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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阕《春游曲》飘荡在春光烂漫的桃花林深处，婉转、清亮地唱响了唐朝女性的最初声音。以我来看，《春游曲》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构成了一种隐喻。上苑桃花明媚鲜妍的意象和“出众风流旧有名”的自负自信，都指向盛唐不老的红颜，她们以自己的明艳照亮了整个时代。所以，我才会选择桃花下一个少女啭呖呖的天籁之音来作为一段叙述的开篇。作为七律，它似乎有失粘之嫌。但反过来说，也可以理解为艺术形式上的自由——近体诗的格律还在摸索之中，还没有经沈、宋之手最终定型。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拘无束，充满了萌动时的盎然生机。桃色的面颊、嫩柳的腰身、律动的春情……短短的诗行里写满了一个时代的无限春意——那是乐府的流风余韵，是尚未褪尽的民间情趣。
林间放歌的少女是长孙氏。
正史后妃传的记叙是从太穆皇后窦氏，而不是长孙氏开始的。但是，太穆皇后早在丈夫李渊被贬涿郡时就崩逝了。那时候，天下是属于隋王朝的。所以，严格地说，她不属于那个由她的丈夫和儿女开创的朝代。太穆皇后和唐朝的联系是由祔葬、尊号等礼仪性元素构成的；再有，就是为人夫者、为人子者的无尽追忆了。
长孙氏才是唐宫里为人记取的第一红颜。
长孙一支出自北魏拓拔氏。因为是宗室之长，所以他们以长孙为姓，是真正的虏姓。自长孙氏的高祖大丞相、冯翊王长孙稚以降，长孙裕、长孙兕、长孙晟，累世显宦，但总体上看，整个家族的运势看起来似乎略有走低的态势。长孙氏的父亲长孙晟在隋朝任右骁卫将军，长期对突厥进行分化、离间和策反，是葬送突厥霸业的功臣。不过，后人更多是记住了大漠里、苍穹下，他在沙钵略可汗面前一箭双雕的英姿……长孙氏就是这么一位传奇人物的女儿。
按照《新唐书》“后妃传”的说法，长孙晟是听从他的兄长通道馆学士长孙炽的劝说将女儿许配给李世民的。因为他们从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劝抚突厥女的行为中看到了一种教人肃然起敬的睿智与大气，相信这样的女人一定能造就与众不同的儿子——他们是对的。
但是，两唐书的“高士廉传”都将长孙氏许嫁李世民归功于传高士廉。在长孙晟去世后，长孙氏和她哥哥长长孙无忌不堪忍受异母兄长的冷遇，跟随母亲离家投奔舅父高士廉。如果与李氏的联姻发生在大业五年以后，那倒确实更有可能是出于高士廉的主张。这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不管怎么说，长孙氏都将永兴里舅父家当成自己的娘家，而不是那个不能给她们孤儿寡母以温暖的长孙家。长孙氏归宁舅父家时，高士廉的一个妾媵曾在她下榻的房舍外看见一匹两丈高的马，鞍勒皆具。高士廉请筮者针对这个现象进行推演，得到《坤》之《泰》的卦象。史书上记载的灵异事件，我们大可以一笑置之。但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筮者对长孙氏的论断：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我更愿意把这看作总结，而不是预言。这八个字与其说由推算得来，不如说是从长孙氏的生活中总结而来。因为她“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在兄弟阋墙渐露端倪的时候尽心尽力地去弥合日益扩大的裂痕；也因为她从不专横地干预政局，却又能很有分寸地对政治施良性影响；更因为她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些即将和丈夫一起奔赴玄武门的将士得到了长孙氏亲切的慰勉；因为各种原因开罪于皇帝的大臣和宫人得到她的庇护；她将出生不久就失去母亲的豫章公主视同己出，甚至宽恕了曾经虐待过她的异母兄长孙安业……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壮举，是温馨细节的集合，都渗透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可这远比所谓的灵异更能表达长孙氏。灵异在实实在在的主妇生活的比照下黯然失色，因为它们不过是对长孙氏一生的事后肯定，并将其神秘化，或者说，神圣化而已——
那个桃花林里自由自在地歌唱的灿烂少女很快就隐没在遮天蔽日的历史深处了。在我们的视野中日渐清晰和明亮起来的，是长孙氏厚德载物的母性形象，是使人如坐春风的端庄笑容。
