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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下，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扑灭将燎原的大火。这个会开了几乎一整夜，到凌晨三点才收场。参加会议的人员虽然没有用真名，但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其中的大人物往往是有所指的。比如说红衣主教，他在会上敢于用一种傲慢的口气说话，甚至敢于提出要内阁总理下台，只要核实一下，就知道他正是国王查理十世身边的那个权倾一时的教会头子拉提耳。他曾经是国王本人的私人忏悔教士。1825年，他为查理十世加冕；1826年，罗马教皇提升他为他的大臣、红衣主教之一，成为他在法国的代理人。至于内阁总理德·哇列尔，正是指的当时的内阁总理波里雅克亲王。他是路易十六皇后的亲信的儿子。写这些内容，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司汤达对此也不无担心。但他并不是为自己的安全担心，而是为小说的命运担忧。他在下卷第二十二章里，违反小说常规，专门在括号内说了一大段题外话。说“作者本来想在这儿加上一页的虚点儿”，并说，政治是拴在文学脖上上的一块石头，用不到半年就会把它淹死。要知道，司汤达在生活中是很谨慎的，但这次却没有把这些敏感的内容删除，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家的胆略和勇气。
《红与黑》中的许多人物，都有着生活的原型。最明显的是于连，前面已经提到他的经历和遭遇，是以一个叫安托万·贝尔德的家庭教师枪杀女主人的刑事案件为蓝本的。同时，作者还把自己的某些思想和性格特征也给了作品中的人物。比如司汤达崇拜拿破仑，这种崇拜也一直渗透到于连性格的纵深之处。于连在孩提时候见过法国龙骑兵从家门口经过，这其实也是司汤达的亲眼所见。再比如，于连刚到市长家时，作者反复提到德·瑞那夫人担心孩子们落到一个既凶恶又肮脏的教士手里，其实司汤达童年时代就有过这种可怕的经历。司汤达当年在拿破仑军队中供职，因为在抄写时将cela写成了cella而遭到其堂兄达碌的训斥，他把这个细节也用到于连身上了。达碌虽然是司汤达的堂兄，但司汤达在他身边工作时，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这种心情在于连的性格中常常看到。还有，于连敏感多疑，从不把内心的真实思想告诉别人，也象是司汤达本人性格的反映。小说中写道，于连在德·拉木尔侯爵家时，看到玛特尔和一些贵族青年在一起议论他，就怀疑他们要合谋陷害他。在生活中，司汤达也有些类似。他一生经过了许多磨难，养成了谨慎处世的习惯。他发表的作品，从不署真实的姓名，与朋友通信也用化名。即使是写自传、自己的墓志铭，也把真名隐去。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红与黑》的主人公，实际上就是司汤达本人。司汤达将自己这个退伍军人，前任宫廷官员、旅行家、情人，以及上流社会的智者所知道的一切生活经验都汇集在于连身上了，同时赋予于连一个自己所不具备的俊美的外貌。所以于连是“带面具的司汤达”。其他人物中，有生活原型的也很多，有的甚至直接就把真名实姓拉进作品了。比如德薇夫人，就是作者的一个好友的真实姓名。还有记者阿佩尔、数学家格罗，都是用的真名。正因为作者注意了写自己最熟悉的人物，把自己也放了进去，才使人物的形象那么真实，富有生命力。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尽管作者注意写自己所熟悉的人物，但都必须在原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这是艺术的一般常识，所以不能简单地一一去对号入座。
除人物以外，主人公生活的环境，如于连的家庭，母亲早逝，父亲严厉；家乡格勒诺布尔美好的风光，还有巴黎的沙龙等等，都是司汤达生活和熟悉的环境，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小说中的一些事件，如充当密使的历险，跟别人决斗，以及小说中提到于连几次准备用手枪自杀，不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写照吗？如果把《红与黑》与作者的自传、传记结合起来读，你一定会感到司汤达为了这部小说，的确是全身心地投入，把自己所有能够用上的生活库存全掏出来了。这也要归功于司汤达对生活的长期观察和积累。
