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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斯华绥描写福赛蒂主义的最基本手法是幽默，偶尔也流露尖刻的讽刺。这种手法首先表现在他对福赛蒂主义的概括上：“占有欲是福赛蒂主义的试金石，是高尚道德品质的基础，遗嘱是崇高的法律条文，是最后的一纸财产清单，是判断一个人的最后结论。”对福赛蒂家庭成员的刻画也采用了这种方法：翟姆特别习惯于从金钱出发来观察世界。金钱成了他生活的明灯，成了他认识世界的工具，如果没有金钱，他就无法认识现实。”表现看来，似乎作者袒护人物，实际上却是无情地揭露了他们。
福赛蒂世家成员的性格塑造，表现了作者对他们深刻了解和对语言的驾御。作者紧紧抓住每个人物的本质特征，这些特征虽然不多，但是每个特征都是本质的、不可缺少的。对于福赛蒂世家的成员，作者没有仔细地阐述和描写，而是通过主人公自己渐渐地表露出来。例如最富于表情的索姆·福赛蒂，在老裘利安家的茶会上，他不声不响地出现在自己妻子海伦的背后，他偷偷地舐湿了指头，擦了擦烛台上凸出的部分说道：“这是真正的古漆，在乔布生拍卖行里可以卖上很大的价钱。”他的形象非常具有概括意义，他不仅是福赛特世家的领袖，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化身。
作者为了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着意描写了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用它们来达到塑造人物发展情节的目的。比如波辛尼第一次拜访福赛蒂世家，作者就作了极有寓意的描述。本来正式拜访时应该戴大礼帽，但他却戴了便帽，这时福赛蒂世家的成员感到非常不适应，认为他不仅破坏了礼节，也威胁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基础。这些细节描写的目的只有一个，揭露描写对象的本质，运用形形色色的手法描写人物，甚至瑞辛家晚宴的菜单也带有了这些人的某些特征：没有冷盘原因是强调“直截了当”，羊胛肉这道菜所以不变是强调一个事实：“福赛蒂世家成员在性格上和本能上都属于那个伟大的阶级，这一阶级的人士只相信营养和口味，决没有一丝感情热衷于什么美丽的外表。”作者就是通过这些细节描写来制造气氛，指出人物性格的特点和发展脉络，使读者对这个家族的成员有一个详细全面的了解。
高尔斯华绥在完成了《有产者》的创作之后，并没有舍弃福赛蒂一家。1910年，小说《肖像》出版了。在这部小说里，高尔斯华绥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描写的就是老裘利安。作家一直没有忘记他所熟悉的福赛蒂一家。
在这以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日益严重，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也使高尔斯华绥感到惶惶不安。想到资产阶级的命运，他便把注意力又放到福赛蒂一家身上去了。1918年，他的《五个故事》中有一个是《福赛蒂的晚秋》，描写了老裘利安，他摆脱了有产者的生活，沉醉于对美的感觉。作品描叙了他天性善良的一面，写他和自然的合谐，描写他与海伦的见面，海伦的美给他带来了纯洁的快乐，最后，他安闲而平静地死在橡树底下。
1920年，高尔斯华绥的《进退两难》出版了。小说的主要人物索姆，福赛蒂的形象复杂化了。他想把已经离开他家的海伦给夺回来，但这种愿望体现了“不讨人喜欢者的悲剧”。索姆就是一个这样悲剧性的人物，他拼命追求的爱情终于离开了他。作者用那一贯的嘲弄手法描述那个阴暗的时代：“国内充满着陈俗的风气，但穷人住的是茅舍，经常为了点小事就把他们绞死。”资产阶级是这样的“自由”：“一个人如果有了钱，那么他不仅有法律上的自由，而且有真正的自由；要是一个没有钱的人，那么他只有法律上所谓的自由，但这绝对不是真正的自由。”这种丑恶而悲哀的现实激起了作者对现代生活的深深忧虑——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改变这个制度本身。
