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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忍诟，顽固弥坚。以是立基，别有天国，资我傲游，既得真铨，足夺迷惘，十也。国朝经学，初杂心说，继困音训。列录虽多，尚属门外。陈氏疏证，踵事增华，后来居上。既习是书，阮王经解，皆可束阁。又原文不过五万，纲领俱全，义虽深渊，辞极显豁，蒙学诵此，可不再读全经。小学以上，专治王伯，可读《春秋》。又入手得宗，不迷歧趋，功巨事简，从此经籍光昌，十一也。汉宋章句繁碎，鄙语俚言，学究旧以经学为钻研音训，空衍议论，一入仕途，心头别换，心乎所习，全无所用。此书可代专言政法普通，纲领洞悉，然后择治专经，以简驭繁，收效轻易。且经切人事，与史政掌故舆地，叠矩重规。读经即各学之准绳，博览又为经学之辅翼。治是书乃知经统中外学术，当与地球相终始。凡后来论说，可皆屏绝。学术一明，人才日众，十二也。
惟学堂之设，专取中材，古之作者，旷代一睹。董匡刘韦，或学究天人，或勋阀宰辅。考其致力，仍属专经。四君事业，二千年来，不可多得，尚且专经。今中学堂百千万亿之学生，能如是，是亦足矣。乃以古者聪明绝世之伟人，所不能不敢之事，强此芸芸，有何仇怨，陷以深阱。且专经而经存，兼习而经亡。覆辙昭然，昔贤所叹。学生借是书为经学普通，择一经为专业又以全经为普通，再择一官为专业。千溪万径，以适国为归。既得归国，奚必偏历歧途，往劳车马。管中窥日，终胜雾里看花。若董、刘诸君政事文章，取诸宫中，逢原左右，由精而博，应变无方。盖各经包罗万有，泛应不穷。然非专精则熟视无睹，行有余力，方可学文。一国三公，终于无成。学者亦惟旅进旅退，敷衍日月而已。故古人之博，由专以成。经传博约之说，旧皆误解。心无所主，故功课繁，即教者亦苦骛广贪多，断难成业。借是书为老马，改道前驱，事半功倍。若因其简要，便于兼综。则失编录之苦心。《王制》一册，包典考而有余。《春秋》一编，即廿史之模范，必先分学分经分官分事，各究偏长，合为全善。学堂数百万人，人能偏长，每门可用不下万人。即属专材，何忧乏用？若求全备，以周公才艺，遍责学生，清夜自思，亦当发笑。即使人皆周公，受职之外，均属枉劳。时局需人，尚欲别开速途，本有迫不及待之势。与其一日遍习十余事，一人遍读四库书，大而无当，徒劳仰屋。何如改弦易辙，仿速成科，一人十年课程，分之十人，则一年而毕。再分二十人，则半年而毕。中外学术，专科有师，一年皆可有成。以此求速，则三年之艾，安见终身不得乎！外国学校章程，译者恐失其旨，否则明于局厂，昧于庠序。博考四国，原不尽同，相与商榷，庶得改良乎？
☆严复○上皇帝万言书
臣闻跛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视，一身且然，而况国乎？夫古今中外之人君，其发扬蹈厉，拨乱奠基，功著于当时，庆流于后嗣者，大抵处积弱难治之势，奋于存亡危急之秋，而大得志，不必承庥继明，席富强之余烈，而后可以有为也。中国者，大府之国，广土众民，有四五千年之教化，五洲诸部，方之蔑矣。顾今日大势岌岌，不治将亡，为有识所同忧，而泄沓宴豫，顾取延岁时，一隅有警，则君臣相顾失色，甚者罢朝痛哭，不知所图。举朝之人，无有能为陛下画一策、出一谋以御侮威敌者，徒容忍氵典氵忍，顺敌所求，如偿逋然，求遂责解，相对欢然，如克大敌者。见兔既不思顾犬，亡羊复不思补牢。臣伏处草野，仰观朝廷所为，私窃痛之。
臣闻古今有不为治之国，而天下无不可治之时。陛下果欲有为，则臣今所言，未必无可采择者，惟留神幸察。臣惟中国之积弱，至于今为已极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由于内治者十之七，由于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者，此所谓为目论者也。且即外患而言，其势之至于今日者，不自今日始也。机动于明代国朝之间，而大著于道光咸丰之际。使当日者，见其已著矣，吾君臣上下，毅然闵然，为深究详察其所由来，而豫具所以待之之术，则所为外患者，一见不再见可也。不幸傲而弗图，使之再见三见屡见而终不为之所，在是乎有甲午东方之役。
不独挠败为辱也，其辱有余于挠败者焉。而吾国之权力，乃为天下所尽窥，虽欲为前之苟延岁月，有不可得者矣。然而彼各国犹未敢轻量中国也。彼以谓中国之所以不振者，坐不知外情、不求自奋已耳。使其一旦知外情、求自奋，则以其壤地之大，物产之闳，君权之重，其富强之效，孰能当之！今者以中国之大，而辱于日本，意者其将知外情而深以不振为忧，而力图其所谓自奋者乎？此所以东事以还，外人之于中国，观听之深，十倍于曩者。凡吾朝野上下举动之意向，莫不深讠而详论之。何则？望之深故察之审也。然而以彼谓有爱于中国者，则又非也。不爱则何为而深望之？曰惧中国之终于不振，致启戎心，破各国平权之局，兵事大起，而生民涂炭也。
