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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也是整个东亚佛教的主要源流。佛教的传播，一直是一段伴着茶香的旅程。中国佛教不仅在茶叶的种植、饮用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茶叶向海外传播的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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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佛陀也得考试
佛教因为宣扬护国护王思想，君王们当然就更加喜欢这种宗教了。《十训要》就是高丽王朝始祖的施政纲领，里面就说：“我国家大业，必资请佛护卫之力。”
在这种背景下，高丽政府就开始设置僧侣的考试制度。一般称此为“僧科”。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选拔高级僧人指导传教和管理僧尼事务，成为“僧官”。其实，新罗时期已设立了僧官，高丽王朝就把它继承了下来，然后自己又有所发展。高丽王朝设立“左右街僧录司”统管所有的僧人，主管佛教的一切事务。
高丽王朝在宣宗时（1084—1094），“僧科”这种考试制度已经很完备了。其实，僧科是以进士的科举考试作为模拟对象的，每三年选一次，每次的考试内容都是佛教的经或论。
到高丽末年以至李朝时期，禅宗僧人的考试内容是《景德传灯录》及《禅门拈颂集》；而教宗僧人的考试范围就在《华严经》及《十地经论》里面。通过僧科考试，僧人可以得到不同的阶位。禅宗的法阶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的法阶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全国最高的僧官是“王师”和“国师”，相当于君王的顾问，常常直接参与政事，权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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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修禅定慧的曹溪宗
高丽王朝的僧科考试，实际上使得僧人们可以走上一条享有富贵和名利的僧官之路。但是，在有些僧人看来，这也正是令佛教沾染俗尘之气，日益腐坏的原因。
当时有一个叫知讷的和尚，在他25岁时，也就是1182年，于王都普济禅寺举办的“谈禅法会”（即僧科考试）上一举成名。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完全可以一路走下去，名利双收。但是知讷却选择了另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在普济禅寺的“谈禅法会”上，有一天，他与十多个一起学习的人相互约定：“法会结束以后，我们就不再谈论名利，要到山里面去隐居起来。在那里，我们可以结成一个社团，静下心来读佛经，开拓自己的佛性和智慧。至于说其他的事情，大家就自己看着办吧！总之呢，我们顺其自然，滋养自己的性情，如果这样可以让我们更洒脱一些，那岂不就会令我们更快乐吗？”
明昌元年（高丽明宗二十年，1190年），在老朋友的盛情相邀下，知讷由下柯山普门寺移至公山居祖寺居住。在那几年里，知讷习定均慧，日夜不怠。在居祖寺，他和其他禅侣们一起结社行道，共同创立了在朝鲜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定慧社”。在这个佛学派别中，知讷主张“自修佛心，自成佛道”，认为只有内心自悟，才是得到解脱的根本途径。
此后，知讷居住在江南松广山的吉祥寺。这样一来，整个“定慧社”的活动就移到吉祥寺这边来了。熙宗即位后，也就是1205年，下了一道圣旨，把吉祥寺改名为“曹溪山修禅社”。其中，“曹溪”之名，取自中国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传禅之地“曹溪山”。所以，现在我们又把知讷一派称作“曹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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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儒学出口朝鲜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大约在l世纪初，《诗经》、《春秋》等中国儒学典籍就已经传到朝鲜去了。
当时，朝鲜半岛开始进入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的三国时代。在三个国家里面，高句丽离中国最近，所以也是接触儒学最早的朝鲜国家。公元372年，高句丽的小兽林王设立“太学”。太学是高句丽的最高学府，其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所授内容是贯穿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经学、史学和文学等等。太学属于“官办学校”，而在民间，到处有一些私立学校。它们也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教材，把儒学的经典思想教授给那些平民子弟。
百济建国之初，儒学就传到了百济。到4世纪前后，百济的儒学教育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了。而且百济的教育状况和规模，都不比高句丽的差。甚至在儒学的历史上，百济的儒学有着更重要的地位———因为日本的儒学就是从百济传过去的。284年，百济使者阿歧直访问日本。第二年，在阿歧直的推荐下，王仁来到日本，献上了《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并且成为日本皇太子的老师。6世纪初，日本天皇还希望百济王能够定期地向日本遣派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的五经博士。
至于新罗，则与儒家思想更加密切。据说“新罗”这个国名，就与儒学有关：“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王罗四方之义。”到了6世纪，儒学在新罗盛极一时。在中国的唐高宗年间，新罗的真德女王还写了一首汉语诗献给唐高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给唐高宗拍拍马屁。唐高宗看了这首诗，当然很高兴了，奖赏了新罗很多优惠待遇。自此，新罗采用中国式的帝王年号纪年，模仿唐朝的科举制，不断派出留学生到唐朝来留学……这些都促进了新罗儒学的发展。其中出现了薛聪、崔致远等有名的儒家学者。
到了高丽王朝的时代，朝鲜地区对儒学的尊崇和前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仅大量输入儒学经典、遣派留学生、建学校、兴科举，而且还仿中国之风，建文庙、塑金像，尊孔子为百王之师，还大力奖励和表彰朝鲜名儒。1021年，高丽王朝追封薛聪和崔致远分别为“弘儒侯”和“文昌侯”，称誉在朝鲜首创私学“九斋学堂”的崔冲为“海东孔子”，从而刺激了私学的发展。
