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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作《吴起兵法》一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三卷，并称唐陆希声类次为之，凡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六篇。《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均作三卷。
今存本有的并为一卷、二卷，也有的分为三卷、六卷，但除〃变化〃作〃应变〃外，篇目与《读书志》著录的完全相同。
可见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各书著录的一卷本和三卷本《吴子》即今存《吴子》。然只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四十八篇的一部分。
今本《吴子》约五千字，共六篇：《图国》主要围绕〃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主张，论述经国治军〃必须先教百姓、亲万民〃，修德行仁，明耻教战，任贤使能，〃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并对战争的起因和种类进行了初步探讨；《料敌》主要从战略的高度分析敌方的优劣短长，论述了侦察敌情的要领及对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敌手的作战方法；《治兵》主要论述训练、行军、宿营及保养军马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等著名观点；《论将》主要论述将帅在治国统军中的重要性和应具备的条件，以及观察分析敌情优劣的要领。《应变》主要讲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论述了遭遇强敌、敌众我寡、敌拒险坚守等情况下的应急方法和谷战、水战、车战、攻城战等作战要领；《励士》主要论述奖有功激无功，鼓舞部队士气。
《吴子》是〃武经七书〃之一，向与《孙子》（孙武兵法）并称，军事思想颇为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１）〃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他强调首先搞好国内政治，〃教百姓，亲万民〃，修德行仁，达到国家和军队内部的协调统一，才可对外用兵；同时又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要〃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先戒为宝〃。（２）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吴子》十分重视战争中各种事物的差别和变化，强调要侦察了解敌方军队素质、将帅特点、所占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掌握战场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并总结出了在何种情况下〃击之勿疑〃、〃急击勿疑〃，在何种情况下〃避之勿疑〃等带有规律性的战术原则。（３）〃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他认为军队能否打胜仗，不完全取决于数量上的优势，重要的是依靠军队的质量。兵〃不在乎众〃，〃以治为胜〃。要求把军队训练成〃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的军队，要发挥士卒各自的特点，使其〃乐战〃、〃善战〃、〃乐死〃。要求将帅要有优良品德和深邃的谋略，具备〃理、备、果、戒、约〃五个条件，懂得用兵〃四机〃。强调〃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以励士兵。（４）朴素的军事哲学思想。
吴子对战争的实质有了朴素的认识，他把战争发生的原因归纳为五条：〃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并认为战争具有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他朴素地认识到战争事物具有两重性，他在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民情和军队分析时，既看到了他们的长处、强处，又看到了他们的短处、弱处。他认识到了战争事物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认识到事物会向其反面转化，认为打胜仗越多就会孕育着未来的灾祸，〃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吴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总结了战国初期的实战经验，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战争规律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军事史料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
《吴子》和《孙子》一样受到历代中外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唐初魏徵曾将其内容收入《群书治要》，供治国安邦参考。与《孙子》一起在唐代被吉备真备带到日本，自此，《吴子》在日本传播开来，据笔者所知，日本研究《吴子》的有６６家之多。１７７２年又被法国一位神父Ｐ·阿米奥翻译成法文，传到欧洲。现在有日、英、法、俄等多种译本流传。被西方人士称为〃箴言〃和〃无价的真理〃，如美国海军上校柏特逊说：〃在遥远的中国，有两位将军，他们所有关于战争的议论，都可以凝集在一本小册子里，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写了九大巨册，自足地写下了数量有限的箴言。每则箴言都具体表现了他们关于战争行为的信条和重要教义。这两位军事主宰者－－孙子和吴子，他们无价的真理，已经长存了两千年。〃（《中国古代兵书杂谈》１５０页）
《吴子》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后世众多版本大都源于此本，并多以丛书本行世，除了宋刻、影宋刻、影宋抄、明刻、清刻《武经七书》本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明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明翁氏刊《武学经传三种》本、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重要的注释本有宋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本、明刘寅《武经直解》本、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本等。建国后研究《吴子》的不多，比较重要的有１９７７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注释本、１９８６年解放军出版社《吴子浅说》本和《武经七书注释》本等。
第四节司马法