心灵的解剖刀
司汤达有“心理小说之父”的美称。《红与黑》就是一部典型的心理小说。司汤达手上的笔，就好象是一把心灵的解剖刀。他有极强的能力，甚至可以说是魔力，把人的内心世界，人的思想过程、心理状态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随便举出几个就能说明问题。
小说上卷第八章写道，女仆爱利沙继承了一笔遗产，提出要和于连结婚，遭到于连拒绝。于是她找到女主人倾诉。而这时德·瑞那夫人正为女仆要和于连结婚而烦恼着。下面是作者的一段描写：“说吧”，德·瑞那夫人回答。“好吧，夫人，他拒绝我；有些坏人在他面前说了我的坏话，他相
信了。“谁拒绝您？”德·瑞那夫人说，紧张得几乎透不过气来。“除了于连先生，夫人，还有谁？”贴身女仆呜咽地说。……
德·瑞那夫人没有再听下去；过度的幸福几乎使她丧失了运用理智
的能力。
本来写道这里，德·瑞那夫人此刻的心情已经表达出来了，但作者没有罢休，继续解剖。德·瑞那夫人让女仆把这件事重复了好几遍，确信于连已断然加以拒绝，无可挽回了。于是她对女仆说：“我想再作最后一次努力，让我来跟于连先生谈谈。”第二天午饭后，德·瑞那夫人让自己尽情地享受替自己的情敌辩护，以及看到爱利沙的婚事和财产在一小时内不断遭到拒绝的这种无穷的乐趣。最后终于抵挡不住那股淹没她心灵的幸福激流，一下子昏了过去。等她醒来时，一个问题袭上心头：“莫非是我爱上了于连？”在司汤达的小说中，很少看到他花很大篇幅去描写一个人的外在形象，或者大段大段地介绍一个人物如何如何，而是把人物的最本质的内在形象推到人的面前，告诉你人物的性格，勾勒出他的心理特征。至于穿的什么衣服，留的什么发型，并不重要。只有当衣着等外在的形象关乎到人的内心活动时，作者才给予关注。
司汤达还特别喜欢并且擅长表现在强烈的矛盾心理状态下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小说下卷第十五章，于连收到了玛特尔小姐约他深夜一点钟闺房相会的字条。这一下把于连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作者这时运用他的心灵解剖刀，极为出色地，一层一层地剖析于连的内心世界。于连首先想到的是：这是一个阴谋，“很明显，他们想毁掉我或者至少是想嘲弄我。起初他们想用我的信来毁掉我；我的信写得很谨慎；好！他们现在需要一个昭然若揭的行动。”所以他决定不上这个当。然而这个明智的决定并没有给他带来内心的平静。作者在这里又开拓了主人公内心的另一个层面。“万一玛特尔是真心诚意的呢？那我可就在她眼里扮演了一个十足的懦夫角色。我呢，我没有高贵的出身，我需要有的是伟大的品质。……”最后，于连惯有的荣誉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他今天不去，悔恨将要折磨他一辈子。他想，这不是为了玛特尔，情妇有的是，但荣誉只有一个。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心理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划是不是就逊色多了？
《红与黑》中几乎没有对景色的大段描写。即使有写景之处，也往往结合了人的心理活动。比如在上卷第十章，于连跟德·瑞那先生吵了一架，以跳槽来迫使对方作出让步。德·瑞那先生只好答应增加工资，并且准他的假让他出去散心。于连在一天之内取得了两个胜利，心情很愉快，就爬到山上。这时便有一段紧扣当时心情的景色描写：
于连站立在他那块大岩石上，望着八月骄阳照耀的天空。知了在岩
石下面的田野里叫着；叫声停下来时，他周围的一切显得那么宁静。方
圆二十法里的地方展现在他的脚下。一只雄鹰从他头顶上的那些巨大岩
石间飞起来，他看见它划着一个个巨大的圆圈，静悄悄地盘旋着。于连
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跟着这只猛禽转动。它的动作平稳、有力，深深地打
动了他。他羡慕它的这种力量，他羡慕它的这种孤独。
这已经是小说中所能找到的比较长的景色描写了，但即使是这种描写，作者也没有忘记紧扣人物当时心理和他的性格。一是由于心理的轻松愉快，所以感到天空明朗开阔，环境是那么宁静怡人。二是头顶上盘旋的雄鹰给了他启发和鼓舞。
