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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业悲愤莫名，杨业自投降宋朝后，一心愿为大宋建功立业。却屡屡遭受排挤，一个忠臣，或者想当忠臣的人最大的痛苦是，得不到上司和同僚的理解，耿耿此心无处可表，反而被他们所害。可以想象，这个时候杨业真正是心碎欲裂。
杨业被俘后叹息说：“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辽国将帅都劝杨业投降，被杨业拒绝，绝食三日而亡。
后来民间戏曲、小说说杨业当时是头撞李陵碑而死，李陵是汉朝大将，也因主帅陷害，孤军作战，被匈奴大军包围，在走投无路之际，投降了匈奴。汉武帝以为李陵尽节阵亡，为他立碑纪念。但不久，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传到汉廷，汉武帝恼羞成怒，将李陵的家属尽行诛杀，太史公司马迁说了几句为李陵辩解的话，也惨遭腐刑。
杨业与李陵遭遇相同，但是杨业宁死不降，其境界又不知超出李陵几许，民间舆论将他和李陵的故事放在一起，更突出了杨业事迹的悲壮。
杨业死后，宋廷旌表杨业“尽力死敌，立节迈伦，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求之古人，何以如此！”（《宋史·杨业传》），评价相当高，并给杨家以丰厚馈赠，“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瑰、延贵、延彬并为殿直”，令杨家其余六子都入朝为官。
杨业之死死得壮烈，确实让人感到痛惜。
潘美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责任就在他身为统帅，未能有力节制王侁的轻敌妄动。但是如果说把责任全部都归于潘美，这也与事实不符。
这是因为王侁——这个造成杨业之死的主要责任人，他具有特殊的身份，他是随军护军，负有直接对皇帝提供军情的特权，而不是统帅的下属，潘美对他只能尊重，这也是导致潘美指挥失误的重要原因。
再从潘美和杨业二人的身份和关系看，似乎也难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个人恩冤。潘美是开国元勋，是赵宋王朝建立一代基业的最基本骨干。这样的人物，要说对他宋王室怀有逆志，于大敌当前，自毁长城，陷害自己属下的大将，那是难以想象的。
据一些野史笔记记载，潘美此人为人还是比较厚道的，如《随手杂录》、《默记》中记载，赵匡胤夺取皇位初入宫时，见一宫女抱着一个小孩，问之，宫女答道：“是世宗的幼子。”赵普等人说：“杀掉算了。”潘美在旁不语，赵匡胤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
潘美于是向赵匡胤要求自己来收养这个孩子，把他抱回了自己家中，改姓潘，取名惟吉，赵匡胤后来也不问，潘美也不复言，这个孩子长大后也在朝为官。
潘美对已经失势的世宗之后存保护之心，可见此人天良尚存。因而说潘美是奸佞之人理由并不充分。现在所说的潘美是个奸臣，仅仅是“戏说”而已，“戏说”是“戏说”，历史是历史，这两者应该区分清楚。
但是潘美是一位经验丰富、久经沙场的老资格的军事统帅，他应该知道孤军出战将会带来什么后果？而且此行的主要任务只是接应南归民众，没有必要贸然与敌交锋。
杨业的死，虽然出于王侁的胡乱指挥，但潘美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不发一言。而当杨业出发后，作为主将的潘美，不遵守救援杨业的约定，更不制止王侁等人的擅自行动，自己也随王侁一走了之，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潘美的作为，有人认为应该从他的嫉妒心理去理解，杨业是位骁将，素有“天下无敌”之称，其在北汉时，就为赵匡胤、赵光义等器重，太宗千方百计将他收服，对他“密封橐装，赐予甚厚”，以杨业“老于边事”，将守防边关重任交予他，他与辽军交战，屡战屡胜，“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杨业的功绩遭到了宋军中不少将领的妒忌，“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
潘美素以能攻善战自翊，现在来了一位副手却是“天下无敌”，光彩盖过了自己。
嫉妒是一种低贱的情感，常常会扭曲一个人的心灵。
嫉妒的火焰在他胸中燃烧，使他感到自卑和不安全，因而不排除在他潜意识中有让杨业出丑，借此贬低杨业阴暗的一面。这时的潘美仿佛与昔日保护世宗之后的潘美；单刀赴会说服凶悍的陕帅袁彦归顺的潘美；英姿勃发统率大军，平定岭南和江南的潘美判若两人。
