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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的上司是谁？周亚夫。周亚夫的上司是谁？皇帝。这样情况就很明白了，李广是皇帝的人。梁王还要皇帝封，梁王凭什么给李广将军印？更可恶的是，李广竟然接受了梁王的将军印。难道，他就不知道这是不合规矩的吗？
看来，有些人不把他打回原形，他真还以为自己能飞上天。果然，立功极大的李广回朝后，没有赏赐。削夺赏赐权其实就是最大的惩罚。李广，你是想当将军都想疯了吧。那你就继续做梦去吧。于是，刘启迁其为上谷太守。
刘启欺负李广也就罢了，这时，匈奴却也来凑热闹。李广才任为上谷太守时，匈奴天天跑来门口挑衅。李广两话不说，拉起兄弟直接就跟匈奴干架。于是，跟匈奴人打架，似乎成了李广的最喜欢的体育运动。一天不打，手痒得不行。真是不打不相识，跟李广打了这么多次架后，匈奴人突然发现：见过不怕死的，没见过如此不怕死的。曾经，匈奴被郅都吓怕了，现在他们可是被李广打怕了。
李广爱跟敌人打架的故事，马上引起了外交部长（典属国）公孙昆邪的注意。他来到刘启办公室，哭着奏道：“李广这个家伙，自恃武力高强，跟匈奴打架可是打上瘾了。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他万一了，那实在就太可惜了。所以，请陛下给他换个岗位，让他歇息歇息一下吧。”
刘启马上批准了公孙昆邪的请求：迁李广为上郡太守。
相对来说，上谷郡是前沿，上郡是后方。后方养战马，李广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养马所，防范匈奴来抢。然而，对匈奴人来说，李广是蜂王，战马是蜂蜜。蜂蜜的诱惑远超过蜂王的威胁。于是，就出现了前面那一幕：匈奴人出意不意，六月热天大老远长途奔袭，进入李广的地盘，大行劫道。
那次，匈奴抢夺战马，汉朝损失惨重，仅与之战斗死亡人数就有两千。损兵两千，不是我军无能，而是匈奴太过狡猾。事实上，对付狡猾的匈奴，可行办法就是，以狡猾对之。事实上，李广做到了。
李广和匈奴玩狡猾故事的起因是，刘启派遣的一位太监出事了。此位太监，刘启说是派他来向李广学习抗匈军事的。在我看来，学习是假，监督考察是真。行军打仗，那是军人的天职。拍马逢迎，给皇帝端茶送水，那是太监的老本行。一个无论是身体，或是精神上都阳萎的太监，学什么军法？就算是学，也是白学。事实也证明，此仁兄并不是块作战的料。
有一天，太监先生玩兴大起，率着几十个随从骑马出猎。不料，他们在半路上碰到三个徒步的匈奴侦察兵，于是与之交手。没想到，几十个随从全被对方的箭当鸟射死，只剩太监一个人逃回李广军营。
人多的，打不过人少的。看来，不仅仅是武侠小说才有的事。然而，当李广听了太监一翻陈述后，说了一句：死了那么多人，正常。太监疑惑地看着李广。只见李广从容道：此三匈奴兵，必是草原上的射雕高手。而真正能对付此高手，恐怕只有一个人。
当然，这个人指的就是，李广。
于是，李广马上率一百骑兵追赶三名匈奴射箭高手。追了几十里，终于追上了。然而，李广随即命令随从左右散开。李广非常自信，对付此三人，他一人足矣。所谓艺高胆大，李广射箭，有一个老习惯：就算天快塌下来了，如果他自度不准，绝不放箭。一放箭，对方肯定中箭毙命，绝不失手。
很不幸是，匈奴三个草原上的玩箭高手，遇见的是一个独步天下的射箭冠军。接下来，一切都在李广的意料之中：干掉两年，活捉一个。审问了那个活着的，对方也承认他们是射雕高手，前来打探军情的。
听匈奴侦察兵一言，李广料定：才刚被击退的匈奴人，肯定又想打汉朝战马的主意了。而且匈奴侦察兵是徒步而来，那么，大军肯定就藏匿不远处。
很不幸的是，李广真被自己言中了。当李广绑匪上马，突然眼前的一座大山上，冒出一个可怕的情景：大批的匈奴狼来了。人头是数不过来了，一眼望去，约有数千骑。数千骑对付一百骑，李广部下骑兵脑袋马上闪出一个念头：赶快逃命。
然而，李广从容地告诉部下：不要惊慌！既然来了，就跟玩一把吧。
部下甚是疑惑：怎么玩？再玩就没命了。
李广笑了，想不玩？那再容易没命。
其实，李广跟匈奴玩命这么多年，对匈奴都是知根知底的。一百号人对数千骑，就算长了翅膀，只要匈奴齐声放箭，那中奖率也是很高的。现在，这数千骑之所以在山头冒起，陈兵列阵，目的只为观望。他们观望只有一种原因可以解释：怀疑李广一百号人是诱兵。
所以，一百号人想逃出圈外，只有唯一一条路可走：将计就计，硬着头皮演到底了。
