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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描写西班牙有个老绅士堂·吉诃德，年约五十，他蜇居在拉曼却村，读骑士小说入了迷，决心恢复骑士道，模仿古代骑士去周游天下，打抱不平。他穿一身曾祖留下来的破烂不全的盔甲，提着长矛，骑上一匹可怜的瘦马，悄悄离家去冒险。他选中邻村的一位姑娘做他的理想的“夫人”，终身为她服务。他给她取个贵族名字为杜西尼娅。从此，这个女子在他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位高贵的、美丽的公主。一切准备停当后，他就开始远行，立志冒大险，建奇功、成大业，献身于游侠事业，俨然是救世主了。他前后出走三次，每次都丢盔弃甲，几乎丢了性命。第一次单枪匹马出游就极为不利，被打得“象干尸一样”，横在驴背上被邻居送回。家人看到他被骑士小说害到如此可怜地步，便把满屋子的骑士小说一烧而光。第二次他说服了一个农民桑丘·潘沙做他的侍从，答应有朝一日让他做岛上的总督。于是又干出了不少愚蠢可笑的事来。第三次出游，桑丘在公爵的一个镇上当了“总督”。堂吉诃德迫不及待地要实现他的改革社会的理想，结果，主仆二人受尽折磨，险些丧命。一些闲暇无聊精神空虚的老爷太太，把他俩当做难得的开心玩物，导演了许多令人捧腹而又不忍的恶作剧。最后，堂吉诃德被家人用计抬回家来，一病不起，临死时他才清醒过来，说“我从前是疯子，现在头脑灵清了”，“才知道那些书上都是胡说八道，只恨悔悟已迟”。
小说广泛地反映了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的社会生活，并以恢复古代的骑士扫尽人间不平的主观幻想与处在资本主义兴起阶段的西班牙社会的丑恶现实的矛盾作为情节的基础。
作者以犀利的讽刺笔锋对西班牙的上层统治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鞑和嘲骂，对人民的苦难寄予深切的同情。公爵夫妇是上层统治阶级的代表，表面豪华的公爵府第，内囊早已空虚。为了寻开心，他们不惜指挥上百个奴仆扮演妖魔鬼怪，残酷地折磨堂吉诃德主仆。作者揭露了以公爵夫妇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空虚和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掩饰着的阴险、凶残的本性。官僚们贪污纳贿，买卖黑奴，卖官鬻爵。这些以血腥手段爬上去的官僚们有什么本领呢？两个市政府委员因学驴叫挑起了两个小市镇的流血的械斗，他们还得意地为有这善学驴叫的“一技之长”而感到“自豪”。反动的专制君主为维护其野蛮的统治，必然对内镇压，对外侵略。作者借堂吉诃德之口大骂巡逻队 （即“神圣友爱团”）：“你们是结队的强盗！借神圣友爱团的特权拦路打劫的。”好大喜功的国王疯狂地进行军事侵略，七千名西班牙士兵为保住在突尼斯果雷塔这座殖民城堡而全部牺牲，无辜士兵，尽成炮灰。在反动暴君统治下，国内外都面临重要危机，统治阶级往往以挑起宗教冲突或民族矛盾来摆脱困境。被驱逐的摩尔人李果德父女的悲惨遭遇就是对这种反动政策的血泪控诉。人民活不下去了，只好铤而走险。深夜里，堂吉诃德主仆二人在绿林深处碰到“满树的尸体”。“那时地方官府捉到土匪和强盗，往往把二三十个一起挂在树上绞死”。书中的强盗首领罗盖·吉那特就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西班牙人民爱戴的侠盗。作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官逼民反的真情。
作者为我们塑造一个“不畏强暴，不恤丧身”，立志扫尽人间不平的喜剧性人物堂吉诃德。骑士道本是反映封建经济的观念形态，在西欧封建制度进入全盛时期的十一世纪流行，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和火枪在军事上的应用，它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可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堂吉诃德却认为，要扫除社会不平“莫过于游侠骑士和骑士道的复活。”这一情节冲突既具有喜剧性又具有悲剧性。在小说第一部中，作者着重揭示了堂吉诃德性格中的喜剧因素。