我们不曾因先天的相貌丑陋而鄙视任何女性，那只能证明我们有远比相貌丑陋的内心。但是，当西晋皇后贾南风丑陋的脸上出现如此丑恶的表情时，我们会意识到，那其实是无可避免的厄运露出他狰狞的面目，我们必须在接踵而至的血雨腥风里去经历礼崩乐坏、家破人亡的苦楚。在眼前闪回的，是羊献容的无可奈何、冯妙莲的淫荡表情和潘玉奴、冯小怜、张丽华艳丽无伦但并不能使人感到安宁的面庞。即使是独孤伽罗写满妒意的表情也不能够为动荡的年代作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总结。这位强悍的皇后没有为短暂的和平作出多少贡献。相反，她的短视却成了隋朝覆灭、天下再一次分崩离析的远因。
当凝视历史的目光不再囿于将从一时一事，而是将几百年乃至更长时间收入眼底，也许你会同意我的看法。那就是：长孙氏主妇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比李靖纵横江南漠北所立下的赫赫战功、魏征朝堂上的犯颜直谏，甚至比李世民空前绝后的霸业宏图更具有历史意义。那是琐碎细节里表现出来的磅礴大气，是风诡云谲后的波澜不惊——它标志三百多年颠沛流离的真正结束。以贾南风的丑陋开始，结束于长孙氏的美好，两张迥然不同的女性面庞之间，是中国风起云涌的大分裂时期。
现在，风和日丽的贞观时代在一个贤惠女性操持家务的纤纤素手中缓缓拉开了序幕……
就象《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总结的那样：“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它甚至可以成为蒙古的忽必烈、满清的乾隆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的政治样板。那么贞观之治象征什么呢？象征着君明臣贤；文治武功皆有可观；还比较隐蔽地象征了操控历史话语的士大夫们所信奉的政治理念最大限度地得到实践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帝王对个人欲望的克制，这也就意味着生活上朴素和政治上纳谏。
如果要为这个已经成为象征的时代寻找一个象征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长孙氏。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贞观之治从底子里讲，是漫长严冬后一个和煦如春的季节：横扫中原的胡风羯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柔和下来了，连隋末的十八路烟尘也尘埃落定了；丽日当空般的朝廷，和风拂野般的政策，丽日和风下，华夷融合正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深度进行；芸芸众生如此接近传说中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生活。我不否认，贞观四年生擒颉利可汗于铁山和其后“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都是可以夸耀百代的盛事，使我们这个已经略现孱弱的民族有了可以津津乐道的话题。可金戈铁马已经是过去几百年里屡见不鲜的，就是天可汗的无上荣光也不足以将贞观和大业前期完全区分开来。我总觉得这些都还不是贞观一朝的主流。贞观是野火燎原后的芳草吐翠，是破冰后的春江水暖，是一个生长中的王朝象桃花般灿烂开放的无限生机。放眼处，桃红柳绿，人间正是三月天。
——休养生息才是它的主题。
休养生息内在地要求朝廷相对地无为，宫廷绝对地节制。这两点都在长孙氏，而不是李世民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长孙氏以“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为理由拒绝豫闻政事。只有在天子的决定可能带来更多的纷扰时，才会恰倒好处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当李世民预备起用妻兄长孙无忌来辅政的时候，长孙氏就顽固地表示反对。因为她认为这会重蹈汉代吕、霍的覆辙，使朝廷和自己的家族都卷入本可避免的政治旋涡里。除了可以避免麻烦事的事情，长孙氏不想做任何事情。甚至当病情渐有不起之势的时候，她仍不愿意采纳太子承乾的建议，奏请大赦囚徒，度人入道，来为自己祈福，因为她认为“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这可真是至死不渝的“无为”。
