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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源，尔后，再取永丰、攻兰田或宝庆。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去。”①
信写好后，毛泽东在午饭后找来警卫班班长胡昌保和吴吉清，要他们二人把信送到瑞金交给博古。他表情严肃地嘱咐说：“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急信。你们两个务必于明天上午十点钟前，送到中央局，交给博古。信送到后，立刻打电话告诉我。你们不能耽误，你们俩现在就去粤赣省政府，找朱开拴审视员开一张特别通行证，拿到通行证马上出发。到黄龙和小密一带时，你们要特别注意，那里有地主武装活动。出发前带好火柴和汽油，若是发现敌情的话，胡昌保掩护，吴吉清用汽油烧信。这信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②胡昌保二人接受了任务，立即赶路，从于都到瑞金，把毛泽东这封极其
①伍修权：《我的历程》第77页。
①蒋天健：《通道转兵前红军作战方向选择上的斗争》。
②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第166页。
重要的信送到博古手里。可是，博古对这封信很冷淡，他与李德又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这样，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破灭，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10月中央红军离长征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毛泽东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做，他严肃地告诉他身边的战士多打草鞋，多准备干粮，他自己则仔细地清理文件。在获知有30名女战士被批准参加转移，其中包括贺子珍后，他派警卫员到云石山通知贺子珍：中央已批准她随部队出发，同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让她抓紧时间把小毛安顿好。同时，让她把他日用的衣物交警卫员带来，他将在于部随先头部队出发。
于都“扩红”突击队长刘英也在获准随军行动的30名女战士之列。毛泽东通知她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刘英是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派来于都扩红的。罗迈以严格实行“铁的纪律”著称。她不知这“特别任务”是什么，就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可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毛泽东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神秘而又严肃地强调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定，有特别任务啊！”不多时，罗迈也来电话通知她有“特别任务”——长征的行列。后来，刘英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说：“叫你走，你不走，不走就把你丢了”刘英说：“你么不早告诉我？光讲‘特别任务’！毛泽东说：“军事秘密，不便明说。”①
中央红军开始集结行动了。10月中旬，毛泽东在于都谢家祠召开赣南省委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大会，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出席大会的有200多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动了感情。他说：“现在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从四面包围封锁红区，妄想‘断水捉鱼，，扼杀我红色政权，扑灭革命的火种。因此，我们红军主力就要‘顺水而出’，冲到敌人的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同志们，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大家要坚定革命的信心，要看到长远，不要只看到暂时的困难。革命是有希望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如果红区全部被敌人占领了，你们也不要伯，要时刻想着党，相信党，依靠党，要坚信红军是一定能回来的。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带头人。革命不能动摇，一定要坚持秘密工作。不能公开活动，就搞地下活动。你们一定要树立信心，艰苦奋斗，经受困难的考验，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了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毛泽东对红军突围的准备工作非常关心。晚上，他在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于都河边。这里于都河上已经架起了一座浮桥。毛泽东向工兵连长王耀南询问了搭桥情况。
王耀南则向毛泽东提出了红军战士心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毛主席，我们什么时候再回来呀？”毛泽东沉思了一会，斩钉截铁地说：“是的，红军是要回来的！”①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1934年10月18日下午5点多钟，毛泽东头戴八角红军帽，穿着上军装，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背着斗笠，来到于都河畔。阴霾的天空透出一线落日余辉，萧瑟的秋风吹打着于都河水发出呜咽的声
①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
①《关山阵阵苍》
鸣，成千上万的老表和战友拥到浮桥边，“你们千万要回来呀，”呼喊声震撼人心。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
要离开这里了，离开亲手创建的根据地、离开一批一起战斗和生活了五、六年的战友与人民，毛泽东的心揪紧了。他向送行的战友和乡亲们挥了挥手，大步迈上浮桥，从这里踏上万里长征的征途。
挽狂澜于既倒
长征，是在国民党军重兵进逼下迫不得以的行动。“左”倾领导者选择的突围方向是向中央根据地西南，沿着赣粤湘佳边界的五岭山脉前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中央红军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本来，可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打几个好歼灭战，扭转被动挨打局面，打开新的局面。但是，“左”倾领导者不懂得军事辨证法，他们习惯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奉行的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想的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台后，放下行装，再举反攻，消灭敌人。
但这一意图已被蒋介石洞悉。
1934年9月20我中央红军出征前，蒋介石就曾致电其北路“围剿”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通报“长汀之匪主力，企图突围西窜”。①他命令薛岳作好围堵准备。蒋介石调薛岳、周浑元两路军追击，又急令广东军阀陈济棠、湖南军阀何键、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立即调集部队，全力进行堵截。蒋介石在红军的进军路上，一共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布下四十万大军，采取围追堵截的战术，企图彻底消灭中央红军。