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宋朝使者徐兢说：“高丽虽然地方不大，但是人也算是很多的，在各行各业中，大家普遍认为学儒学、做儒生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国家，人们把不懂得儒家学说当作了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
十三、十四世纪之交，朱子理学传至朝鲜，受到高丽君王与达官显贵们的重视。在他们看来，朱熹真正地把圣人之学发扬光大了，同时又把“禅佛之学”挤到了一边，所以朱熹的功劳是很大的，就像孔老夫子一样大。其实，他们看中朱子学，也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现实目的———他们纷纷将朱子理学的伦理观念拿过来，是为了证明自己统治这个国家是合理的。
再后来，朝鲜建立了李朝，专制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文化上，李朝抑佛扬儒，批判佛教，主张王道政治，积极提倡程朱理学。到了十五、十六世纪之交，又有权近、郑汝昌、李滉等朱子学大家出现。他们将程朱理学奉为天下第一。这就进一步巩固了李朝统治天下的精神支柱和官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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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存人欲”的朱子学
朝鲜高丽王朝的末年，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儒学学者，被尊称为“东方性理学宗祖”，他就是郑梦周。
郑梦周生活的年代，正是高丽王朝走向衰败的时期。为了振作社会风气，他提倡儒家学说，反对佛教。
他曾经说，儒学所讲的那些道理，其实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人人都有一定的欲求，人人都得吃饭喝水，这些生活中的道理是很平常，也是很自然的东西。即使像尧舜那种圣人之道，也无非是要求人们把生活中的这些事情做得好一些，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像佛教那些东西，却不是这个样子。佛教命令你不再理会亲人，禁止你有正常的生理需求，要你穿着草衣，吃着素食，自个儿打座，忘掉世界中一切东西。这哪里是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的道理呢？
儒学是一门积极入世的学问。也许，郑梦周所提倡的东西，就是想让人们在那个令人失望的年代里，还能够保存着一份关注生活、直面生活的态度吧！在真实的生活中间，我们才有可能发现那些“性理”生动活泼的源泉。
郑梦周是这么说的，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在生活中堪称一位刚毅的君子。他的忠义节烈，也是他被尊为东方理学宗祖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人对他的评论都是“道学”与“节义”并提。有人甚至说，在高丽朝的四位大儒（薛聪、崔致远、安珦、郑梦周）中，只有郑梦周是真正合格的。因为郑梦周不仅学问做得有儒家底蕴，而且他的为人也具有真正的儒家风范。
在高丽朝末年，李氏家族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有一天，一位和郑梦周交往多年的僧人劝郑梦周识时务、顺大势，归向李氏。既然人心已向李氏，自己又何必那么固执呢？对于郑梦周来说，他并非不知道高丽朝大势已去，但他却说：“我在高丽朝受人社稷之托，怎么能有二心呢！”
又有一次，李朝太宗试探他，看他是不是有改变立场的可能。结果郑梦周以歌明志，他写道：
此身死了死了，一百番更死了。
白骨为尘土，魂魄有也无。
向主一片丹心，宁有改理也欤！
郑梦周平日讲求程朱理学，把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放在第一位，在实践中也是以履行忠孝为人道之根本。这样一来，他才在关键时刻能够从容不迫。
这么倔强的知识分子，取代高丽王朝的李氏贵族对之当然不欣赏。终于，在1392年，李氏贵族派出刺客，在京城善竹桥刺杀了这位有着极高声望的儒学大师。
人虽然杀了，但是当李氏一登上宝座之后，他们又开始提倡郑梦周的忠烈和他的伦理学说。因为郑梦周的学说和人格，又变得有利于巩固李朝的政权。
郑梦周的这种性理之学和忠烈节义的传统，能够继续获得它的生命力，政治原因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能够一直得到朝鲜人民的敬仰和认同。朝鲜民族是一个十分顽强的民族，他们有自主独立的精神，这些气质都与他们的儒学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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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一场架，吵了一百年
在朝鲜的哲学史上，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大辩论。前前后后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几代哲学家都在这场辩论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朝鲜的“四七论辩”。
“四七论辩”是什么意思呢？“四”就是儒家所说的“四端”，也就是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性中好的东西：“七”就是儒家所说的“七情”，也就是一般的诸种情感，它们是世俗之人都具有的。
“四端”也好，“七情”也好，都是儒学中的基本概念。它们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性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的善恶和人的本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关于这场大辩论，可以从一个名叫权近的朝鲜哲学家那里说起。
权近生活在14世纪，也是朱子学的大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入学图说》中，对四端和七情曾经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四端是人的本性的出发点，所以完全就是善的；但是七情呢，却是从人的心里流出来的，所以有的善、有的恶。”权近认为，人的四端来自于“理”（宇宙的本质、规律），而人的七情来自于“气”（构成世界的物质性的基本材料）。如果七情能够合乎人性的法则，那当然就是非常好的，符合人的道德本性的。但是情感表现出来后，如果并不合乎道德本性，那当然就是不好的。
权近的论述还只是个“引子”，真正掀起这场辩论的人，还得要数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李退溪（1501—1570年）。
李退溪根据《朱子语类》，认为“四端”是通过“理”派生出来的，而“七情”是由“气”派生出来的。但是这个观点却遭到了他的一个学生的质疑。这个学生名叫奇大升。于是，他们师徒二人就以书信的方式相互展开辩论。
奇大升对他的老师说，人的四端和人的七情，都是理和气共同作用的结构；理和气是不会分离的，所以“四端”和“七情”也没有那么绝对的区别，没有必要非得说什么属于“理”，什么属于“气”，它们都是人的各种性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