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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很早就开始创作。他在少年时期写的抒情诗和长诗赞美君主政体和天主教，崇拜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对资产阶级革命抱敌视态度。但是，雨果并不是一个彻底的保皇主义者，当他看到封建反动势力必将被历史抛弃时，他就毅然站到进步方面来。这一变化是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波旁王朝复辟后，力图恢复旧时的专制统治。政府倒行逆施，教会横行霸道。工农群众，资产阶级，甚至官兵中间，都表现出对波旁王朝反动政策的不满。到了二十年代中期，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广泛地展开了自由主义运动，出现了一批政府的报刊杂志。希腊、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俄罗斯帝国境内的人民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对法国人民的斗争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在文艺方面，贝朗瑞的诗歌无情地揭露了贵族和教会僧侣的罪恶，狠狠地抨击了波旁王室的反动统治。这些，都教育了雨果，使他从迷途中醒悟过来。他看清了他所拥护过的东西是腐朽和丑恶的，便和保皇主义、消极浪漫主义由疏远到断绝了关系。
1824年，雨果二十二岁，当时法国由于查理十世的统治日趋反动，革命形势日渐成熟。在时代进步潮流的推动下，雨果的政治态度和文学观点都开始有了转变。在自由主义思潮大为高涨的1826年，雨果同浪漫主义诗人缪塞及剧作家大仲马等，共同组织“第二文社”，提出了反对伪古典主义的文学主张。
1827年他发表了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后者一篇重要文献，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宣言。在这篇序言里，他把古典主义揭露得体无完肤。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艺术形式，历史上没有永恒不变的艺术，因此，盲目模仿古代是非常荒谬的。雨果坚决主张，新时代的艺术必须抛弃古典主义的桎梏。在语言方面，雨果主张使用丰富多彩的人民语言。他认为古典主义者使用文雅，精巧的贵族沙龙语言，使语言变得僵化。
《＜克伦威尔＞序言》发表后，雨果成了浪漫主义的领袖。在同古典主义的斗争中，雨果的思想有了发展，渐渐地离开了保皇主义立场。从二十年代末起，雨果的创作直线上升，许多绚丽多彩的浪漫主义戏剧，诗歌和小说，象潮水一般从他的笔下涌出，表现了作家惊人的创作力。鞭挞统治者的罪恶，揭露社会的不平，对受压迫者和贫苦人的同情，是这些作品的基本内容。如在182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死囚的末日》里，作家呼吁废除死刑，突出地表现他的人道主义精神。1829年作家还发表了抒情诗集《东方集》和剧本《马里红·德·洛尔姆》、《欧那尼》。《东方集》表达了作者对二十年代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争取自由独立斗争的同情，富有东方异国情调。《马里红·德·洛尔姆》中由于把路易十三描写成一个低能的国王而被禁演。《欧那尼》的上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决战，结果古典主义者遭到彻底的失败。
1831年，雨果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1832年，写成了优秀剧本《逍遥王》，由于剧本揭露了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及其宫廷的荒淫无耻，因此只演了一场就被禁演。183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克洛德·格》是一部重要作品。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探讨了工人贫困和由此造成犯罪的问题。工人克洛德·格失业后，为了妻儿去偷面包，被捕下狱。在狱中由于他的真诚、直爽和才干，博得了周围人的尊敬。然而典狱长却对他不断迫害。克洛德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了典狱长。雨果在小说里谴责资产阶级法庭只知道宣判徒刑和死刑，而不了解穷人为什么犯罪。但作者也只是提出通过道德教化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