可见人性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也不都是优秀的东西，人性本身就充满着悖谬与分裂。
宋军回朝后，王侁、潘美等人为逃避责任，还企图掩盖事实真相。杨业之妻折太君与儿子杨延昭难抑悲愤，将王侁、潘仁美以陷害忠良之罪名告下御状，宋太宗准状，下旨治罪，将王侁、刘文裕罢官，“王侁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
但潘美这个人过去对宋朝的建立功劳甚大，他和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私交甚好，赵光义对潘美公然偏袒，仅仅予以贬官三级的处分，而且第二年就官复原职，这样的处分明显不公。当时朝廷上下，对此议论纷纷，民间舆论更没有放过潘美，在以后民间流传的小说和戏剧中，潘美的故事越编越多，潘美被描写成为一个无德无能、阴险无耻的小人。民间甚至传说，他的后代都愧为潘姓，而改姓为冯。
不过查阅《宋史》，有专门列奸臣之名的《佞幸列传》，潘美不在其中，相反，宋史对潘美的评价很高，潘美被说成是奸臣完全是民间舆论的力量所致。这一方面说明当局的处分不公，自有民间的舆论来偏正，而不以史书是否记载为依据；另一方面也说明，有宋一代，对民间舆论的管制还是比较宽松，对这些毁谤大臣，议论朝政的舆论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一味禁杀打压。
蔡京无反骨
〔文／沙封〕
【一】
《水浒》中的蔡京，我把他当作奸臣、政客来看。但他同时还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一个宋朝历史上无法回避的人物。
蔡京在《水浒》中，出场很少，但“生辰纲”、“花石纲”这些事件，他都是源头端坐的那个人。这个封建王朝唯一任宰辅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四落四起）的历史人物，最后在靖康元年（1126）流放病卒于潭州。令人琢磨的是，在蔡京死后三十五年却与岳飞等同一诏书而平反昭雪，迁墓归葬在枫亭故里，算为落叶归根。施耐庵将这个人物隐写，放在幕后，让蔡京在后来读者的感受里，就如一条隐身在暗处的老黑鱼，让人有高深莫测之感。
然而，后人倾向性在那里，不光是在《水浒》里，官修正史是元朝的《宋史·蔡京传》，野史杂乘是《大宋宣和遗书》、《金瓶梅》等，蔡京总是个祸国殃民的“粉面奸臣”，生前为“太平宰相”，死后却骂为“六贼之首”，这几部书足以使蔡京声名狼藉，遗臭万年。后人从蔡京的书法作品中，不能读出他的阴险奸诈。但是，人们还是用蔡襄代替了蔡京。明书画鉴别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漠（即蔡襄）耳……京笔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由此可见，蔡京说在当时还是比较得到认同的。
以人品论书，我认为很值得商榷。在我看来，书艺受性格影响远大于受品格的影响。
从蔡京的书迹中雄健的用笔和大格局的结体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应该是相当果断、豪迈的，沉着冷静又不失激情，是宋朝的一代枭雄，软弱无能、沉溺艺玩的宋徽宗被他及另几个人操纵着，像演皮影戏一般；无能的宋徽宗需要强有力的手下为他办事，所以他会控制不了局势。
在赞叹蔡京玩味皇家的同时，也不禁为他遗憾：同样身处外患内忧，作为朝廷重臣，曹操能成就千秋风范，而你蔡京却为何沦为人们耻笑的之千秋罪人呢。这就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吧。
【二】
蔡京一入相，宋朝的丧钟敲响了。激愤的岳飞写出“靖廉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并不能挽救这个政权的肌体千疮百孔，病入膏肓。
何谓“小人”？《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周而不和”、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小人“好行小慧”等等，证明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百分百的真理。
