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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确实，他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
C：当时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做出政治判断。他只是没有坚持。这个状况，我也只能用心理失常来解释，他这个人的性格中，可能有这一面，极少显露出来，但在这一个月多时间里，他撑不住了。分裂之后，双方都指责对方是“逃跑主义”，指责的都对，就是逃跑嘛。但问题在于，这种逃跑，使得整个的革命目标、革命战略、乃至革命理论，处于空洞的状态当中了。对北上的中央来说，那些书生们问题不太大，不去想就是了，反正有个毛泽东顶在那里，他把这些他们应付不了的事情对付过去后再说，好在还有共产国际，可以替他们去想，以前反正都是如此。但是，对张国焘来说，这些问题他也没有答案，只有疑问，最多有些含混的想法，但没有一套可以拎得起来的货色，这对张是个大问题，他的困惑、悲观就变成行动中的忙乱和焦躁。你说的对，他应付不了“创造历史”这件事，当然，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毛也应付不了。从第三件事，也可以看出来，张国焘另立中央却秘不示人，等到百丈关失利、大溃败的12月5日，却郑重其事地向中央宣布了他另立中央的决定。这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他要守这个秘密不可能，他另立中央是在大会上宣布的，早晚人们都会知道。但他选择公开的这个时机却让人看不懂。他本来可以在百丈关之战前宣布，那时，他的军事很顺利，那时他给中央的电报，已有这份自得在里头了，但他却没有宣布另立中央的事。
Y：也许他在等百丈关之战的胜利，或者他心存侥幸，认为出百丈关，逼近成都，形成大局面，是宣布的好时机？
C：那也不通。前面讲过，张对打百丈关和成都是有疑虑的，既然这样，他又怎么会期待百丈关创造奇迹呢？
Y：那也不一定，他反正是没有什么定见。在前途黯淡的时候，赌一把的心思，也会有的。最好的情况本来是他有一套政治想法，比如有意识的造成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他宣布新中央成立。但可惜，他没有这套想法。于是他将就着徐、陈试试看，等出百丈关顺利，他就宣布另立中央，再图发展。但百丈关失利，他处在溃败之中时，张又怕最终失去宣布的机会，至少他可能不想被动的、由别人揭发出他另立中央，他好这个面子，端这个架子。所以，就在这个不利的撤退中，匆忙的自做镇定地宣布了这个决定。
C：林育英是十一月中旬见到张闻天的。不知张国焘在12月5日是否知道林育英已到陕北。在12月18日前，张国焘有电报显示已知林育英到陕北了。这件事对张国焘的宣布不知是否有影响。
Y：如果张国焘在12月5日前知道林的消息，我认为会促使张发这个电报宣布另立中央，用这样戏剧性的事件提醒林，中共党内的斗争和分歧，以便在张远离现场的情况下，争取一个有利的原告的位置。张在12月18日电报中给林育英讲的那些话，就近乎是“控诉书”了。如果张国焘在12月5日前不知道林的到来，那么他宣布另立中央的动机就只能用前面讲的那种解释了。但似乎还有点牵强。说不定在12月5日前，张国焘真的知道林育英到陕北了？
C：我倾向于这个判断。就是张在12月5日给中央通报他另立中央之前，是知道张浩（林育英）已到陕北了。他就是要用这样的戏剧性动作来表达他的党内斗争的事实，以便由共产国际或是由中共驻苏代表团来裁判。他深知另立中央之事关重大。他必须从中解脱出来。他部分地达到了这个目标。因为毛及张浩都同意，两边都不用中央名义，而以张浩代表共产国际在上面协调两边。那段时间，电报署名张浩就排第一。
Y：我看这个张国焘，大概到12月5日给中央发出宣布另立中央的电报之后，就恢复正常状态了。他且战且退，退到甘孜、炉霍一线就扎下了营。这之后，他本人和四方面军就没有什么自己的故事了。他只有细心的体察陕北局面的变化，和国内外政治局面的变化。
C：他的心情肯定是有意思的。他的牌都打出去了，他的军事力量暂时对任何别人都不起作用，只是对他自己起点信心的支撑。他只能等着瞧，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他转弯的机会。
Y：而在另一边，毛和他的团队，情况就复杂的多。大体上可以分两条线索来梳理一番。一条线索仍是逃亡这个主题，就是生存与军事斗争；另一条线索则是政治努力，讲好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性一点，是讲和，难听点，就是招安。我们先看看第一条线索。毛在陕北与刘志丹会师之后，并没有能改变他的艰难处境。与东北军几次作战占了便宜，只不过是略有小补，整体上无济于事。更为重要的是，东北军和17路军四面围着，围而不打，使红军没有办法。很快给养就没有了。虽然现有资料对给养状况的影响普遍估计不足，但我们从35年12月底的瓦窑堡会议决议看出来，至少中央是认为留在陕北是没有办法的，必须行动，离开此地，去解决生存问题，当时有三种方案，一是向东，过黄河去山西，一是向西北，去宁、甘，还有一种是去陕南，例如林彪就倾向于去陕南。毛是坚持向东去山西。
C：这里要澄清一点，毛去山西的意图是什么？他搞东征战役的目标是什么？
