维合作，于是两个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达成了协议。郭循一面表面上表示恭顺，并得到了左将军的高位与高层的信任，一面暗中伺机刺杀汉主（这个想法姜维也许并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未必会认真去阻止）。当他发现机会实在太少的时候，就把目标转向了“信新附太过”的政界一把手费文伟，而这正是姜维的初衷。结果岁末大会上，他们两个人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
虽然缺乏最直接的证据证明姜维与这起刺杀事件有什么牵连，历史资料也只给出了残缺不全的几个点，但从动机、能力、条件和其一贯作风中仍旧可以推测的出姜维与费祎之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西晋一次盗墓事件说起……
〔文／悍马狂飙〕
这是一部在地下沉睡了500多年的史书，当战国时代魏国的那位史官在用冷静客观，甚至可以说冷酷的笔触写下这部史书的时候，他必定不会想到，自己的这部作品却成了颠覆儒家主流史学话语的惊世之作。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也有种说法为太康元年或者咸宁五年（279），在汲郡（今河南卫辉市西南）有人盗掘魏国古墓，结果发现了一大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据统计有十几万字，这就是对后世学术史有重大影响的“汲冢书”，西晋政府相当重视，派一批学者进行了整理研究，从这批竹简中整理出来的就有这部著名的《竹书纪年》。
这部编年体的史书记载了从皇帝到战国魏襄王20年（前299）之间的历史，是古代唯一一部未遭秦火和儒家篡改的编年体通史。其记载能与甲骨文、金文、《史记》、《春秋》等多方面的资料相印证，真实可信，并且能够纠正现存史书的谬误，如《史记》中关于战国年表中的混乱错误，后世史学家通过《竹书纪年》重定年表，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不可或缺的主要依据。《竹书纪年》的出土和整理，还刺激了晋代史学的发展，编年体史书大量出现，比如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孙盛的《晋阳秋》、檀道鸾的《续晋阳秋》、干宝《晋纪》、陆机《晋纪》、刘谦之《晋纪》、裴松之《晋纪》等等，史学彻底从经学中独立出来，在南朝时成为独立的学科，《竹书纪年》在晋代这一学术转变中与有功焉。
然而更大的意义是：《竹书纪年》的发现，是对以儒家历史观为根基的春秋——左传——国语系统和后世的《史记》——《汉书》系统的一次重大颠覆（《史记》作者司马迁虽然并非儒家，但其历史观受儒家影响至深却是事实）。根据《晋书·束皙王接列传》记载，与后世儒家经典大异的有：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这是对儒家的上古史学体系的一次八级地震般的颠覆。原先被儒家形容得穆穆雍雍、和谐谦让的所谓“禅让”，竟然是“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其实这也不是儒家的谎言第一次被揭穿了：“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难》）
商代的伊尹是有商一代著名的辅臣，儒家的历史评论中是这样描写他的：新继承王位的太甲不听伊尹的劝谏，暴虐乱德，于是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三年，自己摄政，后来太甲悔改从善，于是伊尹将他迎回而授之政（《礼记·缁衣》）。伊尹也就这样成了贤相忠臣的典范。然而《竹书》一下揭穿了这个天大的谎言：伊尹想篡位自立，于是监禁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的太甲找机会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将一个篡位谋政的枭雄说成是大公无私的圣人，儒家史学在这里简直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这种情况其实也并非没有人怀疑，以厚黑学闻名于世的李宗吾就对儒家的史学体系提出过质疑：“世间顶怪的东西，要算圣人，三代以上，产生最多，层见叠出，同时可以产生许多圣人。三代以下，就绝了种，并莫产出一个……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无圣人，这是古今最大怪事。”仅仅用“礼崩乐坏”来解释恐怕更是难以自圆其说。真实原因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了：上古时代根本不是儒家说的那么淳朴，而是与后世宫廷政治一样的血腥，但是儒家根据自己的见解，孔子为了宣传古世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今世的“礼崩乐坏”相比较，不惜篡改古史，搞什么“一字褒贬”、“为尊者讳”等等，孔子因此就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依照我的理解，或许有部分原因正是对自己“春秋笔法”的某种愧疚。
欧阳修自负“上法春秋”，在《新五代史》唐本纪上赫然写着“契丹立晋”，成了后世的笑柄，春秋笔法误人，一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