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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者中国幅员百里，人民数百兆，天下之人，举皇皇然若有不终日之势。问其何故，则必以为欧洲各强国之阻力也。从大至小，无论何事，考其情状，无不见屈于西人。谓为阻力，诚阻力也。然试思此阻力之何以行于吾土，而吾竟无抵力哉？则知吾中国有离心力之故也。夫离心力者，非权臣内奸，外藩跋扈，士民朋党，大盗移国之谓也。盖此数者，虽可使玉步迁移，神州板荡，势浪所及，或数十百年而后已，然其先必有数十人或数百人，同一心志，生死不渝，而后能成滔天之祸，其后则杀人既多，祸机渐弭，亦终有小康之一日，必不至无声无臭，全种沦胥。故仅可谓为阻力，而非离心力也。然则离心力之情状何如？其情状之可见者，朝野安，除外佞之外，晏然无事，野无盗贼，即偶有，亦旋擒搜荡平之。士林无横议，布帛菽粟之谈，远近若一，即有佻达，亦其小小。朝士彬彬，从容文貌，威仪繁缛，逾于古初。听天下之言，无疾言也；观天下之色，无遽色也；察天下之行事，无轻举妄动也。而二万里之地，四百兆之人，遂如云物之从风，夕阳之西下，熟视不见其变迁，逾时即泯其踪迹，其为惨栗，无以复逾。究其本原，其细已甚。
尝谓欧人之富强，由于欧人之学问与政治。当吾声光电化动植之学之初发端时，不过一二人以其余闲相讨论耳。或蓄一炉一釜，凡得金石，举加热以察其变化；或揉猫皮，擦琥珀，于风筝，以玩其相吸；或以三角玻璃映日以观其采色；或见水化汽时，鼓动其汽之盖，而数其每时之动；其尤可笑者，或蓄众微虫而玩之，或与禽兽同卧起以觇之。其始一童子之劳，锲而不舍，积渐扩充，遂以贯天人之奥，究造化之原焉。以若所为，若行之中国，必群目之曰呆子。天下之善政，自民权议院之大，以至洒扫卧起之细，当其初，均一二人托诸空言，以为天理人心，必当如此，不避利害，不畏艰难，言之不已；其言渐著，从者渐多，而世事遂不能不随空言而变。以若所为，若移之中国，又必群议之曰病狂。其菲薄揶榆，不堪视听，或微诃婉讽，或目笑不言，始事者本未有心得之真，观群情如此，必自疑其所学之非，而因之弃去。故不必有刀铲之威，放流之祸，仅用呆狂二字，已足沮丧天下古今人林之进境矣。人材既无进境，则教宗政术，自然守旧不变，以古为宗。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敝，昭然无疑，更仆难终，不能具论。综其大要，不过曰，政教既敝，则人心亦敝而已。人心之敝也，浸至合群之理，不复可言，不肖之心，流为种智，即化人之善政，而我以不肖之心行之，既有邪因，必成恶果，守旧之见，因之益坚。
当斯时也，游于其野，见号为士者，习帖括，工摺卷，以应试为生命。当其应试，偶不如志，哗然称罢考。已而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皆不应试，而我一人独应之，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俱应试如故。行于其市，实业之学不明，商情日棘，亦尝奋然曰齐行。乃又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如彼，而我阴如此，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行之不齐如故。及观乎其朝，则今日之卿大夫，即士子帖括之所换，市贾金钱之所买者也。当其少年，本无根蒂，一行作吏，习气益深，陈力就列，所治之事，彼此不相知，各凭私见，以为独断。若国之内政，无往非伪，以伪应伪，无从证其是非，但见事事合例而已。及猝有外交之事，则本无例之可援，万不能以己之伪，应他人之真，遂不得不互相推诿，互相蒙蔽，直至其事已临不能再缓之限，乃以一二志气颓唐，本无学问，而又互相猜忌之人，凭其影响之见闻，决以须臾之意见。其体愈要，则其见闻之来历，转展愈多，故其影响亦愈甚，而差谬愈远焉。此局一成，局中即有明哲人，亦必随俗迁流，无能为役。盖明知一立异同，则其身不能一日安，于事毫无所补，不如故回翔以待之也，而此待遂千古矣。今日中西人士论中国弊政者，均沾沾以学校、官制、兵法为辞，其责中国者，何其肤廓之甚哉！