Y：这值得讨论。有几个说法一直很流行。一个是讲红军东征是为去抗日，这在道理和实际过程看，根本站不住脚，也不用多讲啦；一个是讲红军是在压阎锡山抗日，甚至有些作者干脆讲是去打击卖国贼阎锡山，这也站不住脚，也不用多讲啦；还有个说法，是去打通与苏联地联系，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经山西，去绥远，可以到外蒙和苏联，这条通道，也是一条很久的商道。党内不少人都走过这条路。所以，要同苏联联系，经山西，绥远是条路子。但到底当时中共是否就是这个目的呢？我有怀疑。因为那时中共并未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阎红彦、张浩到陕北只是带了共产国际的口信和共产国际七大的信息，没有大功率电台，仍然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所以共产国际是无法知晓红军在陕北状况的。反过来，中共也摸不清共产国际的意图，在瓦窑堡会议前，李德就对去苏蒙中边境地带提出异议，认为那是拉苏联下水，不利国际的事业，毛很不高兴。但那是否会影响毛的想法呢？我认为靠近苏联只是附带的想法，不太象是主要的目的，这不太合毛的意。同时也未必是最好的路线，经宁夏去苏蒙，似乎更方便一些。还有一种讲法，说东征是为了减轻陕北的压力，筹款，调阎锡山入陕的部队返晋。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而且事实上，实际执行的效果也确如此。但我认为提议东征的最初动机不在这里。毛的想法是离开陕北去山西打开局面，换句话说，他是不想再回来陕北了，他想到山西试试运气，搞块根据地。
C：是啊，在陕北，吃的用的都没有，又陷在东北军和17路军的重围之中，很要命的。而阎锡山的晋军作战能力弱，也是众所周知的，况且，阎与蒋之间的矛盾很深。记得是刘英回忆说，当是中央判断晋军作战能力弱，抵挡不住红军进攻，是中央下决心东征的依据之一。蒋、阎的整个部署，就是守住山区，不让红军扎根。
Y：大致上，三条理由，晋省相对富裕，又多山，适合中共和红军生存；晋军作战能力弱；阎与蒋有矛盾，晋省自治，没有蒋军驻防。这三条是毛考虑去山西的理由。但是，很明显的，入晋是动阎老西儿的命根子，一万来人，阎要是拼命的话，能否站住脚呢？显然，红军军事指挥官们至少是没有信心的。所以在东征的战略意图上，是有争论的。毛是坚持去山西闯局面的，军事人员则要求有退路，彭德怀回忆讲他要求作战不利时有退回陕北的绝对保证时，毛很不高兴，讲我给不了什么绝对保证。彭的意思是在黄河渡口保持力量，以便东征失利时，再西渡黄河返回陕北。毛看来是想放手赌一把的。所以他有“破釜沉舟”的意思。但当时毛遭到大部分人的反对，所以，东征才有了对黄河渡口的保护这个退路。果然，红军入晋，很快就有了问题，表面上进展神速，缴获颇丰，但很快中央军入晋东南，阎锡山从太原向南压下来，东北军向黄河边靠拢，局势大大不妙。东征很快就变成了一次筹款的战斗了。原先毛的战略意图很快落空。只好收场，返回陕北。C：在经济上还是有作用的，对以后毛在山西搞根据地有作用吧。
Y：那是后话。当时，他们没有这个预测的可能性。在经济上，确实有收获。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很快就有了西征方案。
C：东征1935年底提出，1936年2月开始执行，到5月初就退回陕北了。
Y：5月2日毛西渡黄河回陕北，5月18日就发布了西征战役的作战命令，中间连个休整期都没有，可见军情紧张。6月14日中央就撤出瓦窑堡，西移到保安。这实际上在当时很是件严重的事。所以在西移时，中央还有个电报，为西迁讲了一大通理由。这是怕对红军将士有消极的影响。西征作战是在陕甘宁交界处，此地传统上是没有中央军和外来部队的，由于回汉关系问题，也因为过于贫瘠的原因，东北军和西北军也没有进入这个地区。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陕北的回旋地区是适宜的，也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因为东征结束后，陕北的压力很大，东北军执意要挤红军西移，多达150个团集中向西北方向压迫红军，红军只好进入回民区域。这个区域的经济状况一点也好不到哪里去，比陕北更差，但没有任何强敌，所以，西征从5月下旬开始，到7月下旬，应当讲比较顺利，没有什么大损失。也有点收获。在区域上，就有了一个“空间换时间”的余地，好歹又捱过了几个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很重要。
C：当时西征中，对北渡黄河靠近外蒙地区很重视。
Y：对，这是西征同东征的一个区别。东征时，毛是想在山西扎下根，因为山西有这个经济社会条件。而西征时，毛并没有这个想法，他只是以空间换时间，他知道三边地区经济条件比陕北更差，不具备建立长久的苏区的条件。但毛已无选择了。他只能先进入这个地区喘口气再说了。这个时候，他就必须给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让作战部队有点信心。这样，就突出了北渡黄河去外蒙的目标。这不是毛的积极应对，而是消极应对。毛的想法，是过一个月算一个月，总归他是在压注，相信一定会有变化。
C：在东征时，毛及中央的各种电文，“抗日”这个字眼满纸都是，到西征时，这个字眼就没有了。总之，你西征总不能讲是抗日吧，就算敌人认这个帐，你自己的红军将士也未必认帐吧。
Y：所以，西征和东征是一回事，只不过后者披上“抗日”这件外衣就是了。它本质上直接显露的，就是先生存了再讲。这个就是逃亡心态。前者打着靠近外蒙的口号。但这个逃亡的主题，到底是让毛压对了。到36年6月份以后，一系列的事态变化，主要有两个，两广事变，加上日本在华北的行动，开始淡化这个主题了。另一个主题就占据主要位置了。这就是前面讲的第二条线索：政治努力。我们讲得白一点，就是招安了。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在6月20日，中共给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去了份电报，表达在抗日这个前提下，愿意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这个日期和电报，是个标志，是主题转换的标志。在此之前，是逃亡为主；在此之后，招安为主。中共在政治努力这条战线上的工作，是以“抗日”为旗号展开的。这一点可以追溯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20日，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民众“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