长孙氏的简朴也是为史书所盛赞的。不仅她自己的服饰什物非常简朴，对儿子也同样提出克制物欲的要求。当太子李承乾的乳媪遂安夫人奏请增加东宫什器，长孙氏直截了当地说“太子患无德与名，器何请为？”不留余地地拒绝了东宫增加用度的请求。直到弥留之际，长孙氏所念念不忘的，依然是“生无益於时，死不可以厚葬”——这也是一种至死不渝。
相比之下，李世民虽然是贞观的核心人物，却不能象征它的灵魂。他天纵神武、光彩照人。这样的人物似乎不是为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准备的，虽然这样一个年代却因为有了李世民而神采飞扬，比起同以休养生息为国策的文景之治有别样的风采。贞观一朝真正与民生息的时间实际上只是短短数年而已，随后就是“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魏徵、马周、房玄龄，还有御史柳范，那么多人的劝谏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转变如需要一个分水岭，不妨选择贞观十年——长孙氏去世的时间。
为什么是长孙氏成为时代的象征，而不是更具体地影响了贞观朝政治的帝王将相呢？一如西蒙·波娃所认为的那样，男性想从女性身上享受到的美感、温暖和亲密感，不再具有形体的性质……而是变成了它们的灵魂。她是房子的灵魂，也是全家人和这个家的灵魂。她还是那些更大的群体，如城市、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长孙氏就是那美好灵魂在历史过程中的绝好载体。这种美感、温暖和亲密感来自于她并不算多的具体事迹，但又超越于具体事迹而成为历史的阅读者阅读历史时心头所弥散的美好感觉——
有回李世民罢朝回到后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
长孙氏问他是为谁发这么大的脾气。天子说是魏征，因为每每当廷给他难堪。长孙氏没说什么就退了下去，换了一身庄重的朝服站在庭前。李世民很惊讶地看着盛装的妻子。长孙氏解释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
除了说教的意义外，这个故事是如此恰当地表现了长孙氏母性的一面和妻性的一面。魏征得到了悉心的关照，而太宗得到了温柔而不伤体面的提醒。当然远不止这个故事：
长孙氏所钟爱的长乐公主出嫁时，希望嫁妆要比姑姑永嘉公主加倍。但魏征听说此事后认为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李世民对魏征的意见本来是不以为然的，就随口告诉了妻子。长孙氏却十分赞赏魏征，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温言勉励他。甚至在弥留之际，长孙氏仍惦记着谴归第的贤相房玄龄，用最后的一点时间为他说情——这是她给臣子最后的关怀，也是一个女性最后一次温婉地给予男性世界以温柔的力量。男性主导的世界“派给女人的所有角色中，这种怜悯与温柔的角色最为重要……女人驾驭男人的力量来自这一事实，即她温柔地提醒他们要适度地实现他们的真正地位”。长孙氏用自己的一生如此完满地注释了别人的论断，使我们在男性无情的政治世界中感受到温柔力量的力度。
当明朝的文臣将背臀裸裎在如雨而落的廷杖下面，当满清大僚在奉旨申饬的太监唾沫横飞的辱骂里可怜地瑟索的时候，他们才会更深刻地意会到那些故事背后的诉求。在我们这样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里，皇帝为君父，文官是臣子，君臣关系被比拟为父子。这使我们的政治伦理在理论上具有一种血缘的亲密感和家庭的温馨感，并依靠这种先天的亲密与温馨来使我们相信传统政治伦理先验的正当性。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时候，这是一种残缺的家国同构。朝廷拟制了家庭的结构，却不能真正地拟制家庭的温馨。不仅不能，弥散在朝廷之上的冷酷空气反过来还消解了家庭内原有的温馨：杀兄、杀弟、杀妻、杀子……恐怖的血色可以模糊天然血缘，就更不能指望拟制的血缘能抗拒朝廷的血腥本色了。
唐朝近三百年里只有八位皇后，肃宗以下便只有昭宗曾立后。更不用说，仅有的八位皇后中的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心思或没有能力对臣子、子民进行那种慈母式的悉心呵护。长孙氏以后，政治生活中母性缺位。再往后，随着集权的畸形强化，我们的君父权威以一种更加暴戾的面目出现。大臣们失去了他们的座位，失去了他们直立的权利，最后在廷杖和申饬下失去了仅有的尊严。失去自尊的大臣反过来也用极端的方式来诠释那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