夫中国之不可救者，不在大端，而在细事，不在显见，而在隐微。故有可见之弊，有不可见之弊，有可思及之弊，并有不可思及之弊。蒙等生长乡闾，见闻狭隘，三途六道，千诡万变，无由得知，仅就平日所闻于朋友者，事已若此。此病中于古初，发于今日，积之既久，疗之实难。无以名之，名之曰离心力而已。夫中国实情，其或有不止于此者乎？或有不若此之甚者乎？非所知也。
○论中国分党
《论语》称“君子不党”，已以党义为非。屈原赋始用“党人”为指斥之辞。而东汉之季，乃有党祸。自是以后，唐之牛李，宋之蜀洛，明之东林，几代代有之，而与国家存亡相终始。近数十年，与欧美相通，乃知西人亦有类乎党者，如英之保党、守党，法之民党、王党，日之宪政党、自由党之类，不可悉数。此等之党，与中国昔时之所谓党者不同，不过译人偶以“党”称之耳。中国之所谓党者，其始由于意气之私，其继成为报复之势，其终则君子败而小人胜，而国亦随亡。其党也，均以事势成之，不必与学识成之也，故终有一败而不能并存。西人之党，则各有所学，即各有所见；既各有所见，则无事之时，足以相安，乃有所藉手，则不能不各行其意而有所争于其间，其所执者两是，则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此中西各党之不同也。由前之说，则有今昔之殊；由后之说，则有中外之别，均不足以例今日。最后则知高丽有守旧、维新两党，此为支那言守旧维新之始。然其时支那之人，旧者太多，新者太少，无从分党。自甲午以后，国势大异。言变法者稍稍多见，先发端于各报馆，继乃昌言于朝，而王大臣又每以为不然，于是彼此之见，积不相能，而士大夫乃渐有分党之势矣。西人见此，遂遽以为支那人本有三党：守旧党主联俄，意在保现存之局面；中立党主联日，意在保国以变法；维新党主联英，意以作乱为自振之机。此言也，出于西人之口，骤闻之颇似别白极真者，然深思之，甚为不然。意此不过西人以其国家之情形，臆度支那之情形耳。而支那之实情，实不若是也。试条辨之。
西人所谓维新党者，盖即指孙文等而言。西人之许可孙文，别无深意，因谋叛之罪，彼律甚轻，孙文之为其教中人，尝□□欲行其教于中国，以此之故，西人许之，非实见其人之□□也。而孙之为人，□□□□，□□□□，粤人能言之者甚多。□□□□，□□□□，□□□□，盖已无疑。即英人前在伦敦报馆之辨论，不过自保其国权，与孙文无涉焉。如此，则彼所谓之维新党，不能成其党也。
西人所谓中立党者，即支那现所称之维新党，大约即指主变法诸人而言。支那此党之人，与守旧党者，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且此党之中，实能见西法所以然之故，而无所为而为者，不过数人；其余则分数类：其一以谈新法为一极时势之妆，与扁眼镜、纸烟卷、窄袖之衣、钢丝之车等，以此随声附和，不出于心，此为一类；其一见西人之船坚炮利，纵横恣睢，莫可奈何，以为此之所以强也，不若从而效之，此为一类；其一则极守旧之人，夙负盛名，为天下所归往，及见西法，不欲有一事为彼所不知不能也，乃举声光化电之粗迹，兵商工艺之末流，毛举糠比，附会经训，张唇植髭，不自愧汗，天下之人，翕然宗之，郑声乱雅，乡愿乱德，维新之种，将为所绝，此又为一类。之斯三者，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如此，则彼之所谓中立党，不能成党也。