上卷第二十四章，开头写于连到达省城贝尚松。如果是别的作家，也许会把第一眼的印象描写一番，而且可以描写得很美，很精彩。但司汤达只廖廖写了两句，紧接着就开始写心理活动了。请看：
最后，他终于在远远的一座山上看到了黑色的围墙，这是贝尚松的
堡垒。“如果我来到这座伟大的军事重镇，是为的在负责防卫它的那些
团里当一名少尉，”他叹着气说，“那对我来说有多么不同啊！”
也许有的人会认为司汤达本来就不善于写景。但你要是读过他的传记，就知道司汤达是个旅行家，游历过欧洲的许多名山大川，或者你看过他的描写了滑铁卢战役宏大场面的《巴马修道院》，就不会坚持这种意见了。司汤达是有意识的、刻意追求通过解剖人的心灵的手段，去刻划性格，塑造人物。这样就使所谓“心理小说”的特点显得十分突出。就连反对他的人，也都能看到这种特点。《红与黑》刚出版时，有位叫朱尔·雅南的权威批评家在《辩论日报》上严厉地指责这本书，称它是“解剖恶德败行的手术观察间”，是“对人类心灵的诽谤”。正好从反面证实了《红与黑》“心理小说”的特征。
戏剧化的表现手法
《红与黑》有五十多万字，但读起来引人入胜，不会感到疲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成功地运用了戏剧化的表现手法，重视表现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高潮迭起，许多情节还令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这方面的例子在作品中也很容易找到。如于连先后三次深夜爬梯进入情人的卧室，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莎士比亚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女主人公相会的情景。然而，最能体现戏剧化表现手法的，还要属成功地运用误会，来使人物产生戏剧冲突。比如小说上卷第九章，德·瑞那先生带领男仆们更换家里的床垫，于连的脸色变了，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望着德·瑞那夫人。“请您救救我的性命。”于连对德·瑞那夫人说，“只有您能做到；因为您也知道那个随身男仆恨我恨得要命。我应该向您承认，夫人，我有一幅肖像；我把它藏在我的床垫里。”德·瑞那夫人脸色发白了，“里面装着一幅肖像！”这句话使她几乎站不稳了，原来她还有一个暗藏着的“情敌”。于连紧接着进一步恳求她，在帮他取回这幅肖像时，不要看它，这是我的一个秘密。“这是秘密！”德·瑞那夫人更加确信了情敌的存在。然而出于对于连的爱，她又不能不帮助他。她爬到三层楼上，脸色苍白得就象是自己上刑场一样，感到自己马上就要昏倒了。其实德·瑞那夫人的嫉妒和痛苦，完全是一个误会，那黑色的硬纸板盒里，装的是一幅拿破仑的肖像。这是绝不能被德·瑞那先生看见的，因为当时是复辟时期，白色恐怖还很严重。德·瑞那先生又是个极端保王党人，对拿破仑有着深仇大恨。可德·瑞那夫人却不了解个中原因。
巧合的手法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在于连对德·瑞那夫人日思夜想时，竟在贝尚松大教堂里与前来作祷告的德·瑞那夫人和德薇夫人巧遇；于连对玛特尔反复无常、出言不逊极为愤怒，拔剑欲杀死她时，恰好侯爵出现，他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于连执行侯爵交给他的秘密任务，在一个驿站投宿时，深夜突然遭到搜查，于连在黑暗中认出，为首的竟是加斯达列神父。就是他在神学院时，故意将出校门的机会让给于连，企图引诱他违反院规，此计不成便偷偷翻查于连的行李，把咖啡店女招待阿芒达的地址抄去告密。所幸的是他在暗夜中没有认出于连。这些巧合，都增强了故事的迭宕起伏，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效果和感染力。
环环相扣，逻辑性强
《红与黑》虽然洋洋五十万言，但内容非常集中，以主人公于连·索雷尔的命运发展为主线。既做到了把主人公与广阔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联，又让所有的画面围绕主人公的命运来展开。众多的人物形象，都与主人公的形象相关连而处于一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