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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金针度与人_李敖-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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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轰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笨,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一部二十一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除了正史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

    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古书有多少呢?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只剩下十万种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面对起来,更难上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子摸路〃

    你不配做中国人

    于是,中国人的办法便是:口口声声说复兴中华文化,但事实上,他们却对古书敬而远之,思念起来,未免惭愧。

    说你不配做中国人,你一定从心里不服气;但研究一下配做中国人的条件,你一定从心里惭愧。

    做中国人,总不能不着中国书吧?你看了多少中国书呢?

    《四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一数之下,不过几种而已,这就叫惭愧。

    面对十万种的古书,面对这一庞大遗产,中国的子孙们到底该怎么办?不看吗?说不过去;看吗?从何看起?又多么难看?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有心人便出来,想法子做种种选本,来喂中国人。可叹的是,这些选本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大家太注重以〃文章〃为检定标准了,太注重〃文章〃挂帅,并且这种〃文章〃,又大局限在僵化的模式里头了。

    好坏标准

    以中国〃文章〃的大家而论,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行家论〃唐宋八大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缄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又如林纾说他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章炳麟却大骂林纾吹牛,说林纾的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炳麟又说:〃当世之文,唯王阎运为能尽雅,马通伯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俗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两个问题: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它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从对对子到古文

    古往今来,中国的〃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淡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

    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虽然这样,韩愈却还算是进步分子呢?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就有话不好好说,一定要配成了对儿才说话,一作起文来,就是〃四六体〃。〃四六体〃是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骄体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到了唐朝,韩愈出来,主张秦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虽然韩愈文章也一样讨厌,但比起以前的八代的来,总是一种进步。

    从古文到解放

    这种进步,转变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者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者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国古书的时代,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现在谈古书,就是以这一段落做标准的。这一段落以前的书,就是古书。读它们,无从读起,不读它们,又愧为中国人。我们遭遇了〃两难式〃。

    分类的荒唐

    对古书做选本,失败在〃文章〃挂帅以外,另外的失败,是〃分类〃笼统。

    中国古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人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人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并且若按前面所提〃六经皆史〃之说,甚至连两类都没有呢!)

    虽然这样,四部分类却还算是进步的分类呢!其他像《永乐大典》以韵来分类;《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来分类;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以〃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六绝一首来分类,其荒唐程度,比四部分类就尤有过之了。

    所谓书目指导

    从分类的笼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毛病发生在古书内容上面,发生在古书内容的笼统。因为中国思想独尊儒家,思想失之一元化,所以常常古书一翻开,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病。乍看起来,经常一部书中,什么都包括;但细看之下,所包括的,又极有限,在儒家框框里的同类作品大多大多,而异类的有个性有创见的作品大少太少,在这种情形下,要去做分类,尤其有现代眼光的分类,就非常困难了。

    正因为古书众多而。又分类困难,所以有心人就开始想法子,使中国人能够知所选择。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举书目,例如:

    一、龙启瑞《经籍举要》,列举书籍二百八十九种。

    二、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举书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种。

    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八十五种。

    四、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耍目》,列举书籍一百六十种。

    五、李笠《国学用书撰要》,列举书籍三百七十八种。

    六、陈钟凡《治国学书目》,列举书籍四百八十八种。

    七、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列举书籍三千二百种。

    八、章炳麟《中学国文书目》,列举书籍五十一种。

    九、徐敬修《国学常识书目》,列举书籍二百六十二种。

    十、傅屯艮《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列举书籍七十九种。

    十一、沈信卿《国文自修书辑要》,列举书籍五十种。

    十二、汤济沧《中小学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零六种。

    十二、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四十二种。

    但是,看了这些列举的书目,我仍旧不得不感到:它们没有太多的用处,它们的毛病在不该有的有了,该有的却又没有。它们无法把古书予以现代分类、无法从现代分类里透视古书的推陈出新的意义。同时,它们只提出书目,没有书本,虽然告诉人可以按图索骥,但是骥在哪儿,也要大费周章啊!

    新的版本观念

    由于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的爆炸〃、由于传播知识的方法等等,都有了不同,所以今天的有心人,从事这一努力的时候,就要采取现代的观点,来处理古书;以版本(板本)为例,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尤其是影印技术的进步,使刊布图书的方法根本改变,同时也改变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观念,使古书不复成为某一阶层人的独得之秘。当然,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当年黄尧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无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炳麟)也提过读书何必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取其大者〃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于〃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当然没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无疏单注《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古书〔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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