鉴于这种形势，在红军出发前，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红军主力应取高排、渡濂江，经龙布西北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的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义、耒阳，越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源。但这个正确建议，没有被采纳。主力红军继续按原部署被引向蒋介石重兵把守的埋伏圈。
不仅如此，“左”倾领导者没有把转移作为一次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战略行动，而是实行了一次“大搬家”。他们组织了十分宠大的中央纵队和后方机关，人数一万多人，一千多付担子。各军团也是机构臃肿，非战斗人员众多。还携带了大批轻重，包括需要几十人抬的笨重机器，如制造机械、印刷钞票和宣传品的机器、野战医院的X光机等坛坛罐罐都统统被带上了。行军时，以三军团和八军团为右翼，一军团和九军团为左翼，五军团殿后，从两翼和后面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的作用。这不是一支准备打仗的队伍，而是镖局的保“镖”队伍。这样的军事部署，把自己的手脚完全束缚起来了。根本谈不上机动灵活地开展运动战，只能是被动挨打的掩护战。起初，为了隐蔽，避免敌机轰炸，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夜行军，二是爬大山。连同挑夫，近十万人的队伍，沿着五岭山脉的羊肠小道艰难地行进，拥挤不堪。平均每天只走三、四十里路，有时一夜才翻一个山头，一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这种速度怎么可以摆脱拥有现代武器装备之敌军的围追堵截呢？
脱离了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在“左”倾领导的瞎指挥下，面临着更危险的境地。毛泽东没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他不顾一次次建议被拒绝，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懈努力，想方设法减轻“左”倾错误路线给红军造成的损失。
①胡羽高：《共匪西窜记》
他虽然被排挤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不能参加重大问题的讨论、决策，但他时刻关心长征的每一步发展。尽管他大病初愈，身体仍很虚弱，时常不得不在担架上行军，但他每到宿营地，仍象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挥员，在他的办公桌上摆上马灯、公文包，打开军用地图，没有任何人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却自觉地在为全军的安危、长征的胜利操心。他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敏锐地洞察长征中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他实践着他的名言：“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①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一版第160、161页。
一次成功的统战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面临的第一道封锁线，是由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把守的。还在长征出发前的酝酿准备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他和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何长工仔细分析了陈济棠的情况，以及陈与蒋介石的矛盾，认为大有文章可做。
如前所述，陈济棠曾三次通电反蒋，力图保有广东的地盘，永踞“南天王”宝座。陈深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反复无常，居心叵测。蒋介石在驱使其嫡系部队在镇压十九路军后，屯兵与广东接壤的西南地区，虎视眈眈。陈对蒋介石以重兵收买陈的部下，也很不满。陈深知蒋介石要他进攻红军是“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但因蒋介石控制南京中央政府，实力强大，只得暂且俯首听命，派兵围堵红军。其真心并不想替蒋卖命，消耗实力。
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指出：“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①毛泽东一席话，使何长工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为何长工以后与陈济棠代表谈判的成功，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不久，毛泽东又向周恩来提出了对陈济棠开展双管齐下的军事和统战工作的建议。周恩来接受了这一建议，对部队发出争取陈济棠共同反蒋抗日的指示。
9月，陈济棠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信，内容是：“我对贵党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为了协调双方关系，我决定派参谋长杨幼敏、师长黄旭初、黄质文三人为谈判代表团，建议你方最好派粤赣省军区司令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秘密谈判，现派徐参谋前来商定谈判地点、时间及其他有关事项。”②徐参谋携带陈济棠的信来到瑞金，周恩来接见了他，进行了热情的谈话，请他转告陈济棠，红军总部赞赏陈总司令的决策，准备派出代表团进行谈判，并商定了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随后，朱德总司令致信陈济棠，对陈愿意合作反蒋抗日表示欢迎，揭露了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卖国政策，阐明了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提出了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自由；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请代购军火，井经药门岭迅速运输等五项建议，还提出“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筠门岭之电话”的提议。”①
陈济棠接到朱德信后，于9月27日复电说：为适合环境，应付时局计，先行商定军事，以免延误时机，希派军事负责代表前来会商军事，以利进行，
并盼赐复。
10月初，中央军委即派何长工、潘汉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为代表前往谈判。周恩来亲自交代任务和联络密语等事项，叮嘱说：“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作。”军委副总参长叶剑英说：“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
①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128—13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江西农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央苏区时期统战政策的一大胜利》。《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期。
①《朱德选集》第18—19页。
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②
10月5日，朱德亲自写了介绍信，内容是：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