1912年，小说《出租》发表。这样，《出租》、《进退两难》和《有产者》构成了《福赛蒂世家》三部曲。《出租》是描写1920年发生的事情，小说中相矛盾的笔法和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说明了作家内心的矛盾。这是福赛蒂阶级行将没落的现实日益明显才有的一幅现实主义图景，比如，伊统和赫罗乌板球队在洛尔特体育场比赛时，对那些上层观众的描写，那是一个“复兴英国自豪和荣耀的日子，简单地说，是大礼帽贵族复活的节日……老一派的代表因为无产者买不起半个克朗的入场券而感到高兴。贵族们把自己的雅座看作是谁也不能占领的堡垒，虽然是最后一个，但却是有力的。”作者对这些人作了细致而尖锐的刻画，他们与整个社会发展相对立，拼命维护旧制度的基础。在这里，作者描绘了索姆害怕革命的心态：“梧桐树的影子映在简便的毡帽上，索姆扔掉了大礼帽，在我们的时代，用不着夸耀自己的富裕”。小说的结尾突出表明了作者对整个社会发展的理解，表明他茫然若失的心情：“索姆坐在哈根公墓，福赛蒂家族坟墓的旁边，回忆着洛宾山住宅上的一张招贴—— ‘出租’，他把这张招贴看作是福赛蒂世纪‘出让’的象征。”这种凄凉心境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资产阶级行将败落的历史真实。
接着，高尔斯华绥继续写着福赛蒂一家的历史。他又写了三部作品：《白猿》、《钥匙》、《天鹅曲》。这几个故事发生在1922—1926年，作者把它们构成《现代喜剧》三部曲。这些作品反映了作家内心的进一步矛盾，他意识到了旧关系的瓦解和新事物的产生。福赛蒂英国的青年一代背弃了老一辈的传统，这些青年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表明了福赛蒂阶级的没落，作者把他们同一张中国画家画的白猿作比较，这只白猿没有找到藏在柑子里的东西，既苦闷又恼怒。福赛蒂英国年轻一代同样吞食着生活的果食，剥去果实的外壳，贪婪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在《钥匙》里，作家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批评了选举“人民公仆”的方法以及他们的活动；直捷指责议会无能处理迫切而难以解决的问题；对庸俗无能的下议院的政治家作了形象的揭露。
高尔斯华绥最重要的文学成就在于他对福赛蒂一家历史的记录，使他的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作品是四十年内资产阶级英国习俗的历史，深刻揭露了私有制在国家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中所起的毁灭性作用。那一时期，正当颓废派文学占上风，他们要求作家不要干涉生活。但是，以高尔斯华绥为代表的作家以富有现实意义的社会小说占领文坛，体现了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变革给人心理带来的不安，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面目。
现实世界的幻影
——安徒生的童话世界
汉斯·赫里斯蒂安·安徒生（1805—1875）是十九世纪北欧著名作家，世界文学中杰出的童话作家之一，安徒生出生于丹麦中部小城奥登塞的贫民窟，父亲是一个穷鞋匠，当过拿破仑的雇佣兵，在安徒生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幼年的安徒生与母亲相依为命，靠母亲替人洗衣度日，有时他的祖母还要上街乞讨。十四岁时，他一个人来到哥本哈根，在皇家剧院当杂役，后来得到一些艺术家热心帮助，弄到一份助学金，才正式入学。幼年的痛苦经历和过早的成熟，使他增长了知识，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十七岁时发表诗剧 《阿尔芙索尔》，从此开始文学创作。
安徒生创作的时期，丹麦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劳动群众灾难深重。安徒生亲身体验过下层人民的生活，对他们满怀同情，因此他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进行创作。他成就最突出的是童话创作，一生共写了一百六十八篇童话，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最美丽的童话”，“最奇异的童话是从真实的生活里产生出来的。”本着这种思想，安徒生密切同现实生活相联系，创作了大批优秀童话。历来脍灸人口的有《豌豆上的公主》、《拇指姑娘》、《丑小鸭》、《野天鹅》、《卖火柴的小女孩》等。
