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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急剧下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
这便是美国表现越来越明显的“两个美国”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深刻矛盾。
“两个美国”实际上是相互对立、相互牵制的两个极端，“第一个美国”是美国的国家理想、资本主义精神和和全民利益和集合体，而“第二个美国”则是控制了美国最高决策权
的金融、能源和军工集团的特殊利益团体。这两个美国在目标和利益上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对立的地方，尤其是随着美国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均衡，垄断程度越来越高，两个美国在
目标和利益重合的地方越来越少，而对立的部分则越来越大。
以上通过三场战争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这么一个规律：
美国高层在确定好战略目标时，既不能把绝对机密的战略意图公开告知外界，又不可避免地要挟带“第二美国”自己的私货。在开始实施阶段，凭借高超的战略远见和强大的国力
，美国的军事行动雷厉风行，勇猛果敢，但进入战争中后期，军事行动产生了美军士兵和敌对方民众大面积的伤亡，社会民间反应便开始渐趋激烈，严重影响高层决策，导致“第
一美国”压倒“第二美国”，从而政令混乱，被迫调整或者放弃原有思路，无法始终如一地贯彻最初的战略决策，使之出现重大的摇摆、偏差甚至完全背离，最后行动半途而废，
狼狈结束。
由此，在世界媒体当中，美国的行为有时显得极为乖戾，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国无数次陷入“士兵野蛮屠杀平民——遭到国内外舆论谴责——
政府承诺调查——公布结果后从轻发落——然后再次屠杀——再谴责——再调查”的恶性循环之中，而这实际上正是“两个美国”之间激烈较量和权衡的结果。一方面，“第二个
美国”要在国外获得贪婪的超额的战略利益，就必然要不择手段地进行残酷的杀戮和无休止的掠夺，无所不用其极，实际上，“第一美国”也是直接的受益者——否则的话，美国
人不劳而获，凭什么以世界人口的3％来享受25％的世界资源？但是，当大众直接付出财产、生命和信念的代价，与分配到的胜利果实相比悬殊太大的时候，“第一美国”就要运用
宪法所赋予的政治权利来限制“第二美国”的行为。
每当美国国会讨论各种救助计划的时候，我们看见共和党议员那阴沉的脸色时，完全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尽一切努力都要阻止计划通过的根本原因了。
这就是美国社会最深刻矛盾之所在，也是“第二美国”希望摆脱“第一美国”的约束，推翻共和、建立一种更新型集权的情感冲动，而资本和资源使用的有效性便是美国社会正在
酝酿惊天巨变的原始驱动力。
至此，我们陈述了美国三场战争的教训，即想说明一个道理，一个社会必须同时要具有“民主”和“集权（并不完全等于法律）”两个因素的适度结合，缺一不可，而如何掌握这
个尺度，则更需要伟大的历史智慧和文明沉淀，从越战到伊战，证明了美国恰恰缺乏准确把握这个尺度的智慧和能力，最后导致美国今天的危局和未来不远的衰落。可以说，由于
历史沉淀的缺失，美国其兴也忽，其亡也忽。
这里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台湾友人，其3岁的侄子跟随大人在美国逛超市，忽对某一个非卖玩具车大发童趣，坐在里面自得其乐，催促半天不肯下来，家长心急去拉，小孩哇哇大哭，将周围人群都吸
引过来。人们各献良策均无作用，其中有一儿童心理学家，上去跟孩子攀谈良久，可孩子就是一个未来老牛筋的超级天才，死活不吃这一套。众人束手无策，最后，一个急着下班
的保安，黑脸秋风上前抱臂一站，孩子顿时闭嘴，乖乖从车上跳下来，拔腿就跑。
友人讲这故事时，正值陈水扁“民主之乱”的高峰，他的看法是，蒋经国的威权时代结束得太早，而“民主”来得太快，台湾从官方到民众各个阶层都没有充分准备，但由于处在
大陆、美国、日本几大势力相互牵制的平衡点上，台湾天下大乱尚可自保，如果换做一个背后没有保护的独立国家，台湾弄不好可以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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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金融海啸的产生，深刻反映了美国现行社会体制，已经难以适应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这个生产力要素的一种潜在的“暴力性突变”，预示着一场摧毁世界经济的金
融核爆即将到来。
应当承认，美国的这种政治体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约束特殊利益集团为所欲为地损害其他阶层乃至国外弱势群体的利益，有效促进了美国社会的相对公平和相对正义，到今天
