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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年7月24日，大仲马诞生于法国北部的维莱科特雷镇。他的父亲曾是拿破仑手下的陆军少将，母亲是科特雷镇上一家旅馆的老板的女儿。大仲马才四岁，父亲就离开了人间，因此他在幼年、少年以至青年时代始终生活在穷困之中。大仲马的母亲希望儿子能学得一技之长，节衣缩食为他请了小提琴教师，但他学不下去；后来母亲又要他去神学院就职，他也安不下心来。然而他是个有开赋的孩子，而且有他自己的抱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跟撞球店老板赌输赢，结果赢得了九十法郎，他把这笔钱用作到巴黎去的旅费，开始了他的新生涯。到了巴黎以后，他凭借父亲的人事关系，在奥尔良公爵的私人秘书处寻到了个抄抄写写的差事。与此同时，他狂吞乱咽般地大量读书，广泛涉猎了文学、历史、哲学和自然科学等知识领域，为日后的多产创作奠定了基础。看了伦敦的剧团在巴黎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以后，他激动不已地感到“精神上受到强烈的震动”。他花了五个星期写出了第一个剧本 《克里斯蒂娜》，而且得到了内行人的好评。但由于一个演惯了古典主义剧目的名演员的阻挠，剧本未能如期上演。现在我们熟知的 《亨利三世及其宫廷》，是大仲马写的第二个剧本。这个剧本之所以负有盛名，一则由于作品充分显示了作者卓越的才华，二则由于它是法国第一部突破古典主义传统的的浪漫主义戏剧。经过很有戏剧性的一番周折以后，这个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剧本终于在古典主义固守的堡垒——法兰西剧院上演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上演的时间，比雨果的《欧那尼》还早一年，不仅开创了历史剧这个新的文学领域，而且体现了一些浪漫主义戏剧的创作原则，这正是大仲马在法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功绩。
三十年代初，法国报刊大量增加，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往往开辟文学专栏，连载的通俗小说便应运而生。大仲马是喜欢司各特的。他仔细钻研了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及其特色后，便运用自己编织故事的神妙技巧和丰富充沛的想象力，从历史上取材，写了不少通俗而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在报刊上连载，成为当时法国首屈一指的通俗小说专栏作家。1844年，《三个火枪手》的巨大成功，已为他奠定了历史小说家的声誉；1845年秋开始在《辩论报》上连载的《基督山伯爵》又轰动了整个巴黎。稿费源源而来，他这时真可以说得上是富比王侯了。1848年，他竟然耗资几十万法郎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府邸，并把它命名为“基督山城堡。”
大仲马作为十九世纪最多产而且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最保守的统计，他创作戏剧九十部，小说一百五十部 （计三百本）。最著名的戏剧除《亨利三世及其宫廷》（1829）以外，还有《安东尼》（1831）和《拿破仑·波拿巴》（1831）。最著名的小说除
《基督山伯爵》外还有：描写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四时期的达达尼昂三部曲，即《三个火枪手》（1844）、《二十年后》（1845）和《布拉热洛纳子爵》（1848—1850）；描写“三亨利之战”的三部曲，即《玛戈王后》（1845）、《蒙梭罗夫人》（1846）和《四十五卫士》（1848）；以及描写法国君主政体瓦解的一系列小说，如 《约瑟·巴尔萨莫》（1846—1848）、《王后的项链》 （1849—1850）、《红房子骑士》（1846）、《昂热·皮都》（1853）和《夏尔尼伯爵夫人》（1853）。而其中影响最大、最受读者欢迎的，当然首推《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
