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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八股存亡之关系
抽茧而为丝，绩麻而为缕，至易绝矣，及其织以为布帛，而欲独抽其一缕，则全幅为之坏。一拳之石，盈尺之木，至易举矣及其建而为桥梁屋宇，而欲独去其一石一木，则全工为之倾，无他，彼此相织而定，相倚而固，求仅取其一而不能也。此在庶事且然，况乎国家之大政，行之千祀，天下之士大夫，莫不奉以为归，则天下事之与相织相倚者，固已久矣，乃一旦而去之，欲其无后言无后患，无一出一入反复，势亦甚难。今者皇上发德音，下明诏，改八股为策论，薄海臣民固无不颂朝廷之明圣，即东西诸与国，亦莫不据此为维新伊始，而生其敦惮之心，诚千载一时之盛也。但非常之原，黎民所惧，必有不知朝廷之至计，私忧窃叹，以为教宗宜保，古制宜存，而以复用八股为望者。故为梳节源流，明证积习，以见废八股者，正所以复古保教，庶于维新之政，未尝无一蚊一虻之劳焉。
昔孔子有以见天下之至赜，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端门受命后制百王，其教有微言，有大义，所谓中人以上，中人以下者也。传微言之学者，有子、子思、孟子；传大义之言者，曾子仲弓荀子。此二派者，孔子之时，便日参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称尧舜，荀子法后王。孟子论孔子，推本于春秋，荀子言孔子，推本于礼。此其大端矣，若其小节，更仆难数。孟子既没，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无传。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子弟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壹听非斯，汉人因之，遂有今日。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传士，则其学必为荀子之学无疑。故先秦两汉皆兰陵之学，而非孔子之宗子也。
汉人学经既笃，每行一事，必求合于六艺之文。哀平之间，新都得政，因缘外戚，遂觊非常，然必附会经文，始足以箝盈廷之口。求之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制作伪经，随文窜入，力有不足，假借古书。古人削竹为书，漆书其上，今之一卷，古可专车。是所工也多，故传书甚少，其转徙也艰，故受毁甚易，其为费也不资，故白屋之士不能得书者甚众。以此三者，故图书悉萃于秘府矣。歆既亲典中书，便得意仰扬，纵怀点窜，凡所欲作，悉托于经，出以示人，但谓此石渠之秘藉，非民闲有也，人孰不从而信之？即不见信，又孰从而难之？况有君权，潜为驱督，于鸿都大学，承用其书，奉为大师，视为家法。新之既夷，光武不能废其学，壹犹高祖代秦不能黜荀学也。自是以往，放于有唐，服邹鲁之服，吟诗书之文者，举不能出其范围之外。故自东汉至唐，皆绍休之学，而于孔子无与也。
教宗文例，二教相遇，其始必相争，其后必相化。其相争也，教宗因之而盛。其相化也，教宗因之而衰。自金人入梦，白马东来，始译者《四十二章经》，《遗教经》，始来者，拔摩腾竺法兰耳。更历魏晋至南北朝，隋唐之间，其法大盛。文章如海，魁硕如鲫，宏深浩渺，不可端倪。自贵至贱，自智至愚，莫不身命归依，称扬赞叹。儒术视之，瞠乎后焉。然而其时之儒者，虽无大豪杰，然与缁流相抗行，顾皆能自守古人之章句，斤斤于训诂名物中以终其身，从未有羡释氏之繁昌，欲窃其唾余以张皇己教者。盖六代隋唐间，惟为老庄者，洋自恣。至儒之为儒，释之为释，皆从委曲繁重中来。其依于事物，不便相迁就也。唐之中叶，曹溪应化大畅宗风，直指人心，谓不诵经不持律，见性便可成佛，此其说其便于不学之人，人遂翕然归之。五宗既奥，法周沙界，佛教之传，于焉日广。