为止，从表面上看，美国仍然称得上一个伟大而充满魅力的自由国度。但也正因为美国人长期而静态地沉浸在这种制度的优越感中，忽视了对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这一左右甚至
操纵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要素的管理和警惕，致使资本按照自己的罪性的内在逻辑泛滥和垄断，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渗透到美国社会的骨子里，势不可挡地控制了国家的政
权，控制了民众的生活，控制了社会的运行方向。
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产业资本原来只是生产资料中的一个要素，而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资本在生产环节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最后会依照价值规律，从生产中脱离出来
，流入高利润行业。当产业资本上升到金融资本以后，反过来会制约生产的发展，因为金融资本的套利空间远远大于生产利润，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国的制造业必
然遭到逐步瓦解，资本必然集中到各种以套利为目的的证券、期货、风投、对冲基金和各种金融衍生物中去，从而造成生产行业的缺血。
在这个背景上，美国金融资本席卷美国乃至世界的20年，就是美国制造业被放逐出美国的20年。如此一来，美国的制造业的基础不断被侵蚀，产业工人的队伍越来越少，第三产业
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就业，而平均工资则越来越低，中产阶级的规模和政治影响越来越小。相反，资本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已经挣脱了现行的落后而且软弱的所有约束，冲向全世
界范围去掠夺财富，逐渐靠近了以资本垄断来统治世界的临界点。
资本的垄断必然导致集权的产生，这个原理就如同核反应堆一样，只要一注入核燃料，链式反应就必然不会停歇。问题是，核反应堆温度过高时，我们可以用石墨来终止或者减弱
链式反应，而资本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却不可能得到约束或者阻挡，所以，资本的垄断必然会像核燃料的链式反应一样不可阻止，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核爆炸必然会到来。
尽管美国和欧洲今天在竭力阻止核爆炸的发生，但是，因为体系的不同，阻止资本的力量除了国有化以外别无他法，而国有化又直接面对无数家国际大企业在全球化2。0时代的自
我放弃与“携款出逃”，根本无法在欧美政治体制下实现对资本及资本所有人的强制性控制，所以，国有化不可能是欧美社会有效的救生绳，这根救生绳太过于脆弱，全世界的人
都在胆战心惊地看着它什么时候断裂。
对于那些像海盗般贪婪的金融家们，欧美普通民众充满了痛恨与诅咒，而政治家们却一次又一次注入巨资，无可奈何地“奖励”着他们的抢劫行为，这一点，便是这种矛盾的不可
解决性裸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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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人类永远都在探索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且这个探索永远不会停止。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方式，就是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当人类可以骑马驰骋的时候，就不可能用驱使马车的招式来驾驭马匹。
当人类拥有汽车的时候，就不可能用骑马的方法来驾驶汽车。
当人类拥有飞机的时候，就更不可能用驾驶汽车的技术来控制飞机。
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伴随调整和更高层面上的动态平衡。
不同的文明阶段，都会呈现出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不同形式，这种形式实际上就是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的核心说穿了就是利益的分配方式，政治权利只是保障分配结果得到
实现的必要条件。
但是，生产效率的提高，是随时都在实现的，是加速度的，天生就是不稳定的，而生产关系却必然要滞后许多，也就是说，生产力在相当长时间内都要受到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制约
