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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兵书中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军事辩证法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战争不同于其他领域，不能预先实验，所有的军事家都必须以理智、严肃的态度对待之。所以，在古代军事家留下的战略、战术和治军理论中，都贯穿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军事哲学（或称古代军事辩证法）思想体系。军事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战争频繁的年代，军事哲学往往得到长足的发展，常常成为那个年代哲学著述的精彩部分。
许多兵书本身就是重要的哲学著作。如哲学家冯友兰称《孙子》：〃它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第１册第１９２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此外，《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太白阴经》、《李卫公问对》、《虎钤经》等兵书都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并被许多哲学家收进他们的哲学著作，以及哲学辞典等工具书中。兵书对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都有精辟的论述，如在认识论方面，认为战争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认识的，战争的胜负是可以预知的。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确定指导战争的原则和战略战术，谋取战争的胜利。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战争知行观，认为〃道、天、地、将、法〃这些客观条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所谓〃天〃和〃地〃，不过是〃阴阳、寒暑、时制〃和〃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的代名词，都是物质性的自然物，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客观条件之一。否定鬼神的存在，〃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死生。〃（《太白阴经·天无阴阳》）认为战争既可以〃先知〃，又能〃可为〃，所谓〃先知〃不是来自求神问卜，也不是主观臆断，而是来自对敌情的调查了解。所谓〃可为〃，不是一厢情愿的任意妄为，而是在做到〃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九变之术〃、〃知迂直之计〃、〃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知屈伸之利、人情之理〃等等的基础上，才能〃可为〃。在辩证法方面，认识到战争和其他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一样，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兵无常势〃；矛盾着的双方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强调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
兵书中提出了十分丰富的矛盾对立范畴，如敌我、众寡、主客、攻守、强弱、进退、阴阳、奇正、胜败、虚实、安动、勇怯、治乱、劳逸、死生、积疏、盈虚、险易、祸福、先后、速久、德威、刚柔等等，并指出这些矛盾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如〃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孙子·九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造作过制，虽成必败。〃（《三略》）认识到了战争与其他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提出要从总体上、从正反两方面观察问题。
《孙子》的〃五事〃、〃七计〃和〃度、量、数、称、胜〃都是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来研究战争的胜负。提出了〃杂于利害〃的两点论观点。兵书中特别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天官时日不若人事。〃（《尉缭子·天官》）所谓重智、重谋就是这一思想的反映。《太白阴经》指出：在战争中只有依靠人才能取得胜利，〃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禳祀而得福。〃（《天无阴阳》）
第三，有些兵书对中国哲学史上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推动了古代哲学的发展。
战国中期，哲学上的形与名的关系问题，长期争论不休，《孙膑兵法》也参与了讨论，对这一哲学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并把它运用到解释战争上：〃有形之徒，莫不可名。有名之徒，莫不可胜。故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形莫不可以胜，而莫知其所以胜之形。