《司马法》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旧题司马穰苴撰。司马穰苴，其先人陈公子完奔齐，改姓田氏，因其任大司马之职故称司马穰苴。生卒年不详。《史记》称其为齐景公时人，《竹书纪年》载为齐威王时人，而《战国策》又说是齐湣王时人。本文以《史记》为据。穰苴为春秋末期齐国人，精通兵法，齐相国晏婴以他〃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推荐他于齐景公，〃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他严于治军，执法不避权贵。率兵攻打晋燕，将出征违纪的景公宠臣监军庄贾斩首示众，全军震恐，争相赴战，晋、燕军闻讯而逃，收复了失地，其名声大震。后受谗被景公解职，发病而死。然其用兵之法为田氏后世所承继，〃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司马法》自《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司马穰苴撰。然而，根据《史记》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可知《司马法》应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齐国大夫们追论的古者《司马兵法》，二是穰苴的兵法，三是汇集者的观点。
关于《司马法》的真伪。宋代之前对于其为先秦古籍没有疑问。到了辨伪蔚然成风的清代，姚际恒、龚自珍等以今本《司马法》所存篇卷无多，辞义浅近等为由，断定司马迁所言《司马兵法》已佚，今本《司马法》〃为后人伪造无疑〃（《古今伪书考》）。但据考证，今本《司马法》保存许多古兵法，如〃古者成列而鼓〃（《仁本》），〃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仁本》），〃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天子之义》）等，符合司马迁所讲〃追论古者《司马兵法》〃。另外，《史记》、《左传·贾逵注》、《吕氏春秋·高诱注》、《汉书》、《周礼·郑玄注》等两汉著作引用的《司马法》文句，多见于今本《司马法》。至于一些古籍引用的《司马法》文句不见于今本者，属于《司马法》的佚文，这是古籍流传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不独《司马法》如此。所以，我们说今本《司马法》不是伪书，而是一部先秦古籍。
肯定了《司马法》是一部先秦古籍，并未解决它的具体成书年代。若据《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司马穰苴撰而断为春秋末期成书，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史记》中说得很清楚，〃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代《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因此说，它当成书于齐威王时期。周显王十一年（齐桓公十七年，公元前３５８年）齐桓公卒，齐威王立。周显王十三年（公元前３５６年）改元齐威王因齐元年。《史记·六国年表》将因齐元年误记为周安王二十四年（公元前３７８年），有人据此断定《司马法》约成书于公元前３７０年，显然也是错误的。《史记》载，威王初即位以来，九年不亲政，致使国人不治。九年之后开始亲政，〃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这说明威王大举兴兵之前命大臣们汇集研究过穰苴兵法，否则便不可能于〃用兵行威〃之际，〃大放穰苴之法〃。齐败魏是在齐威王十六年（公元前３４１年）。由此推断，《司马法》当成书于威王亲政的公元前３４８年至公元前３４１年之间。
《司马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古司马兵法》等。刘向《七略》将《司马法》入于兵书类，班固编《汉书·艺文志》时将其出〃兵书类〃而入〃礼类〃，并称《军礼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称《司马法》三卷，不分篇；《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书目均同《隋书·经籍志》。而宋邢昺《论语疏》则称《司马法》一百五十篇，疑为一百五十五篇之误。《直斋书录解题》又著录为一卷。今传世本有的作三卷，如《宋刊武经七书》本、《四部丛刊》本等；有的作一卷，如《四库全书》本、《百子全书》本等；还有的作五卷，如《施氏七书讲义》本。但不管分为几卷，其内容都是五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世所行本，以篇页无多，并为一卷，今亦从之。〃说明一卷是由三卷合并而成的。
汉代本共一百五十五篇，今本仅有五篇，说明大部分都已散佚。清代人辑有《司马法逸文》一卷，其中有些内容不见于今本。
《司马法》的篇目和主要内容：《仁本第一》，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目的、起因和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发动战争的时机，追述了古代的一些战法；《天子之义第二》，阐述君臣之礼，治国、教民和治军的不同方法，记述了古代的一些作战形式、兵器配置、战车编组、旗语徽章、赏罚制度等；《定爵第三》，主要讲战争的准备、战场指挥、布阵原则、侦察敌情、战时法规等问题；《严位第四》，主要阐述战略战术和将帅指挥，以及胜利后注意事项等；《用众第五》仍是讲战略战术及战场指挥等。
《司马法》包含有春秋以前的已经落后的军事原则，如〃成列而鼓〃等。但是它更为丰富的是根据春秋末期和战国初的战争实践经验而提出的进步军事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相为轻重〃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就象《孙子》将许多军事问题概括为〃奇正〃一样，《司马法》将战争中的诸多因素抽象为〃轻、重〃这样两个对立统一的因素。它认为，〃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严位第四》）这就是说他主张〃以重行轻〃，轻、重相辅而成。它把统帅的战术指挥称为轻，战略指挥称为重，认为〃上烦轻，上暇重〃，主张轻重相节，不可偏废。它认为轻、重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指出〃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严位第四》）。它的〃轻、重〃说运用广泛，有时运用于指挥号令，如〃奏鼓轻，舒鼓重〃（《严位第四》）；有时运用于装备兵器，如〃甲以重固，兵以轻胜〃（《严位第四》）等。〃轻、重〃说的另一层含意即是〃杂〃，通过〃杂〃来扬长避短，取长补短，谋取优势。它指出：〃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定爵第三》）〃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天子之义第二》）
２、〃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司马法》的作者通过对春秋以来频繁战争的洞察，认识到要消除这种混战的状态，非用战争不可。所以他极力支持正义战争。他所谓的正义就是指的〃安人〃、〃爱民〃，如指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仁本第一》）〃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