，当旧的生产关系制约着生产力时间过长的时候，革命和暴力便由此爆发，直到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在财富分配上实现一种相对的平衡和稳定，由此发展到下一个破坏周期的到来
。
今天，许多中国人习惯了“民主”和“专制”的两个模式的绝对对立，而实际上，政治制度并非只有“民主”和“专制”这两个极端，非此即彼的这种二元标准，是基督教神学思
想体系下的机械思维和终极价值观。
人类从原始社会走来，生产力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调整财富成果分配方式的速度也必然随之加快，而寻找最适合的政治体制的努力也越来越大，责任也越来越沉重，这将是人类
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
战国时候，齐国的雄辩家淳于髡向孟子诘难说：“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假如嫂嫂掉在水里，小叔子可以伸手去拉她吗？
孟子回答道：“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 之以手者，权也。” ——嫂嫂掉在水里而不去拉，这简直是豺狼！男女之间 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的
规定；嫂嫂掉在水里，小叔子用手去 拉她，这是通权达变。
对于这段著名的对话，很多人只看作礼教对男女交往关系的限制根据，但却忽略了当中最重要的核心，那就是中华文明中的一个伟大智慧——恒定与权变的中庸适度。
我们知道，西方文明最核心的价值道德体系是犹太/基督教系统的神启理念，而宗教的价值道德标准，则是几千年都不会更改的“超稳定结构”。耶和华在第七天休息，今天的基
督徒都要在星期天去做礼拜；公元前167年犹太人举行“玛喀比起义”时，塞琉古军队在安息日那天发动进攻，而犹太人连躲藏的洞口都不会去掩盖起来，任由宰杀；穆罕穆德娶九
岁幼女为妻，今天有些阿拉伯人就要把九岁定为女子结婚的最低年龄。
价值观超级墨守成规和胶柱鼓瑟，意味着的保守、死板、停滞和渐趋消亡，而过度的灵活权变，又缺乏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油滑轻浮，容易沉入见风使舵和实用主义的激
流，而恒定与权变的适度结合，一方面可以保有行为准则的稳定性；保持整体的和谐与秩序；而另一方面又可以适应外部世界的风雨巨变，在变通中战胜所有困难。这就是中华民族
五千年长盛不衰的最高智慧——辩证法。
在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摇头晃脑地读着一段话“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某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很多人认为这段话出自哪本兵书，其实出自乾隆年间的一位名医，虽然这只是一种中医理论，但却该秉承了中华文明中最伟大的辩证法思想。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道理适用于古往今来的任何社会，历史台阶上的每一代过客，都应该用辩证法的思维来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调整，探索和建设一个最理想的
政治制度，并且随时能够不断完善和不断调整它，使之得到不断的进步和改革。历史证明，那些无法调整生产关系、无力适应新的生产力进步的文明，不管有再大的霸权，不管有
再辉煌的文化，最终都会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成为下一个文明吸收养分的腐殖土。
而今天的欧美世界金融体系崩溃，从最深刻的层面来看，不也就是其现行的政治体制失去了对资本这一“突变”的控制能力，从而，无法适应生产力的一系列最新变化而导致发生
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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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关于美国金融寡头具有强行恢复社会秩序的能力和冲动的问题。
毫无疑问，对于美国社会目前的涣散和低效现象，“第二美国”是绝对不满意的，否则，肯尼迪、马丁？路德？金，还有里根，他们怎么会相继被打黑枪？如果按照布热津斯基《大
棋局》的规划，“第二美国”不择手段地一意孤行，也许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两支美军早就已经在德黑兰大会师了，哪里会落到今天这种不战不和、进退不得的尴尬境地。
在那些金融、军工寡头心中，必定对“第一美国”充满了委屈：
要用廉价资源，必然要占领资源富国，这自然免不了打仗，可打仗又不能死人，死自己人不行，死对方的平民也不行，那么，这个仗怎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