佛教之力，遂于是日衰。中更五季，戎马侵陵，两汉风流，一时并绝。而惟赵州夹山之伦，尚能吁禅门之焰，为当世之所重。故禅宗之学，当世士大夫，尚多习其说者。宋兴天下初定，士大夫乃稍从事于学问，而耆宿尽矣。乃出私智，浏览诗书，其本时不渐渍于禅学者多，及读儒书，见有与禅相似者，不禁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自以为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而不暇考两汉经师家法若何也。斯时又因唐与西北西南诸国相通既久，波斯犹太之古学，流入中国，其学既不即亡，又不足以自立，遂俱并入于神仙家。诸儒又得而习之，乃兼斯三家，揉为一说，以立教宗。当其初不过其徒尚之，并世贤达，眉山临川之流，均退有后言，不能大行于世也。南宋以来，日以浸盛。新安既出，才力博大，志节清纯，足以举其所学，宋学于是传焉。自宋元之季，以及明初，乃诏非朱子注不读。故自宋迄今，皆紫阳之学，而于孔子之教无与也。
由斯以观，由孔子而有荀子，由荀子而有新师，而有濂洛，其于圣人之道，是耶非耶，吾不得而知之矣。然而天地之运，无往不复，一阴一阳之为道，一文一质之为世。孔子之道，剥极于有明，而国初顾阎钱戴诸儒，已由名物制度，以求东京之学。中叶以后，庄刘龚魏诸儒，又众群经大义，以求西京之学。以是卜之，他日必有更进西京，以求六艺者。椭圆之道，亦殆将返矣。徒以八股未去，挟进士以为重，横塞宇内，蔽障聪明，大道之行，至今为梗。此西京东京两宋之儒者所不及料也。
○论支那之不可分
今瓜分之大略已定，近邻久欲得河北一带；黄河以南，有德自胶向西而笑；法又欲得岭南滇黔；因是而英本不愿得土地者，亦不得不收长江两岸。是势垂成，而阻力不生，尚何不可之有乎？不知吾所谓不可者，非今不能分也，虑分之无一善法可以处之耳。为支那既不能自存，若任一国独吞之，则倍加强大，患其将并全球，故不得不出于剖分。此深于均势之学者，所虑未尝不是。特惜彼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见其显而未见其隐耳。其地既大，彼此不同，南如腹腴，富饶而柔弱，北如骨干，瘠苦而刚强，今英得大江南北，似最便宜矣，而不知非但英为失计，即德法亦仅看倾刻花耳。先虽瓜分，后必仍归于独吞，欲均势而卒不得均，其并吞全球之患，非但仍在，且实速之。此由于但见今日之支那，未尝远取其三千年来之史事，参合考证之，斯不悟有此隐伏之大患矣。
支那如今疆土之广，古所未有。自东三省两蒙古迄青海，凡在长城外者，虽人种不一，前代总称以北狄，内地则别为中原。三千年来，凡遇战事，只有汉唐二朝偶得逐北出塞十里，然尚有不可尽信，取其近年之纪载以证之，即可见其多虚夸矣。若除此两朝，则中原之被北蹂躏，真更仆难数。盖北狄之勇战，固天性也。今满蒙皆逸居无事也，此乃喇嘛佛法毒之，且亦阅二百余年，而始有然。正如猩猩被酒醉卧，童子亦足缚之，若醒而气力复原，即起噬人如故矣。
然则使强国抚有此众，革除旧习，悉以其政振作之，益以欧之兵法器具，更以可杀克兵居后驱使冲锋，岂有不欲南则南，欲西则西者哉？以他国同此兵法器具，而无此轻生敢死之众，岂得谓能敌乎？抑谓彼素睥睨诸国者，肯坐拥此强兵，守此瘠地，而终不动乎？此吾所谓瓜分支那，实速其并吞全球者也。
或者曰：当前之分法，既不可矣，何不改其兵法，以经易纬，操刀自北向南，依经度直剖之，庶各国均有南北，不患偏矣。曰：此法吾亦思之熟矣，非但各国以其所处之因利乘便，为计有必不能然者。即使能之，竟将支那之高山大川，使数国皆有干涉，无可分明划界，易起争端，而又极难设守，则亦必不可行也。
曰然则奈何？曰：横分直分，无一可者，则惟有反求诸不分矣。曰不分之策孰任之？曰此英日与美所当共任也。夫德法既甘为后烹之走狗矣。若奥与义，又未足语此，英日不待言，即美亦不可以别洲自恃。未有既先并亚，且次并欧，而终不并美，以混一全球者也。
