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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健康匀称的体格，这是生活富裕而又经常适度劳动的结果。上流社会的美人必然手足纤细，如果大手大脚，那不是长得不漂亮就是并非出自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上流社会美人的耳朵小，患有“偏头痛”这类“富贵病”。诚然，红润的脸色和饱满的精神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也仍旧是有魅力的，但是病态、柔弱、萎顿、慵倦，在他们心目中也有美的价值，只不过那是奢侈的，不劳而获的，无所事事的生活的结果。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最重要原则是现实主义。他同别林斯基一样，认为文学艺术应当真实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他同时认为艺术的目的不仅在于“再现生活”，而且艺术还有成为“人的生活的教科书”的最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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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战争、和平与《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是个伟大的人，读他的作品，我们必须挺直腰杆。确实，谁只要翻开《战争与和平》，就会马上产生伟大乐曲在演奏之感。
这部小说托尔斯泰于1863年动笔，写了整整6年。它以1812年俄罗斯民族胜利地反击拿破仑侵略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全方位地再现了当时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动态，“战争”与“和平”的广阔画面是以4个贵族家庭贯穿起来并交替出现的。其中着力刻画的有———激战中负重伤的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博爱的安德烈；留在莫斯科企图刺杀“人类公敌”拿破仑而后专心从事十二月党人活动的彼埃尔；天真纯朴，热爱生活，喜欢俄罗斯民间琴声的少女娜塔莎；还有道德堕落、没有灵魂的美人爱伦，无耻的阿那托尔等等。纷乱的纠葛，坎坷的命运，儿女情长悲欢离合，烽火连天浴血疆场，130万字的巨著，自始至终充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战争与和平》场面之壮阔，气魄之雄浑，容量之巨大，的确无与伦比。全书描写了559个人物，上至帝王、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奴，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具有奇妙的真实感。在这里，荷兰画派那种纤细精致的笔触和米开朗基罗那种使人屏息的气势，出色地交织在一起，诚如斯特拉霍夫所说：“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感情的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面里都应有尽有。”
这部小说将主人公的生活，历史人物的活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以及历史哲学的议论熔为一体，构成了一部兼有史诗、历史小说和编年史特色的杰作，不愧为世界文学巨匠的大手笔。作品一问世，就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几乎一致公认托尔斯泰为文坛盟主，认为这样独树一帜的小说使“他在公众心目中断然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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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托尔斯泰主义
19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为托尔斯泰创作的中期。60年代初的俄国恰值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特殊阶段（即农奴制改革前后），具有各种倾向的作家，此时都很留意“以古为镜”，从历史经验中寻觅解决现实课题的答案，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成为作家们倍加关注的焦点问题，因而往往将艺术视域投向历史题材。托尔斯泰受此思潮感应，完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罕有的描写战争题材的不朽杰作———史诗性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该作品在艺术上颇具独创性———兼有史诗、编年史和历史小说三者的特色；情节复杂、人物众多、规模恢宏、气势磅礴，像现实生活本身那样五彩斑斓、丰富多姿。它以1812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事件，以包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竺豪夫（均属庄园贵族）和库拉金（属宫廷贵族）四大贵族世家的生活为情节线索，揭示这样一个核心主题：描写战争严酷考验下的俄罗斯民族的命运，赞颂俄国民众身上蕴藏着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指出人民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
此时的托尔斯泰仍然站在贵族阶级的思想立场上，继续探索进步贵族青年的社会出路问题。《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列。包尔康斯基、别竺豪夫。彼尔就是其精心塑造的理想的正面贵族典型，属于托尔斯泰笔下那一类自传性探索型系列形象。他们两人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和精神探索，最终殊途同归，都达到“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境界，流露出与后来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一脉相承的，博爱忍让、顺从天命、不抵抗邪恶的“卡达拉耶夫精神”的道德说教。
70年代至托尔斯泰逝世，是他的创作晚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质变———同贵族地主阶级决裂，从原先的贵族地主阶级立场转到了封建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此时的托尔斯泰从基督教教义、东方古典哲学（如孔孟儒学、老庄道教和印度佛教）中兼收并蓄，杂糅成托尔斯泰式的教义———“托尔斯泰主义”。
世界观的激变，引起其文艺思想与艺术创作的某些显著变化：一方面对沙皇专制的俄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进行最猛烈的批判，表现出“撕破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则又不遗余力地进行“托尔斯泰主义”的道德说教，把“爱一切人”、“不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当作消除社会罪恶、改造现存制度的根本途径。
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即是指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在19世纪80年代世界观发生激变后，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所形成的一套“济世”理论。其主要内涵是宣扬“不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表现出托尔斯泰反对暴力革命、竭力从宗教、伦理中寻觅社会出路的企图。作者晚年思想与艺术上的这一显著特征，在其长篇杰作《复活》中有着集中体现。该小说的问世，标志着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顶峰。