盖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兼并，而今之各国谨平权。此所以宋、卫、中山，不存于七雄之世，而荷兰、瑞士、丹麦、尚瓦全于英、法、德、俄之间。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军兴日费，量长较短，其各谋于攻守之术也亦日精，两军交绥，虽至强之国，无万全之算也。胜负或异，死丧皆多，且难端既构，累世相仇，是以各国重之。使中国一旦自强，与各国有以比权量力，则彼将隐消其侮夺觊觎之心，而所求于我者，不过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国之终于不振而无以自立，则以此五洲上腴之壤，无论何国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权相制之局坏矣。虑此之故，其势不能不争，其争不能不力。然则必中国自主之权失，而后全球之杀机动也。虽然，彼各国岂乐于为是哉！争存自保之道，势不得不然也。臣故曰：各国望中国自强，望之深故察之审也。
今夫外患之乘，中国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国之弱且乱，而后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国，大约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是。是故徒以外患而论，则今之为治，尚易于古叔季之时。夫易为而不能为，则其故由于内治之不修，积重而难反，而外患虽急，尚非吾国病本之所在也。臣故曰：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臣闻天下有万世不变之道，而无百年不变之治。盖道也者，有国有民所莫能外。自皇古以至今日，由中国以讫五洲，但使有群，则莫不有其相为生养、相为保持之事。既有相生养、相保持之事。则仁义忠信、公平廉耻之实，必行于其间。否则其群立衰、种亦浸灭。至于法则不然。盖古之圣贤人，相一时之宜，本不变之道，制为可变之法，以利其群之相生养、相保持而已。是以质文代变，自三代而已然。即有神圣祖宗，明谕切戒，所以期其子孙世守者，意亦曰，使内之民物，外之敌国，常无异于今，则吾之法制，固可以措天下于至安，而历久而无弊。必不曰情异事迁，世变方亟，所立之法，揆之事理，不可复通，犹责子孙令谨守其法以至危亡也明矣。
臣尝窃读中外各国史书矣，见彼外洋，一国既立，为之主者，率皆一姓相传，累千余年而不变。即中间更制民主，置其旧君，而他日复辟，必更求其裔为之，如法兰西前之庐夷是已。至于英、德、奥、日、比、义诸邦，则旧治未隳，为之君者，惟一家而已。独至中国，则曰一姓不再兴矣。三古以还，君此土者，不知几易，治乱兴废，如循环然。此故何哉？司马迁曰：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变通久，使民不倦。外国穷而知变，故能与世推移。而有以长存。中国倦不思通，故必新朝改物，而为之损益。果使倦而能通，取来者之所损益而豫为之，因世变化，与时俱新，则自夏禹至今，有革制而无易主，子孙蒙业千祀不坠可也，何必如汉臣刘向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哉！
且夫王者之大事，莫大于法祖而敬天矣。敬天则当察天意之所趋，法祖则当体贻谋之所重。天之意于何察？察之于亿兆而可知。祖宗之贻谋于何体？体之于一己而可信。近岁以来，薄海嗷嗷，扼腕扣胸，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且谓中国若长此终古，不复改图，将土地有分裂之忧，臣民有奴虏之患。民情如此，则天意可知矣。且臣知陛下之所以谦让逡巡，终不忍言变法者，重以子孙轻改祖宗之道故也。此诚陛下孝治之隆，不可及之盛德也。然而臣愚窃以为过矣。臣请得就陛下一己之意明之。