若夫至不称其名者，莫如守旧党。既称守旧，则必有旧之可守。所谓旧者，支那立国数千年，今虽不及欧美之盛，然亦非生番黑人也，盖亦必有道矣。真能守之，当有可观。乃今日守旧之人，问以七略九流之家法，不能知也；课以三千年之朝章国政，不能举也；责以子臣弟友纲常名教之职，不能践也。且旧学之至大至要者，莫如五伦，此旧党所援以攻新党者。今观旧党，有父母之丧，则苫块所颦蹙，朋友所慰藉，其所言者，不曰某科不能考，即曰某缺不能补而已，无他言焉。此无足怪，盖其所患者，惟此三年中不能应试，不能做官，为实祸耳。至其饮酒、食肉、御内，以至一切征歌、选色，与夫名姝、骏马之游，与无丧者等。人人如是，恬不为怪。此父子之伦何在？通籍以后，罔上营私，惟恐不及。补某缺，则较量其肥瘠，无言及地方之利弊者也；除一官，则较量其迟速，无言及责任之易胜否也。总其生平，则国家所求者富贵。彼于入塾之时，父兄所期，师友所教，即已如此。故国家之事与士夫之心，终古不相遇，甚者无不与律令相反焉。如此，则君臣之伦何在？至于夫妇，仅可谓之曰男女，而不能谓之曰夫妇。其始也，拈阉探筹以得之，无学问性情之素也；其既也，爱则饰之以花鸟，怨则践之以牛马，法则防之以盗贼，礼则责之以圣贤。夫花鸟、牛马、盗贼、圣贤而能以一身兼之者，盖无有矣。如此，则溃败决裂，不可穷诘之事，往往如是。观《大清律例》中，死刑由于男女者，几及十之六七焉。如此，则夫妇之伦何在？其他兄弟阋墙，朋友相卖，此更常事，不足深责。夫伦纪者，旧学之根原，而守旧党乃弁髦若此，然则此真生番黑人也，所守何旧哉！彼之所守者，不过流俗之习气，为己之私心焉耳！彼见上之人作此论者多，故从而附和之，内可便其不学之私，外可忝居正人之目，何所惮而不为？若此之人，但能谓之趋时，而不谓之守旧，谤以守旧，不亦冤乎？如此，则彼所谓之守旧党，不能成党也。
嗟乎！木老而枯，人老而病，支那之教化，盖已老矣！千年以来，日见凌夷，代不及代。观其风气，随波逐流，不复能有树立意。将欲如汉之党锢，唐之牛李，宋之蜀洛，明之东林，而亦不可得焉，岂能与东西诸国之各党比哉？
○论华人之可用
今之策时局者，鳃鳃以乏才为虑。夫虑之诚是也，然所谓才者无一定之准的，非必有体国经野之模，战胜攻取之勇，始得谓之才也，即片长薄技，各食己力，其致功也勤，其为谋也忠，亦无不可谓之才。今使语人曰：中国人之职业勤，莫不讶然异。又使语人曰：中国人之谋事忠，莫不哑然笑。不知无容异，无容笑也。诚以浅近琐屑之事证之。通商互市之区，凡所谓洋关洋行领事馆等，主之者洋人，而华人之司事于其间者，或理帐目，或操笔札，等而下之又有奔走使令之役，每所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责有专属，无推诿也，时有定晷，无虚旷也。非礼拜不得治私，非要事不得请假。凡夫朋友之酬酢，亲戚之往来，即有疏略，在彼可以自解，在人亦可相谅，则谓之不勤于作事不得也。洋人在中国，非传教经商，即办理交涉事宜，究其要诀，在熟识人情，习知华事。顾欲识人情知华事，非通语言，识文字不可。而洋人在中国，能通我之语言者，百不得十焉，能识我之文字者，百不得一焉。然往往见微知著，凡华人之俗尚好恶，与夫一切情伪，无不洞若观火，岂真有先觉之贤哉？亦得之为彼司事之华人为多也。夫华人得其薪赀，既与之勤恳办事，又复出其余力，导之以几微曲折之故，俾之阅历愈深，世故愈熟，无丝毫之隔膜，欲谓不忠于为谋不得也。
或者曰：子之言过矣。由前之说，以食毛践土之俦，不思效用于国家，而甘为洋人服役，虽勤何足取，由后之说，以中国之人道中国之弊，无异不肖子弟，将家庭暖昧之事，播告邻里乡党，忍心害理，莫此为甚，而子顾许之以忠，不亦悖乎？噫！为是说者，抑亦勿思甚矣。天下立言之理，但当就事而责人之道，亦当不为己甚。中国人之为洋人办事者，类不过能操洋语，善探主意，固非读书明理者比。必与大义绳之，殊觉不恕。况食其禄者忠其主，桀之狗吠尧，尧非不仁，吠非其主。对镜参观，彼之竭尽心力，冀图酬报，亦为天理所当然，人情所必然也。
曰，华人为洋人办事，既如是之勤且忠，而为中国办事，往往不然。且即以为洋人办事之华人，授之中国之事，亦若有迁地勿良之慨，则又何说？曰：此非任事者之过，乃用者之咎也。洋人用人，功过必分，赏罚必明，设有偾事，立遭屏斥。其谨慎小心，始终无怠者，不特优加薪水，或以他事托辞，则为之先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