三十年代。雨果在诗歌上的成就也很显著。《秋叶集》（1831）和《微明之歌》（1835）写于革命运动高涨时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诗中除关于人的命运的哲理思考外，还有关于诗歌的社会使命以及歌颂人民，鞭挞暴君的主题。在以后发表的 《心声集》（1837）和《光与影》（1840）中，虽然也有些社会性较强的诗，但比重不大，更多的是抒发个人感情，描写家庭的欢乐和自然之美的诗。在这些诗里，作家的反抗调子日渐减少，而自由主义慈善家的倾向有了一定的加强。但1838年发表的剧本《吕依·布拉斯》，是一部揭露性较强的作品。然而这样的作品在这一时期已是不再多见了。三十年代前期的几次工人起义和共和党人起义，因政府的镇压而遭到失败。革命运动转入低潮，社会上产生了七月王朝似乎还巩固的印象。这使雨果得出了七月王朝能够长期存在的错误结论。雨果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他一直在幻想敌对阶级的和解。加之七月王朝不断对他进行拉拢——1841年他被选入法兰西贵族世卿，还当上了贵族院议员。所有这一切导致他对七月王朝的妥协。1843年写的剧本《卫戎官》充满神秘主义，思想性很低，反映了作家这一时期的思想状态。剧本上演遭到失败。此后，雨果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一八四八年革命，特别是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雨果创作又恢复了活力。
1848年的革命对雨果思想和创作的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粉碎了他对君主立宪的幻想。最初雨果对二月革命是不理解的，而对六月工人起义更有很多误解，认为人民的起义是“反对自己本身”。但是他又觉得人民的行动是“呼吁自己权利的劳动者的神圣愤怒。”当大多数资产阶级民主派站到了反革命方面，反动派阴谋消灭共和国时，雨果却成了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1851年12月，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雨果参加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政变起义。拿破仑三世实行恐怖统治，对反抗者无情镇压，雨果也遭到了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为时达十九年之久。流亡期间，雨果一直坚持对窃国者拿破仑三世的斗争。1852年他发表了揭露拿破仑三世的政治讽刺小册子《小拿破仑》，同年又写了《一桩罪恶史》（1877年才发表）。这些作品对篡国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刺。但雨果对小拿破仑上台的社会原因缺乏深刻的理解。马克思曾指出，雨果不了解政变的阶级实质，把它单纯看成是路易·波拿巴本人一手造成的。他不了解“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1853年，雨果发表了诗集《惩罚集》。这是一部卓越的政治讽刺诗集。诗集的中心内容是揭露和讽刺窃国害民的拿破仑三世及其集团。雨果称他们是强盗和刽子手，说天主教教士是“人民的屠夫和人肉贩子”，作家对那些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暴发户、“搜刮穷人的股票经纪人”、“脑满肠肥的骗子手和财主”以及欧洲各国的反动统治者 （他称俄国沙皇是“嗜血成性的暴君”），都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揭露。《惩罚集》是雨果的重要作品，它的“革命的气势”曾吸引了列宁。
1856年雨果完成了诗集《静观集》，1862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这两部作品的主要部分都是在流亡前写就的。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遭到惨败。在第二帝国倾覆后，雨果回到了别离多年的祖国。他怀着激愤的心情奔赴国难，大力呼吁法国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反对德国的野蛮侵略，并用他写的著作和朗诵诗歌所得的报酬买了两尊大炮，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巴黎公社起义时，雨果未能正确理解这次革命的伟大意义，错误地认为不应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发动起义。但是当公社失败后，凡尔赛分子疯狂镇压公社社员时，雨果又愤怒谴责反动派的兽行，他呼吁全部赦免公社成员，并在报纸上宣布把自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住宅提供给流亡的社员作避难所。为此，他的住宅遭到反动暴徒的袭击，雨果险些丧命。比利时政府又把他驱逐出去，但作家一直坚持为巴黎公社员辩护，多次要求赦免公社社员。