1837年，安徒生写了《皇帝的新装》。这篇童话中的皇帝骄奢淫佚、挥霍浪费。他不理朝政，而把全部精力和金钱都花在穿衣上：“他每天每一钟点都要换一套衣服。”两个骗子看准了他是个愚昧骄傲的庸君，便吹嘘自己能织出一种美丽而神奇的布，用它做成衣服后，“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愚笨的皇帝对骗子的花言巧语毫不疑心，为了穿上这件衣服，送给骗子们大量的金钱。两个骗一边过着奢华的生活，一边装模做样地在织布机上忙碌着，皇帝焦急地等待着穿这件新衣。但新衣拿来后，皇帝和大臣们都犯了傻，因为他们什么也没看见。但为了说明自己不是愚蠢的人，谁也不肯说出来，皇帝自欺欺人地穿上这件新衣，参加游行大典。一边观看的大臣们傻乎乎地装出称慕的样子，口里说着：“哎呀，美极了！真是美妙极了！”围观的群众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明明看见皇帝什么也没有穿。一个看热闹的孩子对赤身露体的皇帝说了真话：“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年幼天真的孩子一句稚语，把那些道貌岸然的君臣衬托得可笑之极。童话深刻地揭穿了统治阶级虚伪的外衣，把统治阶级阿谀奉迎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
1838年写的《野天鹅》中，女孩艾丽莎有十一个哥哥，被恶毒的后母变成天鹅，让他们整天整夜地在天空飞翔，经受痛苦的折磨。艾丽莎为了救出兄长，历尽千辛万苦，始终不气馁，还冒着生命危险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最后终于使她的哥哥们全部得救。这篇童话歌颂了艾丽莎坚韧不拔的牺牲精神，体现了她对丑恶现实的蔑视，以及对安定和平的幸福生活的向往。作品语言生动传神，充满浪漫主义的迷人色彩。
1846年，安徒生写了著名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作家以满怀同情的笔调描写一个贫苦人家的小女孩，不得不在寒风刺骨的冬夜上街叫卖火柴，但却始终没有卖出一根火柴，未赚分文，最后因寒冷和饥饿死于街头。作者通过她的悲剧，对贫富悬殊的黑暗社会做了猛烈的抨击，对造成小女孩身死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安徒生选择除夕夜为故事发生的时间。在富人热闹非凡的年夜里，贫苦的小女孩被迫到街上叫卖火柴，强烈的贫富悬殊，揭示出小女孩的悲剧来源于阶级不平等。富人家里灯火辉煌，飘着一股烤鹅肉的香味，小女孩却冻饿交加，倒毙在街头。这种强烈的对比，超越了浪漫主义文学的遐想氛围，显示出巨大的现实意义。
作品童话性最强的部分是小女孩划火柴取暖时看到的幻想世界。划亮第一根火柴时，她发觉自己坐在暖暖的火炉旁，划亮第二根火柴时，她透过变得象纱一样薄的墙壁看到了丰盛的晚餐，一只烤鹅向她走来；划第三根火柴后，她幸福地坐在圣诞树下；划第四根火柴时，她看到了唯一爱她的亲人老祖母。小女孩划亮了更多的火柴，为了能把美好的瞬间留住。最后她手中的火柴光把黑夜照得如同白天一样。祖母接着她“在光明快乐中飞走了”。第二天，人们看到面带微笑死去的小女孩，她手里还捏着一把烧剩的火柴梗。
小女孩的幻想美丽而光明，与现实的冷酷无情形成鲜明的对照。火焰中的美好事物只可能在幻想中才有，丑恶的现实只能令小女孩失望。她的死是对现实社会的血的控诉，也是无数悲惨儿童中的一人。由于社会贫富的不均，造成无数儿童的悲剧，激起人们强烈的同情，希望改造这个社会，使更多的人享受到幸福快乐。作者对小女孩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显示了他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创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