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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吉备真备以后，许多留唐学生归国时都带有大量中国图籍。到唐朝末年，我国当时存世的大多数兵书几乎都传到了日本。据史书记载，公元８７５年，日本皇家藏书处冷泉院失火，皇家藏书几乎全部化为灰烬。为补救这一巨大损失，日本宽平年间（公元８８９－－８９７年），日皇敕命藤原佐世搜集图书，撰成《日本国见在书目》，其中著录中国兵书就有五十九部，比《唐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还多十四部，可见当时中国兵书在日本流传已经非常广泛。
中国兵书在日本流传，开始靠汉文本。因为早期的日本文人大都能阅读汉籍。起初传抄传读从中国带去的兵书，但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后来又以带回去的兵书为底本进行翻刻。从数千言的《孙子兵法》到二百万言的兵学巨著《武备志》，日本都有翻刻本。日本主要汉籍目录上，几乎都著录有翻刻的中国兵书，例如《国书总目录》、《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小田切文库目录》、《佚存书目》、《目录大成》、《东京琳琅阁古书目录》、《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东洋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等都有许多关于日本翻刻的中国兵书的著录。日本翻刻的兵书流传很广，有的甚至又反销到我国，如日本松山堂刊《（校订）七书》、日本宽文４年（清康熙三年，公元１６６４年）须原屋茂兵卫等据明本覆刻的《武备志》、日本文久３年（１８６３年）刊《施氏七书讲义》、《赵注孙子》等在我国有广泛流传。日本对有的兵书并一再翻刻再版，有的一部兵书接连翻印几次到十几次，如《校正孙子十家注》有宽永６年官版重刊本、嘉永６年活字重印本、大正元年富山房《汉文大系》排印本、官版《昌平丛书》本、昭和４年东京文术堂影印本、昭和１８年五版影印本等６种版本，《武经七书》则有日本庆长２年伏见古活字本、日本江户覆刊古活字本、日本万治２年刊本、日本江户刊本、日本元和刊活字本、日本元禄２年刊本、日本文久３年官板刊本、日本明治重印本、日本元和６年写本、日本宽永２０年刊本、日本宽文８年刊本、日本延宝刊本等１２种版本。
随着中国兵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日人也开始研究中国兵书。起初主要局限于作些训点、注释之类的工作，后来逐渐发展到从哲学、政治、外交、建军、作战，以及思想史等各个方面探讨中国兵书的底蕴。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研究中国兵书的著作有曾元佶于公元１６００年著《校定训点武经七书》，以宋施子美《七书讲义》本校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本，删去《讲义》、《直解》，只留《孙子》本文，并加日文假名训点。林道春于公元１６１５年著《孙吴摘语》，摘录《孙子》、《吴子》原文，低一格以日文解说；于公元１６２６年著《孙子谚解》、《吴子谚解》，以宋施子美《七书讲义》为依据，录《孙子》、《吴子》汉文原文，用日语解说。山鹿高祐于公元１６５７年著《武经七书谚义》，分段录汉文原文，用日语解义，以日文假名断句，并录汉文诸家之说。日人研究中国兵书的著作有汉文和日文两种。一些精通汉语的学者往往直接用汉语著述，如三上致之的《孙子集说》、关重秀的《七书正义》、阿田孝成的《孙子解》、梯隆恭的《孙子提要》等。这些学者由于没有语言障碍，大都理解原意较深，能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如关重秀《孙子正义》，顺文解说，双行夹注，多出己意，很少抄袭他说。当然，用日文著述的也有许多精通汉语的学者。因为他们的读者主要是日本人，所以日本研究中国兵书的著作更多的是用日文写成的，如神田胜久的《孙子俚谚抄》、上田宽的《国字孙子义疏》、小宫山昌玄的《吴子讲义》、儿岛献吉郎的《国译司马法》等等。为了适应更多的日本人阅读中国兵书，日本对中国兵书的翻译热情也很高。据《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和《国外研究中国问题书目索引》（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著录，自１６６０年开始，一直到１９７８年，不断有翻译的中国兵书出版，如《孙子》、《吴子》、《武经七书》、《孙膑兵法》、《诸葛孔明兵法》等。就连二百万言的《武备志》也被全部译成日文出版。
中国兵书在日本流传的同时，也传到了朝鲜、越南等国，如朝鲜刻印的《新刊增注武经七书直解》、《历代将鉴博议》等一直流传到今天，我国国内现在尚有传本。据《孙子新释参考书》著录，朝鲜平安南道人赵义纯还著有《孙子髓》一卷。
另据《自由太平洋》月刊第六十五期施达志《越南学术思想源流与演变》一文引，施达志、阮孟保分别以越南文翻译了《孙子兵法》和《六韬》。
中国兵书的西传比日本晚。开始由少数懂汉语的欧洲军官用口语进行传播。但由于中西文字差别大，早期懂汉语的人不多，所以流传不广。直到１８世纪后半叶，有人用西文翻印中国兵书的时候，在欧洲才真正流传开。用西文翻译中国兵书的第一个人是法国神父·阿米奥（一作ｐＰＡｍｉｏｔ，有的译作钱德明），中文名叫王若瑟。ＪｅａｎＪｏｓｅｐｈＡｍｉｏｔ他于１７１８年２月１８日生于法国土伦，是十八世纪著名的汉学家，长年居住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１７４９年１１月１７日，阿米奥启程来华，于次年７月２８日抵澳门。１７５１年８月２２日奉乾隆之诏进京，在北京居住４３年。他以惊人的毅力学习汉语和满语，对中国研究很深，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他翻译的第一部中国兵书是《中国军事艺术》（原文：Ａｒｔ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ｅ，有的译作《中国兵法考》）。这部用法文翻译ｄｅｓＣｈｉｎｏｉｓ的中国兵书，是第一部西文译本兵书。内容包括翻译的《孙子十三篇》、《吴子六篇》、《司马法五篇》、《六韬兵法选二篇》和附录的图片、阵图等。于１７７２年在巴黎出版，印刷和装订都很精美。该书出版后，在欧洲畅销，不久即告售罄。１７８２年巴黎又出第二版。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阿米奥还将这部兵法译著收入他的四开十六册的大论丛《中华杂纂》（直译是《居住在北京的传教士著：纪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及其他》）里。