1872年雨果发表诗集《凶年集》，反映了他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钓思想感情。其中最好的部分，是谴责侵略者、揭露敌人暴行以及保卫巴黎公社社员的那些诗篇。《凶年集》出版后两年，雨果又发表了长篇小说《九三年》。小说描写的是1793年共和国军队镇压旺岱反革命叛乱的故事。
雨果的创作力历久不衰，1883年又发表了诗集 《历代传说》（1859—1883），被认为是法国诗歌和世界文学中最丰富最完美的抒情史诗之一。雨果一生为民主与和平而斗争。但他并不是毫无原则地反对一切战争。他曾说：“我们不要弯背折腰、低头屈膝的和平，我们不要在专制、棍棒和权力统治下的和平。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为了这个解放，无疑地需要革命。”雨果反对民族压迫，对英国压迫爱尔兰，奥地利压迫匈牙利，土耳其压迫克里特，俄罗斯压迫波兰，他都进行了无情的痛斥，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中国，雨果深为感慨。地说：“这些强盗中的一个装满自己的口袋，另一个装满自己的箱子——这就是关于两个强盗的故事。”雨果死于1885年，送葬者有百万之众。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号召公社社员参加伟大作家的葬礼。法国人民为自己伟大的诗人举行国葬。雨果遗体被送到专门安葬伟人的先贤祠。
雨果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和小说家之一。他的诗不但数量丰富，而且主题多样，形式完美，表现手法细致多彩。他的小说精采动人，雄浑有力，以五光十色，气势雄伟的画面见长，为浪漫主义小说开辟了广阔的天地。雨果的创作对后来的作家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巴黎圣母院》
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初版于1831年，它的创作时期，正当维克多·雨果在政治上逐渐脱离保守派立场而倾向自由民主，文艺上逐渐脱离伪古典主义而提倡浪漫主义之际。当时雨果虽已是一个发表过几部作品，上演过几出戏剧的青年作家，但《巴黎圣母院》的出版，才真正奠定了他作为法国以至整个欧洲最重要作家之一声誉。
在这部小说里，雨果用他擅长诗歌和戏剧的文笔，把四百年前法王路易十一统治时期的历史真实，艺术地再现于读者的眼前。宫廷与教会如何狼狈为奸压迫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如何同那两股恶势力英勇搏斗，这些都通过可歌可泣的故事和生动活泼的戏剧性场面连缀起来，铺排开来，收到成功的效果。由于作家世界观的局限，小说有些章节沾染着唯心主义宿命论的色彩，但总的看来，仍然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真实，具有强大的批判力量。
小说里的弃儿伽西莫多，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被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收养为义子，长大后又让他当了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他虽然十分丑陋而且有多种残疾，心灵却异常高尚纯洁。长年流浪街头的波希米亚姑娘拉·爱斯梅拉达，能歌善舞，天真貌美而心地淳厚。青年贫农诗人比埃尔·甘果瓦偶然同他相遇，并在一个更偶然的场合成了他名义上的丈夫。很有名望的副主教本来一向专心于“圣歌”，忽然有一天欣赏到波希米亚姑娘的歌舞，就千方百计要把她据为己有，对她进行了种种威胁，甚至陷害，同时还为此不惜玩弄卑鄙手段，去欺骗利用他的义子伽西莫多和学生甘果瓦。眼看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占有爱斯梅拉达的罪恶企图，最后竟亲手把那可爱的少女送上绞刑架。另一方面，伽西莫多私下也爱慕着波希米亚姑娘，当她遭到陷害时，伽西莫多巧计救出了她，在圣母院一间密室里避难，敲钟人用十分纯朴和真诚的感情去安慰她，保护她。当她再次处于危急中时，敲钟人为了援助她，又表现出非凡的英勇和机智。而当他无意中发现自己的“义父”和“恩人”远望着高挂在绞刑架上的波希米亚姑娘而发出恶魔般的狞笑时，伽西莫多立即对那个伪善者下了最后的判决，亲手把克洛德·孚罗格从高耸入云的钟塔上推下，使他摔得粉身碎骨。
以上是这部小说的基本情节，中间还有一些插曲：甘果瓦夜间迷路，误入“圣迹区”，出乎意料地与爱斯梅拉达结为夫妇；王宫近卫弓箭队长沙多倍尔卑鄙地想玩弄爱斯梅拉达，副主教出于妒嫉，在他俩幽会时暗中刺伤了队长并嫁祸于少女；宗教法庭将爱斯梅拉达诬为杀人女巫并判处死刑，爱斯梅拉达被带到巴黎圣母院前当众忏悔，伽西莫多把她抢救到圣母院中避难并小心看护她：“圣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