曰何以能使其不分？曰此必三国联合，明揭八字于支那曰：代御外侮，逼改内政。此八字非但不可有缺，且不可如待土耳其之浮游作辍。其御外侮之法，三国多熟猜矣，惟改内政，恐有未澈底蕴者，则请代举三正三附之最要，曰，首在删朝仪，而定君权附焉。支那之上下相蒙，致如此不堪者，皆朝仪之无理为害，而君权则因无限，反成无权也。次于清官守，而变科举附焉，又次于核财赋，而增常禄附焉。先以此，而余可次第举行。夫然后支那幸赖以存，五洲各国因之而永存。
○中俄交谊论
今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中国联俄非计之善，俄人之结交中国，恐不可恃。”呜呼！此在忧深虑远之士，悼内政之不修，惧外交之不固，因以危言悚论，自相警发，初非有所疾于俄人也。然揆之事势，按之情理，平心而论，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与俄人之亲爱中国，皆出事势之必然，而又为情理之所当然者也。
夫泰西各国通道与吾华也，其贸易之商人，与传道之教士，唐宋以来，后先继至，至明季而始盛。然皆其人民之自为，而非奉有国王之命。其奉国王之命而遣使于中国者，实以俄国为最先。顺治十二年聘使一至，十七年聘使再至。其至也皆赍有国书，携有方物。至于康熙，其交益密，我亦遣使赴俄。如康熙二十七年，则有索额图、佟国纲之行，五十一年则有图理琛之行，是其交际往来之独先于中国也如此。泰西各国之互市于吾华也，康熙中叶荷兰首请，英人继至，以澳门为逆旅，而交易于粤之黄埔，往来于浙之舟山。然道光廿二年以前，各国皆未有约章。其特命大臣会议界约、市约者，亦以俄为最先。康熙二十八年，则有黑龙江之约，雍正五年、乾隆五十七年，则有恰克图之约。至嘉庆朝，又特设库伦办事大臣，掌蒙古与俄贸易之事，疆场之役，一彼一此，商贾往来，不绝于道，其立约互市之独先于诸国也又如此。夫所谓邻国者，必其壤地毗连，人民错处，若车有辅，彼此相依。泰西诸国，若英、若法、若德，其于吾华也，皆远隔重洋，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近虽英人入缅，而云南接英，法人入越，而广西接法，然犹不过一隅之地，讲信修睦，尚易为功。至于俄，西自葱岭、帕米尔，东至黑龙江、吉林二省，绵亘万有余里，国界则经纬之线相厉，民居则鸡犬之声相闻，虽在陌路，有如兄弟。是其土地密迩，异于诸国也又如此。抑又闻之，国与国相交之道，必以信义相将，不谕盟约，即有交涉龃龉，亦复彼此婉商，敦相见，不称干戈，而后乃为和好之实据。然自道咸以来，英、法、美诸国，一则有广东之役，再则有江、浙之役，三则有天津、北京之役，四则有越南、闽海之役，或虏我疆臣，或夺我要隘，或逼我上京，或毁我藩服，虽以日本之同洲同种，犹忍以一朝之忿，反颜相加，以致覆我舟师，割我行省。独俄人自立约以来二百余年，未交一兵，未折一矢，虽于咸同之间，乘回匪之乱，入据伊犁，然崇厚已宿之诺，卒应曾侯之请，还吾故土，衣裳之会，匕鬯不惊。是其和好久长，异于诸国也又如此。夫交际既久，则情以相引而长；国土交互，则事以相习而狎；兵戎不见，则一切猜忌之心，备虞之事，又以相亲相昵而忘。故吾谓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实出于事势之必然者此也。
然此犹第就往事而言也，试再论近事。乙未之夏，中日一罢战，《马关条约》既成，各国袖手旁观，一词莫赞，此固局外之理宜然，吾非以此为诸国咎也。然俄人约法、德二国，仗义执言，归我辽东数郡之地，日人饮恨在骨，每饭不忘。夫俄人岂不知市惠于中国，则必开罪于日本，而顾毅然行此而不顾者，倘真所谓代人受过者，是耶？非耶？即今海内士论，局外闲评，莫不以俄人索还辽东，谓其自私自利。其言曰：“日人既得辽东，势必极意经营，则俄人南下之谋，不能复遂。俄人之意，以为不如寄之中国，则将来俄之取东三省也，若拉朽摧枯，无烦合力，直不啻为外府之寄耳。”呜呼！为如是言者，其是非情伪，吾且不暇深求。然天下立言之公理，但当就事论事。必欲举未来之事，而为逆诈，亿不信，以自托于识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