《中国军事艺术》问世后，影响很大，流传很广。我国目前尚藏有１７７２年的原版本和《中华杂纂》本。前者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后者藏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阿米奥的《中国军事艺术》不仅为法国人及讲法语的国家学习中国兵书创造了条件，而且开了用西文翻译中国兵书的先河。从此后，各种西译本兵书陆续问世，如１８６０年出版的俄国汉学家斯列兹涅夫斯基的俄译本《中国将军孙子对部将的训示》，１９０５年出版的··卡图奥普的英文译ＥＦ本《孙子兵法》，１９１０年出版的汉学家莱昂涅尔·吉勒斯的英文译本《孙子兵法：世界最古之兵书》、布鲁诺·纳瓦腊的德文译本《中国之武经》等等。据说目前世界各国大都有《孙子》的译本，如法、英、德、希伯莱等译本。众多的西译本中，以英国汉学家兼军事理论家格里菲思将军的英译本为精，影响也最大。该译本是以清孙星衍校本为底本，参照《十一家注》和《武经七书》本翻译的。译者博览中国历代有关研究《孙子》的古籍，较深入地研究了《孙子》的思想，不仅对正文逐字推敲，而且在注释上也下了较大功夫，并分析了其他译本的利弊，注意吸收各家的长处，因此胜过以往译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中国代表作丛书，受到西方世界的普遍重视。美英等国军事院校纷纷用此译本作为教材。由于该译本由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作序，给予很高评价，使《孙子》在西方的名声大震。
中国兵书在西方的传播，最引人注目的是，直接借鉴中国兵书中的军事思想，为制定核时代的战略服务。最早提出将《孙子》的精华运用到现代核战略的是英国著名战略家李德·哈特。他在１９６３年版《孙子兵法》英译本（塞缪尔·Ｂ格里菲思将军译，伦敦出版）的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这本书了。〃（转引自《苏联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第１５８页，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这是说《孙子》〃深邃的军事思想是不朽的〃，对于研究核时代的战争是很有帮助的。美国的战略家从《孙子》的思想中认识到，美国〃确保摧毁〃战略是失败的战略。美国战略研究中心斯坦福研究所主任、美国第一流战略家福斯特首先提出、并和日本京都产业大学教授三好修合作研究运用《孙子兵法》的对苏新战略，三好修称之为〃孙子的核战略〃。这种新的核战略不仅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战略政策，而且在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兵书在西方虽然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但从内容上看，对《孙子兵法》翻译介绍的较多，对其他兵书涉猎的很少。西方国家对中国丰富的兵书典籍尚缺乏深入全面的了解。
中国兵书早期在国外广泛传播，说明我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达，是正常的文化学术交流，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但是，到了近代，兵书大量外流，与以前的情况有所不同。它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力衰败，帝国主义列强的相继入侵和文化掠夺有密切关系。如沙皇俄国驻北京东正教布道团第十三班，有个随班学生叫··斯卡契科夫，ＫＡ乘清朝国难之际，一次就搞走我国珍贵的手抄本、印本书籍和地图三百三十三件，基本上都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著述，其中有兵书９种，８种未印刷过，是很珍贵的手抄本兵书。再如唐写卷子本《六韬》、太平天国的《武略》等孤本兵书，都在这一时期流落国外。面对国家危亡，战乱不息的局面，国内有些世代藏书家，渐感祖业难保，产生了与其被毁掉，不如卖掉的想法和做法，外人趁机廉价购买。于是出现了拍卖藏书楼的现象，如我国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及其他古籍和盘售归日本岩奇氏。其中有许多宋元旧刻及明人手校精抄本。我国宋刊本《武经七书》就是这次流入日本的。
再如中国著名藏书家广州姚钧石的〃蒲坂藏书楼〃旧藏约四万五千余册全部售归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其中有三种善本兵书。当他们拍卖苦心经营的祖业的时候，心情一定不会平静。
我们既为兵书在世界的广泛传播而感到自豪，又为近代兵书的大量外流而感到惋惜。我们一定要吸取近代中国的惨痛教训，努力建设四个现代化，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为世界文化做出新的贡献。
第六章兵书研究的现状及展望
第一节考古发现对兵书研究的推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兵书的整理和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举世瞩目的成果，是考古发掘中对兵书的发现和整理，尤其是对古佚兵书的发现和整理。自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８４年共有五次重要的发掘和发现。每一次发掘或发现，都有力地推动了兵书研究的深入开展。
１９７２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一大批十分珍贵的竹简兵书。这批竹简兵书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古代书目既有著录，现在又有传本的，如《吴孙子》（孙武兵法）、《尉缭子》、《六韬》；二是古代书目有著录，后来失传的，如《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地典》（《汉书·艺文志·兵书类·阴阳家》著录《地典》六篇）；三是既不见于书目著录，又无传本的，如《王兵》、《兵令》等论兵残简。这么多兵书同时出土，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它既使我们得以见到兵书的古本旧貌，又得到了成书时代的实证，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