形胜之变，与天地相敝而不穷。〃（《孙膑兵法·奇正》）意思是说，凡是有一定形体的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凡是能够认识的事物，都是可以制胜的。〃圣人〃所以能够以万物来制胜万物，就在于他能够利用万物的各自特性互相克制，所以不断取得胜利。战争也是一种具体事物对另一种具体事物的斗争。既然这样，那就没有什么不可制胜的。事物之间互相克服的现象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胜敌的方法也是无穷的。又如，中国哲学史上有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荀况祖述一家，吸取各家精华，对百家争鸣进行了总结。然而，在荀子之先，《尉缭子》就对百家争鸣的综合进行过尝试，提出了综合百家的原则：〃用天下之为用〃，〃制天下之为制〃（《制谈》）。《尉缭子》在内容上也表现了兼容并畜，博采诸家学说的倾向，如吸取了儒、法等家的思想。可以说尉缭在从孔丘到荀况哲学发展过程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四节兵书的科学史料价值
军事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它不仅与哲学、社会科学有关，而且涉及自然科学的许多门类。一方面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先进的技术往往优先应用于军事；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的客观需要，促使军事技术的研究往往走在其他技术研究的前列，许多发明创造产生于军事领域，作为古代军事学载体的兵书，记载了丰富的军事科学技术知识，反映了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科学史料价值。
第一，兵书记载了古代许多学科的知识。
战争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的综合力量的总较量。为获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上知天时，下知地利，充分利用人类积累的各种知识成果。古人在战争中，很早就运用了天文学、地理学、声学、磁学、力学、气象学、数学、化学、绘图学、航海学等学科知识。这些知识在兵书中都有充分地反映。
关于地磁学知识。指南针的发明年代很早，但利用地球磁场作用的人工磁化方法的记载却始于北宋兵书《武经总要》。这部兵书前集第十五卷第一次清楚地记述了指南鱼的制造方法：〃鱼法以簿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侯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现代知识解释，把铁鱼烧红，〃以尾正对子位〃，是为了使铁片内部的分子磁畴从原先的固定状态变为运动状态，以便于通过强大的地磁场迫使运动着的分子磁畴顺着地球磁场方向重新排列，达到磁化的目的。〃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是为了使鱼尾略为向下倾斜，增大磁化的程度。因为我国地处地球的北半部，地磁场的方向是北端向下。这说明那时人们已经意识到磁倾角（地球磁场和水平面的夹角）的存在。这种人工磁化方法在磁学和地磁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欧洲直到４００多年以后才开始使用这种磁化方法。
关于声学知识。古代在战争中，常常应用声学中的共鸣现象来作为侦听敌方的手段。这在历代兵书中屡有记载。早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墨子·备穴篇》中就详细记述了利用陶瓮侦听敌情的方法：在城墙根下每隔几尺挖一深坑，每个坑里埋置一个容量七八升的陶瓮，瓮口蒙上皮革，让听觉灵敏的人伏在瓮上侦听敌人挖地道攻城的响声。它可以根据各个坑里的陶瓮不同的响度确定来敌的方向和位置，以便迎击。
这种瓮在《武经总要》等兵书中也有专门记述，并被称为〃听瓮〃。用现在的术语说，就是利用声学效应制作的共鸣箱。
关于气象学知识。风云气象对军事行动影响很大，兵书中有许多对风云观测研究的记载。兵阴阳类兵书中占风、云、雨、雪的内容，如果去掉附会人事的迷信成份，剩下的便是人们对天气的观测和预报。为了准确观测和预报天气，古人很早就发明了比较先进的观测工具和方法，如唐李淳风《乙巳占》中记述的相风铜鸟：于杆上作槃（盘），作三足鸟立于槃上，两足连上，而外立一足系下而转，风来鸟转首向之，鸟口衔花，花转则占之。〃这种相风鸟，已跟现在世界各国统一使用的测风仪原理十分相近。这部书中还记述了适于军旅使用的用鸡毛编成的风向器，〃军旅权设，宜用羽占。〃（《乙巳占》）李淳风在《乙巳占》中还记述了对风力的划分方法和等级，即一级动叶，二级鸣条，三级摇枝，四级坠叶，五级折小枝，六级折大枝，七级折木飞沙石，八级拔大树及根，外加〃无风〃（静风）和〃和风〃共十个等级。这种对风级的划分法，四百年后才传入欧洲。兵书中还有大量古云图，如《武备志·占度载》中的《玉帝亲机云气占候》，里面就有５１幅云图。兵阴阳类兵书中大都有图文对照的古云图，这些都是研究古代气象的重要资料。
关于热力学知识。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火箭的国家。早在公元１２３２年的汴京之战中，火箭便运用于战争了。这种火箭就是利用热动力学的原理制成的，即在箭身上绑一个厚纸做成的火药筒，点燃引火线后，药筒里火药燃烧，从尾部喷射出火焰（燃烧气体），从而产生反作用力，推动药筒向前运动，箭便随之向前飞行。起初火箭比较简单，后来逐渐得到发展。明代《火龙神器阵法》记述了多发火箭〃九矢钻心神毒火雷炮〃、〃四十九矢飞廉箭〃等。《纪效新书》记载了戚继光研制的便于水战的飞刀箭、飞枪箭、飞剑箭等当时先进的火箭。这种火箭以安装在船舷的枝丫为发射架，飞行距离可达二三百步，飞入敌阵后以其锋刃杀伤倭寇。《武备志》中还记载了二级火箭〃火龙出水〃，即用四支大火箭筒作为动力，把一个龙形竹箭射出，射到敌阵以后，又引着竹筒里的神机火箭，以杀伤敌人。这些火箭在当时世界上都是最先进的。
此外，兵书中关于化学、天文学、地图学等方面的知识也都很丰富，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第二，兵书中的军事技术内容是古代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兵书中有一大类，古人称〃兵技巧〃，它是专门记述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的，从戈矛到火器无不详载。这部分兵书的内容构成了古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史，是古代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兵技巧类的专书如《耕余剩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