从1845的8月28日起，巴黎的《辩论报》上开始连载《基督山伯爵》。小说马上就引起了轰动，如痴如狂的读者从四面八方写信到报馆，打听主人公以后的遭遇；被好奇心撩拨得按捺不住的读者，甚至赶到印刷厂去“买通”印刷工人，为的是能对次日见报的故事先睹为快。一部当代题材的小说能产生这样的“轰动效应”，而且生命力竟能如此顽强，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受到全世界亿万读者的喜爱，这种情况在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1842年，欧仁·苏的社会风俗小说《巴黎的秘密》在报纸上连载后一炮打响，于是，出版商约请大仲马也以巴黎为背景写一部当代题材的小说。大仲马接受约请后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搜集素材。他在巴黎警署退休的档案保管员珀歇写的回忆录里，发现了一份案情记录，它记述了拿破仑专政时代一个年轻鞋匠皮科的报仇故事，说的是巴黎一家咖啡馆的老板卢比昂和他的三个邻居，出于嫉妒跟刚订了婚的鞋匠皮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诬告他是英国间谍。不料皮科当即被捕入狱，从此音讯杳然。七年后他出了狱；由于同狱的一位意大利神职人员在临终前把遗产留给了他，他出狱后就变得很富有了。当他得知当年的未婚妻早已嫁给了卢比昂，于是就乔装化名进入卢比昂的咖啡馆帮工，先后杀死那三个邻居中的两人，并用了十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把卢比昂弄得家破人亡。但最后他在手刃卢比昂时，当场被那第三个邻居结果了性命。
大仲马敏锐地觉察到，“在这只其貌不扬的牡蛎里，有一颗有待打磨的珍珠。”他根据这个素材，构思了一个复仇故事的轮廓。然后，他又听取了在创作上和他多年合作的助手马凯的一些很有见地的建议，决定花大量的篇幅去写“主人公同那位美貌姑娘的爱情，那些小人对他的出卖，以及他同那位意大利神职人员一起度过的七年狱中生活”，这些引人入胜的情节。鞋匠皮科在小说中成了水手唐泰斯，故事的背景也改在了风光绮丽的马赛港。大仲马不愿意让小说中的冤狱发生在拿破仑的第一帝国时代，于是把故事的时间往后挪到了王朝复辟时代，让唐泰斯成了波旁王朝的冤狱的受害者。皮科的那几个仇人，则从市井平民变成了七月王朝政界，金融界和司法界的显要人物。
为了写作这部小说，大仲马去了马赛，重游了加泰罗尼亚渔村和伊夫堡。大仲马的脑海里，酝酿着一幕幕场景：少年得志的唐泰斯远航归来，与美丽的加泰罗尼亚姑娘梅尔塞苔丝举行订婚仪式；船上的会计唐格拉尔和姑娘的堂兄费尔南（即后来的德·莫尔塞夫伯爵），串通一气，写信向警方告密，诬陷唐泰斯是拿破仑党人；当时也在场的裁缝卡德鲁斯曾想阻止他们这样做，但终因喝得酩酊大醉而不省人事；在喜庆的订婚宴席上，宪兵突然闯进来带走了唐泰斯；代理检查官维福为了严守父亲的秘密，维护自身的利益，昧着良心给无辜的唐泰斯定了罪，把他关进伊夫堡阴森的地牢……
从伊夫堡，大仲马联想到当年曾在这里关押过的铁面人、萨德侯爵和法里亚神甫。法里亚神甫确有其人；他原来是葡萄牙神甫，早年来到法国，曾投身法国大革命的战斗。后来，他被以信仰空想社会主义的罪名，长期囚禁在伊夫堡的地牢里。他于1813年出狱后，到巴黎开了一家催眠诊所，作家夏多布里昂就曾亲眼见过他用催眠术杀死一只黄雀。但他的所作所为被教会视为异端，最终死于贫病交加之中。大仲马决定把这样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移植到小说中去。于是，唐泰斯在地牢中遇到了这位掘通地道和他相见的法里亚神甫。但在大仲马笔下的法里亚，已经变成一位集人类智慧于一身，为祖国统一而奋斗的意大利神甫，而且，他掌握着一个天方夜谭式的宝窟的秘密。也是这个法里亚，把唐泰斯造就成了一个知识渊博，无所不能的奇人，并且让他得到了基督山岛上的宝藏，成了家财万贯的基督山伯爵。