《听禽图》在画外将小人政客形象呈露得淋漓尽致。那是宋徽宗作的一幅画，画上端坐在古松树下的弹琴者为宋徽宗本人，两侧毕恭毕敬聆听的，红衣为蔡京，青衣为童贯。这幅图上，蔡京题有一首诗，其为一幅瘦筋草书，字体草而不狂，字圆笔润，且诗意投徽宗所好。有材料表明早在蔡京政治上发迹之前，他已被公认为重要的书法家。徽宗早在登基之前即对作为诗人和书法家的蔡京充满敬仰。在泱泱大国的冗琐政务中和皇家与官员的复杂关系里，蔡京游刃自如，让宋徽宗感觉不到国家和民众的压力；而蔡京这种人对皇帝不构成威胁，又能投其所好，对上善窥人主之意、曲意逢迎，对下善弄权术、驾驭僚属，充分彰显他在天子脚下的办事能量。蔡京对赵佶大脑上的每一根神经都了如指掌，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赵佶的过失，从不说一句使赵佶不愉快的话，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说。因此能把赵佶玩弄于股掌之上达二十年之久。他外貌上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只有在排除他的敌手（如梁山首领）时才露出毒牙。
蔡京在任首相的20几年里，位及人臣，先后四起四落，屡罢屡起。好像宋朝缺了他，就不能正常运转一样。但政客注定只是政客，蔡京重用的也都是和他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势利小人，这帮人在主人倒楣时只有落井下石的本领和热情，谁也不会去报答主人的栽培之恩，注定他会是个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
这种觅食趋饵的动物本能，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好的原始动力。政客的政治信念在哪里？总是把自己标榜成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救星，一幅兢兢业业谨小慎为的样子，热心快肠地为你排忧解难，满口仁义道德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义喷填赝，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用美丽的假言虚词装璜门面而把真正的狼子野心巧妙地隐藏。然而这一套，面对宋江方腊却一筹莫展，屡战屡败。宋徽宗朝代，封建专制政体开始走下坡路，政客体系逐渐形成燎燃之势，封建政制内部最后的一点活力窒熄了，朝野上下成了政客的天下，社会开始大踏步地后退，宋徽宗赵佶在他的引导下尽情尽性地“玩”，结果把政权玩垮了，亡国了。赵姓全体皇族三千余人，包括附马和宦官，被一队牛车载向三千公里外，朔风怒吼的遥远东北，任不识字的野蛮人奴役。
腐败堕落一旦成为社会风气，就像完全失控的下降物体，速度加快，直到政权毁灭。其时，经济命脉上是一片血流不止的创口，自身无法止血结茧，直到血液流尽。蔡京高俅这帮人是献媚脸的大肚耗子，面对皇家的衰落，他们是不会有一点怜悯之心，而口下留情的。
政客和政治家都会追求权力，但对权力的使用恰恰本质上不同。政治家以远大的理想和明确的政治目标，和一定的道德水准和人类的高贵情操，用手中的权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意志，以促进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政客则恰恰相反。自我实现匡时济世，那真是些蒙骗人的鬼话，人生的快乐尽在升官享乐中，因此蔡京高俅害你时，林冲还指望他哪一天良心发现吗。物以类聚，臭味相投，在大战梁山战役中，蔡京高俅童贯的力量数度合作，这不是政治力量的综合，而是趋利忘义者的组合，让后人看到一个政权肌体腐烂的状态。
在蔡京身上，你看不到鲜明的政治立场，认势不认人，改革派、保守派哪一派得势他就跟谁，只效忠于势力较大的一方。只要能让他当官就成，而不管对方信奉什么哲学什么思想。本是拥护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人士，当旧党上台，司马光下令以五天的时间为限，撤消“募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其他官员都因时间短促，不能办到，只有开封蔡京如期完成，以至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八年后新党得势，又是蔡京，以最快的速度叛离旧党，投入新党，宣布旧主司马光是“奸党”，刻在石碑上，昭告全国。
在这么一张蛛结的大网中，蔡京、高俅各处一方，大肆搜刮钱财。梁中书送给蔡京的生辰纲，就让晁盖拥有了在水泊梁山安营扎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