对于托尔斯泰这样一位思想及其创作不乏矛盾复杂性，但对俄国乃至整个世界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力的伟大作家，列宁曾全面而深刻地科学评析道：“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既表现了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弱点，也表现了它的威力和局限性。……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思想与情绪的表达者，托尔斯泰又是伟大的”；因而他堪称是“反映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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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黄金时代
俄罗斯的黄金时代是指从19世纪初期到19世纪90年代，也可以说是从普希金到契诃夫，从恰达耶夫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十二月党人到社会民主党人的70年。
在文学方面，19世纪文学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占据重要甚至是主导地位的时期。从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之辉煌，名篇巨著之浩瀚，文学群星之灿烂来看，称之为文学的“黄金时代”是当之无愧的。
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的问世，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大事，而且是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里程碑。此后的莱蒙托夫虽是浪漫主义诗人，但其现实主义要求却日趋强烈。他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和诗作《祖国》，表明现实主义倾向在整个俄国文学中已经确立并得到发展。
果戈里则带来了俄国散文的兴盛，并以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描绘社会现实的本来面貌，揭露社会的全部罪恶，他的剧作《钦差大臣》、小说《死魂灵》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别林斯基的《文学的幻想》形成了俄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时代。
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赫尔岑等都以农民为他们作品的主人，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反对农奴制，反映现实。屠格涅夫及其作品《父与子》、《处女地》等成为俄国国内最受欢迎的作家和作品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80年代已经是一位举世闻名的作家，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托尔斯泰的创作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顶峰，也是人类艺术向前发展的重要的一步，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等都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十二月党人的思想理论及其革命活动，对俄国社会科学，尤其是对俄国政治、哲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是俄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哲学家恰达耶夫的《哲学通讯》震撼了思考中的整个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代表人物都揭露了官方的理论体系———“官方人民性”，他们之间关于俄国道路问题的争论为以后的俄国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而以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在揭露君主专制和农奴制，甚至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中赫尔岑、别林斯基的哲学思想“已经走到了辩证唯物主义跟前”，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是天才的批评家和政论家，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他们用自己的革命精神影响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学说，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哲学领域，新康德主义、神秘主义、实证主义都开始渗入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传入俄国。卡维林、索洛维约夫、皮萨列夫、巴枯宁、普列汉诺夫等都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哲学家。
在黄金时代里，曾先后出现过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民粹派的到“民间去”的革命运动、社会民主党人的“劳动解放社”以及列宁的革命活动，这些革命党人的思想著作，革命党的纲领、主张，都充满了“黄金时代”的时代精神，充满着要求解放、要求变革的激情。这一切都在俄罗斯的历史上留下了激动人心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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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白银时代
19世纪80年代末，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理论被一批留学巴黎的俄罗斯诗人传回彼得堡，并迅速引发出一场诗歌革命。勃洛克、勃留索夫和别雷等著名诗人，把当时激荡圣彼得堡的各种革命思潮和“创造生活”的美学愿望结合起来，让寻找“永恒温柔”的心路历程与追求“暗示”与“应和”的诗歌手法相互映照，写出了许多名诗，涌现了很多不朽之作。这造就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历史上著名的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即1890———1917年，沙俄帝国政权与苏维埃政权交替间歇时期的俄罗斯文化，也可以称为是俄罗斯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复兴运动时代。在这短短的30年中，在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涌现了一大批堪与“黄金时代”比肩的优秀知识分子及其光辉成果。别尔嘉耶夫曾经说：“我沉醉于俄罗斯20世纪初期文化复兴的异常紧张与浓烈的氛围中……这是在俄罗斯唤起独立的哲学思维的时代，诗的繁荣时代，美的感受敏锐的时代，宗教不安与寻觅的时代。”
美国俄亥俄大学斯拉夫学教授瓦吉姆。克赖德对“白银时代”也曾经作过界定。他认为“白银时代”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初期，发端于几家杂志，到1899年，以《艺术世界》杂志的诞生而正式形成。他认为，“白银时代”的结束在1917年，因为在1917年以后，虽然俄国文化复兴时代的作家和诗人们多数还活着，但构成一个文学时代的那种“氛围”已经荡然无存，尤其是作家、诗人的大量流亡，使问题更加复杂。1917年以后，虽然这些活动着的作家和诗人在流亡国外的时候仍然在创作，在活动，但已经失去了根基，难以形成气候。
以前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对白银时代的研究忽视了。其实，这一时代无论是从其思想的深度、涉猎的广度、水平的高度，还是从其对俄罗斯、对世界的影响力，尤其对维护人的尊严，维护艺术的尊严方面的价值取向……都是令人震撼的，是俄罗斯文化史上的光辉一页；对白银时代的研究使恢弘的俄罗斯文化和隐寓其中的俄罗斯精神之长河的波澜壮阔之势，上下承接。
白银时代的文学是暴风雨前的文学，是俄罗斯转型时期的文学，也是多元的文学。在这个时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