皮科的故事纯粹是个复仇故事。大仲马笔下的基督山伯爵，却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俨然是正义的化身。昔日的船主莫雷尔有恩于他，于是唐泰斯出狱后首先报恩，把这位濒临破产的好人从绝路上救了回来，此后又始终照顾他的儿女，直至最后把基督山岛的宝窟送给他们。旧时的邻居卡德鲁开始良心未泯，对唐泰斯的老父有所照顾，后来因为贪得无厌而谋财害命，甚至潜入基督山家中行窃并企图行凶，所以基督山对他是报恩于前，惩罚于后，赏罚极为分明。对唐格拉尔，费尔南和维尔福这三个仇人的复仇，大仲马用浓墨泼洒，细笔描绘，把他写故事的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这三个人破产的破产，自杀的自杀，发疯的发疯，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小说在报纸上断断续续地连载了一百三十六期，历时近一年半。《基督山伯爵》成了马赛人的骄傲。马赛城有了基督山街、爱德蒙·唐泰斯街；伊夫堡和基督山岛亦成了旅游胜地。
从一个简单的故事框架出发，写出一本洋洋洒洒一百多万字的小说，并且在一个多世纪来风靡无数的读者，始终有其经久不衰的魅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的奥秘自然也是值得探索一番的。
首先，大仲马是编故事的高手，有着一套布局谋篇的高招。大仲马在构思整部小说时，先顺着情节发展的脉络，安排下一连串最精采、最打动读者的情节，作为整个故事的高潮。譬如说，下半部写基督山分别对三个仇人报仇的故事时，大仲马就极尽其设计情节的能事，把“戏”做足，使情节的展开高潮迭起，精采纷呈。对莫尔塞夫，大仲马特意把他发迹的背景放在希腊，这样，作者的那支生花妙笔就不仅能放手去写美丽的希腊姑娘海黛，去重彩渲染迷人的东方情调，而且也安下了海黛与莫尔塞夫当场对质的这个“眼”。对维尔福的复仇，沿着两条情节线展开，一条是维尔福夫人的一次次下毒，另一条是贝内代托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维尔福的私生子。唐格拉尔银行的破产、女儿的出逃以及自己落进意大利强盗的手里，也都是一些扣人心弦的“眼”。
一部长篇小说中，有了节奏紧张，大起大落的高涨，也必然会有节奏相对舒缓，主要起交代情节，连缀故事作用的所谓“弄堂书”。这些段落，如果让读者走了神，整部小说也还是得砸。大仲马在这一点上很显功力，他或是安排悬念，设置伏笔，仍把读者的胃口吊足；或是大故事套小故事，从故事篓拣精采的小故事来连缀大故事的情节；或是笔端透出幽默风趣的韵致，让读者调剂一下情绪，不致感到沉闷。
此外，整部小说充满了浪漫的传奇色彩。罗马的狂欢节。基督山岛的地下宫殿，强盗万帕的洞穴，都写得色彩斑澜，各具特色，把全书的氛围烘托得美妙而壮观。大仲马在小说中还不时穿插一些典故传奇，奇闻轶事，异域风情和大海、岛屿的景色描写。所有这些，也许就构成了陀思耶夫斯基所说的：“大仲马情趣”吧。
说到人物性格的描写，恐怕很难说那是这部小说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整部小说中塑造了几十个人物形象，它们毕竟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的。随着情节的展开，每个人物形象还是都有其轨迹可寻，或者按黑格尔的说法，都是有其各异的“情志”的。我国读者在读大部头的外国文学作品时，有时会在看了好些篇幅以后还弄不清那些长长的人名，或者把它们混淆起来，在看 《基督山伯爵》时，恐怕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这或许也可以作为小说人物形象鲜明而各异的一个佐证吧。
这部小说中，大约有一半篇幅是对话。这在大仲马是很自然的，因为写剧本可以说是他的看家本领。他笔下的人物对话，或是充满激情，以澎湃的热情来感染读者，打动他们的心，或是充满机锋，简洁明快而又丝丝入扣。大段的独白可以长达几页、几十页，但看了不致叫人生厌；最简短的对话可以短到只有一两个字。但由于往往出现在要紧关头，所以仍显得独特而精采。
《基督山伯爵》问世后的第三年，大仲马又把小说改编成剧本在巴黎上演，第一晚从傍晚六点演到半夜，演到爱德蒙·唐泰斯越狱为止，第二晚演完全剧。大仲马笔下精采的对话，居然使这种马拉松式的演出紧紧地攫住了观众的心，让他们看得如痴如醉，毫无倦意。
大仲马凭他高超的写作技巧，写出了一个奇特新颖，引人入胜的报恩复仇的故事，让人读来回肠荡气，觉得痛快淋漓。高尔基称赞这部小说是“令人精神焕发的读物”。
大仲马生活和写作的时代，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