他带着幻想中的骑士狂热，把风车当成了巨人，把穷客店看成了豪华的城堡，把理发师的铜盆当做魔法师的头盔，把羊群当军队，把苦役犯当做受害的骑士。他冲杀过去，不但没有帮助别人解除苦难，反而给人们带来灾难，他善良的动机，得到的却是危害人的恶果。堂吉诃德把牧童安德瑞斯从地主的皮鞭下救了出来，自以为做了好事，扬长而去，可是他一走，牧童却遭到更加残酷的鞭打。后来，安德瑞斯气愤地指责他：“凭我多么倒霉，总不如受您帮忙倒霉得厉害。但愿上帝诅咒您！诅咒世界上所有的游侠骑士！”堂吉诃德就这样单枪匹马地向社会冲杀过去，他“挨够了打，走尽背运，他遍尝过途艰辛。”骑士道在它产生的时代，本是一种严肃的道德规范，可是，这个犯了时代错误的堂吉诃德却要在现实生活中恢复过了时的骑士精神，因而使得他成了一个夸张的、滑稽的、喜剧性的角色。
堂吉诃德坚信骑士道，如果有谁否认游侠骑士，在他看来“就仿佛要人相信太阳不放光，冰霜不寒冷，大地不滋育万物一样。”他从来不承认失败，并想出种种可笑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认为是摩术师跟他作对，剥夺了他的“胜利光荣”。他不怕人们议论、讥笑和咒骂，他说“名人而不遭毁谤，那是绝无仅有的”。他不怕遭受侮辱和打击，他虽然被人当做疯子一样关在笼子里，但不以为苦，反以为荣，他也不失去信心，还安慰别人：“干了我们这一行，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他更不怕死，他把非洲凶狮的笼子打开，凭一把又锈又钝的短剑，敢于和狮子决一胜负。作者把堂吉诃德放在种种意料不到的场合，反复突出他醉心铲除人间罪恶的这一特点，从而展示了他性格中的这一高贵品质；为了追求自己的正义理想而置危险于不顾，愿为社会牺牲自己的性命。与单纯的喜剧性角色不同，在主观上他又是一个带有悲剧因素的人物，一个有着崇高精神境界的“疯子”。
只要不提骑士道，堂吉诃德的谈吐应答都十分高明，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见解高出于周围的人，他对社会的批评，对战争、法律、道德、文学艺术的看法都具有远见卓识，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他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不懂得什么叫做‘我的’，什么叫做‘你的’的“黄金时代”。比起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社会来，这理想是狭窄而又模糊的，是以空想的托古改制的形式出现的，但它是反对私有制罪恶的，是进步的。堂吉诃德心目中的游侠骑士是个全村，既是一个“懂得公平分配公平交易的原则”的法学家，又是神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甚至“会钉马蹄铁和修理鞍辔”。他的品德上还具有勇敢、文雅、胆大和为了“坚持真理，不惜以生命捍卫”等各种美德。这样的人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堂吉诃德对妇女所受的侮辱与压迫也十分关注。他热情地支持美貌的玛塞拉摆脱封建偏见，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在他的支援下，牧羊青年巴西琉用妙计战胜了大财主的儿子卡麻丘依仗金钱势力夺取他的恋人的霸道行为。在公爵府中，他要求桑丘破除封建的门阀等级观念，进行人道的司法改革，还要“亲自视察监狱、屠场和菜市”等等。作者借堂吉诃德之口提出的“改革社会的方案”具有人文主义的特点，他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道德高尚的贤明统治者身上。
堂吉诃德清醒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智者，糊涂时又是一个乱冲乱撞的疯子。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这些极端矛盾的现象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就构成了他的复杂、丰富、多方面的性格。堂吉诃德这种极为矛盾的性格，是西班牙极端野蛮的君主专制制度社会里产生的一种可恶的现象。堂吉诃德是处在西班牙帝国急遽衰落时代的穷乡绅。那时，许多小贵族、小地主都濒于破产。他们对现实深怀不满，缅怀帝国兴盛时期的繁荣，因而骑士思想在一些穷乡绅中很有影响。