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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中也开展了“反对经军中的罗明路线的斗争”。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因“左”倾错误指挥造成的黎川、浒湾战斗失利，而被移罪撤职判刑，罗荣桓、腾代远、李井泉、余泽鸿等一批军队干部，也受到了打击，并被撤换。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停息下来。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当时领导这场斗争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后来在党的七大上对此作了中肯的剖析：“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有倾遍于国中”。又说；“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①
毛泽东本人也被彻底剥夺了在军队和党内的领导职务，专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1934年初在“二苏大”上，又免去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改由张闻天充任。毛泽东再次被架空。
“左”倾领导者兴高采烈，博古曾兴奋地说：“老毛（泽东）变成加里宁了，哈哈！”
踏遍青山人未老
毛泽东在受排挤打击的情况下，既坚持原则，不承认自己犯了“纯粹防御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错误；又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他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仍争取在党的领导下做一些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政府工作中去，他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长冈乡等调查报告。他积极推动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权建设和支援反“围剿”战争的各项工作。李维汉在回忆毛泽东当时情况时说；“他（毛泽东）自己曾说过，在这段时期，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①
在做好政府工作的同时，毛泽东对战局的发展十分关注。眼看着根据地在一片片被敌人占领，而“左”倾领导者仍指挥红军与现代化装备的敌军拼消耗，实行乞丐与龙王“比宝”的战法，毛泽东心急如焚，他不顾自己的处境，多次犯颜直谏。
1933年9月中旬，敌北路军正准备由北向南发动进攻，毛泽东判断敌人的进攻目标可能指向黎川一带，他及时地向中央建议：“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人引进建宁、泰宁一带山区根据地，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②这个建议和中央负责指挥军事”三人团”关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术、是相抵触的，自然没有被采纳。
1933年11月20日，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这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机会。在福建事变的酝酿阶段，10月初，第十九路军派出代表陈公培（吴明）、徐名鸿来到瑞金，携带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谈判工作，以潘健行（潘汉年）为全权代表与徐名鸿等谈判，毛泽东、朱德亦多次与陈公培、徐名鸿会见、谈话，取得了一致意见。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决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互通商品贸易，互派全权代表互驻等。这一协定的签订，从政治上推动十九路军走向反蒋，十九路军领导人解除了后顾之忧，即于11月20日发动了震动全国的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使蒋介石“围剿”中共苏区的东部战线倾刻崩坍，这是前四次反“围剿”中从来出现过的有利形势。对于这一事变，在毛泽东的参与下，中共临时中央的政治上利用了它，这是正确的。不仅如此，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洞察力看到，这是转变战略，打破第五次“围剿”的良机，主张在军事上也利用它。于是，他再次向中央提出建议：“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①一次在李德住处召开的军委会上，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红军应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入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到苏、浙、皖、赣四省交界的地区去活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不要堡垒对堡垒，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人的保垒政策归于失败。”①彭德怀也曾向中央提出类似的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②如果实行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建议必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也能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据参加这次“围剿”的、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后来回忆说：“当时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地方军阀的一些部队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战场上，已别无可调之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③福建事变被镇压后，蒋介石曾对其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说：“过去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④可见，如果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得到采纳、实行、第五次反“围剿”必将出现另一番情景。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38页
②《萧劲光回忆录》第132—133页。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一版第219—220页。
然而，博古、李德坚持用教条主义眼光看待事物，把十九路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不原意在军事上支持十九路军。他们斥责毛泽东的建议是“放弃根据地”，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他们拒绝打击东调去镇压十九路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却把红军主力从东线永丰地区，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他们不愿意利用福建事变这个粉碎“围剿”的有利时机，致使良机坐逝。
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后：于1934年1月下旬，立即重新始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左”倾领导者要求红军实行阵地战、堡垒战，以短促突击战术顶住敌人的进攻，井向敌人的堡垒阵地攻击。从1月下旬到3月底，红军在阵地战中连连失利。4月，红军在广昌保卫战中昔战18天，接连失利，广昌失守，中央苏区逐渐缩小。反“围剿”陷入缺少回旋余地的非常困难的境地。
然而，红军在北部战线广昌苦战失利时，南部战线会昌却“风景这边独好”。1934年4月，毛泽东来到了南线会昌，直到7月间才回到瑞金，会昌，是中央苏区的南方门户，粤赣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一到会昌，立即开始紧张的工作，他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到部队调查研究，参加粤赣省委会议；找苏区边沿地区的县区干部谈话。他指示在筠门岭打阵地战的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他说：你们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消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考虑几个作战方案。例如，敌人做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只是打他的尾巴；敌人做几路来，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采取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的打法，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消灭敌人一部。”①当时因推行“左”的土地政策，在会昌等地出现群众倒向敌人的“反水”现象。对此，毛泽东指示说；对“反水”的人决不要打枪，但是要放“纸枪”——向他们散发传单、标语。同时要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争取“反水”群众加到我们这边来。
①伍修权：《往事沧桑》第101页
②《彭德怀自述》第184页。
③宋希濂：《第五次“围剿”中的朋口战役》、《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④宋希濂：《第五次“围剿”中的朋口战役》、《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方强他们重新作了战斗部署，会后主动地有计划打了五六个小胜仗，并在一次夜袭中把敌一个加强营大部歼灭，使敌人较长时间龟缩在筠门岭，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始终没能占领会昌。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地方工作也改变了“左”的错误政策，作了深入宣传，“反水”的群众态度转变了，不再向敌人通风报信，而是转向红军报告敌情了。中央苏区的南部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定和巩固。
一个月后，毛泽东进一步向前线深入，他来到站塘李官山红二十二师师部，看望干部战士。5月间，以国家保卫局为主组成的中央团来到南线，他们严历指责筠门岭失守是退却逃跑，对红二十二师的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师政委方强被关进国家保卫局的“招待所”，其他师团干部也受到错误处理，部队情绪波动很大。这时，毛泽东对该师干部说：“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事业，要忠心耿耿。为革命不惜自己的生命，前面哪怕是刀山，哪怕是火海，也要闯过去。因为我们是红军战士的指挥员，战士们在看着干部。要带头认真学习，研究情况，从出现的问题中提高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要善于深入细致地总结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从中明辨是非，坚持真理，这样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①
毛泽东在反“围剿”的紧张时刻，足迹踏遍会昌前线各地，对南线局势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在会昌期间，毛泽东听取了粤赣军区司令贝兼政委何长工的汇报，一同分析了敌人，认为广东军阀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这个矛盾可以为我所用。他们详细分析了陈济棠的情况。陈济棠是粤军地方军阀，“围剿”军南路军总司令，他曾三次通电反蒋，力图偏安广东地盘，永据“南天王”宝座，并不想为蒋卖命。他深知蒋介石反复无常，居心叵测，他知道蒋介石要他进攻红军是“一石两鸟，借刀杀人”，他在派部队向药门岭进犯时，怕蒋抄他后路，颇有后顾之忧。他在攻占筠门岭后，表面上摆出继续进攻的架势，骗蒋晌械，暗地里却派人前来，找红军作试探性和谈，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企图借苏区作缓冲，避免蒋军直接进入他的防区。蒋虽已察觉，斥陈“借寇自重”，但也无可奈何。
毛泽东慧眼识微，说：“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陈、蒋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总的是要摆正‘打’和“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壮大自己。”“目前仍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