设今者陛下愤因循之致弱，不得已审势顺时，制为一切之法以补救之，凡此亦陛下一时之计也。而千秋万岁之后，陛下之圣子神孙，其所遭之世，虽其所以待救者不存，然犹兢守陛下之法，至于不可复行。甚且坐法之故，使人才消乏，财赋困穷，内忧外患，纷至而不可复支，如是而犹不变，宁使宗社倾危，种姓降为皂隶，则陛下以为孝乎？且将恫其易辙改弦，以与天下更始乎？臣愚有以知陛下之必不然矣。然则皇天之意，莫急于利安元元，祖宗之贻谋，莫重于保世垂统。而既敝之法度，犹刍狗之不可重陈，惟天惟祖宗所日夜望陛下早为改革者也。此在常智犹能知之，而谓陛下至圣至明，庸有不知此理。今者陛下君九万里之中国，子四百兆之人民，其为荣业，可谓至矣。然而审而言之，则所承之重，实百倍于古之帝王，所遭之时，亦古无如是危急者。国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讳，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而其所以获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虚实故耳。甲午以来，情见势屈矣，然而未即动者，以各国之互相牵制故耳。故中国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决知我之不能有为，而阴相约纵，以不战而分吾国。使其约既定，虽有圣者，不能为陛下谋也。为陛下谋，务及此约未及之际，此臣所谓时至危急者也。况客岁德人之占夺胶州，则外人意之所欲为，愈明白而不待更察矣。
东方俄日汹汹，论者策其必出于战。战则无论孰为胜负，而我皆有池鱼之忧。伏维皇天祖宗以丕基鸿业付陛下，皇太后援立有德，原以冀祖宗万世之安。且使中国一朝而分，则此四百兆黄炎之种族，无论满汉蒙人，皆将永为贱民，而为欧人之所轻蔑蹴踏。陛下即敝屣万乘，不为身谋，奈九庙在天之灵，与皇太后千秋之养何？奈中国率土臣庶，所以爱戴陛下之意何？此臣所谓陛下奉承之重，百倍于古之帝王者也。夫陛下奉承之重如此，所遭之时，其危急又如此，然则陛下虽欲趣过目前，忍与终古，不可得矣。然而居今之日，而欲讲变革，图富强，虽臣至愚，亦深谅陛下之难为也。盖古今谋国救时之道，其所轻重缓急者，综而论之，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乎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势急，则不能不先事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盖使势亟而不先事标，将立见覆亡，本于何有？顾标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坏，则标非所附，虽力治标亦终无功。是故标、本为治，不可偏废，非至明达于二者之间，权衡至当，而节次图之，固不可耳。夫欲审权衡，则必审察时势，内政外交，皆了然见其症结之所在，而无影响之疑，此固事之大难者也。
且臣云：今吾国之富强，民之智勇，无一事及外洋者，亦非敢为无征之事，抑己扬人，欺陛下也。其所以然之故，所从来也远。臣请得为陛下深明之。臣闻建国立群之道，一统无外之世，则以久安长治为要图。分民分土，地鬼德齐之时，则以富国强兵为切计，此不易之理也。顾富强之盛，必待民之智而后可几；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砻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欧洲国土，当我殷周之间，希腊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腊中衰，乃有罗马。罗马者，汉之所称大秦者也。庶几一统矣，继而政理放纷，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营私。当此之时，峨特日耳曼诸种起而乘之。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相矜，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扬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日就月将，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虽曰人事，抑亦其地势之乖离破碎，使之然也。至我中国，则北起龙庭天山，西缘葱岭轮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