堂吉诃德是骑士小说的受害者，他幻想成为一名理想化的游侠骑士，他为社会打抱不平的思想是有现实基础的，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然而这种现象在堂吉诃德身上却构不成悲剧，因为荒诞的游侠行为不能体现严肃的社会冲突，他只能是一个喜剧性的可笑人物。但他追求的理想和崇高的精神却反映了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的要求，这就构成了它所反映的时代要求和这个要求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冲突的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
作者通过这种现象的集中和夸张的描绘，把堂吉诃德性格中内在的矛盾揭露出来，通过喜剧形式，将这种悲剧性的实质揭露出来。唐吉诃德性格中的矛盾正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西班牙现实社会矛盾的反映。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发展迟缓，贵族与教会势力又相当猖獗，思想控制相当严密，社会现实还不能为作家提供改造社会的理想人物，加上历史条件和人文主义思想的阶级局限，因而在 《堂吉诃德》中，作者虽然嘲笑骑士制度，却又赞美理想化的骑士精神；痛斥种种罪恶现象，但又把许多社会问题归结到抽象的道德上去。这正是塞万提斯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西班牙社会现实的矛盾的反映，也是人文主义弱点的反映。譬如，他赞扬代表封建势力的浪荡公子费南铎的改恶从善。这个依仗公爵权势，欺罔好友，奸污劫掠妇女的贵族子弟，因为他“毕竟有高贵的血统和大丈夫的胸怀，”，经神父的说教，不到一日就变成了心地善良而又“履行诺言”的公爵少爷了。以道德说教来改变剥削阶级的本性的做法正是人文主义阶级性的反映。
桑丘·潘沙与堂吉诃德是既对立又互为补充的形象，他的特点是讲求实际。他当骑士侍从不是为了建立“丰功伟业”，而是幻想通过冒险生活寻求一条摆脱穷困的生活出路。他幻想有朝一日当了总督，发了财，驼背老婆就可以坐上金光闪闪的马车。这幻想既反映了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民主要求，又反映了他做为小私有者的弱点。由于长期受教会蒙蔽和封建思想影响，他目光短浅，狭隘自私。这些弱点随着情节发展逐渐消失，而西班牙农民的机智、善良和乐观精神在桑丘身上逐渐放出光辉。他一开口便是成串儿的谚语和格言。他对现实有正确的判断力，常常纠正堂吉诃德，他是，风车不是巨人“除非自己的头脑给风车转糊涂了”。他随时随地把主人从幻想领到人世间来。桑丘从一开始就大骂骑士制度，说他主人“是个十足的疯子”，他没有一文工资，又吃尽苦头，几次要甩手不干，但他还是没有抛弃堂吉诃德，他“爱他爱得像自己心肝儿一样，随他多么疯傻也舍不得和他分手。”堂吉诃德的品德和他要扫尽人间不平的人文主义理想吸引了桑丘，他的忠诚的友情是十分感人的，桑丘跟随堂吉诃德游侠，眼界在扩大，思想性格也在起变化。他的当总督想发财的欲望逐渐由变革现状的民主要求所代替，当他渴望已久的“海岛”（一个村镇）到手时，他对公爵夫人叮嘱的回答是“好人我会保护，坏人决不宽容”。他爱憎分明，态度光明磊落。桑丘在当总督的日子里，他的性格显得十分完美。他断案如神，执法无私，“明鉴万里”，改革弊政，废除酷刑，“锄强扶弱”。堂吉诃德为之奋斗一生没有做到的，桑丘却做到了。他观察敏锐，办事果断。他命令把用饥饿疗法来折磨他的“医生”——公爵的奸细。他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在公爵布置的“反侵略”战争中吃尽苦头，他与堂吉诃德不同：吃过苦头，绝不重蹈复辙。经过严峻生活考验之后，他把从堂吉诃德那里受感染得来的幻想放弃了。他做了十天总督就立即辞职：“各位先生，请让开一条路，让我回去过我逍遥自在的日子，我在这里是死路一条，得让我回去才活得了命。……请告诉公爵夫人， ‘我光着身子出世，如今还是个光身，我没吃亏，也没沾便宜’，换句话说，我上任没带来一文钱，卸任我没带走一文钱。这就和别处岛上的卸任总督远不相同了。”这些话显出他在道德上的真正胜利。塞万提斯不禁发出慨叹：“可惜生在这个罪恶的世纪，陷害他的势力伙同一气，就对他的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