果然，接下来，李广下了一个令匈奴人都郁闷的命令：继续前进。
于是，李广属下的骑兵都得壮胆前进。走到距离匈奴大约有二里的地方，李广又下了一道命令：全体立即下马解鞍！！
部下更不解了，不逃就罢了，还下马解鞍。万一匈奴硬起脾气杀下来，那不是都成肉饼了？
李广又笑了。只见他说道：他们以为我们会逃，我们偏不逃。我们不但不逃，还要解鞍以示不走。那么，他们就更加肯定有鬼了。
这招就叫，没鬼装鬼，以鬼吓人。
然而，匈奴可不是吓大的。当李广下马解鞍，突然，他看见匈奴骑阵中奔出一个骑着白马的将领。不用多说，这是一个企图打探情况的家伙。李广立即披鞍跃马，率着十几骑迎面奔袭，哧的一箭，中了。然后，李广地复还骑中，再次下马解鞍，仰卧看天，纵马吃草。此时，山上那几千个匈奴兵眼睁睁地看着将领被杀，纵然气得头顶冒烟，还是不敢放马过界。
李广，你肚子里装的简直不叫将军胆，而是魔鬼！！
于是，一个敢玩，一个不敢玩。匈奴就这样从日出玩到日暮，又玩到半夜，他们还是死不放箭。最后，仍然不见李广动静，诈心不散，只得引兵撤退。
须不知，匈奴守了半夜，李广等一百人却失眠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将军起身，戴鞍，上马。向初升的太阳得意地挥一挥手，率着一百骑安全地回到了大军驻地！
三、为了告别的结语：汉朝人的幸福指数
李广胜利归队之后，汉匈战争又中场休息。然而，两年之后，匈奴卷土重来。公元前142年，刘启的日子很不好过。春天，正月，中原地震，一天地动三次。三月，匈奴就像从地下冒出的鬼狼，再次向雁门郡扑来。
曾经，郅都镇守雁门，匈奴视之为鬼门关，逃还来不及。如今，雁门郡守冯敬，似乎也不是吃干饭的。不断，冯敬力战匈奴丧命。这时汉朝闻兵而动，紧急调动骑兵和弓箭屯守雁门。还好，匈奴在雁门关逛了一圈，又回去了。
匈奴撤兵后，刘启终于松了一口气。
须不知，他已经没有多少精力跟匈奴消磨了。公元前141年，汉朝的天空连续出现反常天象。首先，冬季十月，日食后紧跟着月食，天际一连赤红天五。十二月二十九日，雷声轰响，太阳颜色变紫；更可怕的是，天上行星好像失控的交通发生了事故，纷纷脱离轨道，乱窜于天。
以上一幕幕，按照古人的习惯，地上肯定要出大事。话刚说完，果然就出事了。正月二十七日，刘启崩于未央宫。享年，虚年四十八。
高祖刘邦崩后，我都没有给他写过一个总结报告。但是，刘启崩，我非常有必要给他写一段结束语。因为，刘启逝世，象征着汉朝一个时代的落幕，牵引着另外一个新时代敲锣打鼓地登场。如果我们割断刘启，就无法理解刘彻，更无法理解所谓汉朝光荣的传统和伟大的未来。
回眸历史，后人将刘启父子俩开创的时代，美名其曰：文景之治。司马迁对这个时代美言不多，但是他的同行班固，却将文景之治称之为周朝成康之治后的又一个传大的时代。换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幸福的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好人都做不了好皇帝。做好皇帝，似乎又做不了好人。回首刘启的一生，拉起他的双手，就会发现，这是一双沾满了诸多无辜鲜血的刽子手。晁错罪不该死，然而他还是被刘启干掉了；周亚夫只不过脾气倔了些，就诬之地下反；至于长子刘荣，提起来更是让人心寒。然而幸运的是，这不是一个心寒的时代。
在我看来，广义的文景之治，不应该只包括两位皇帝的任期。因为，吕雉大妈尽管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走了弯路，但是他的国家政策路线一直没变。所以，在文景之治的勋章上，也有吕雉及刘盈等人的一份功劳。不过，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文景之治，我们还是从狭义上的时间去说事。
如果按刘启登基算上进心，到刘启崩做为结束。那么，文景之治总共有三十八年。孔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生三十八年，如果用庄周的话来说，他早就不知道到底是庄周化了蝶，还是蝶化了庄周。然而，在我看来，文景三十八年，是由蛹化蝶的过程。这对父子俩，仿佛扛顶的巨人扛起了黑暗的历史大门，让汉朝这只美丽的蝴蝶寻找到黎明，嗅到花香，扑回了春天。
翻开中国历史，要衡量中国古代百姓幸福指数的标准，无非有两个标准：衣食温饱和政治清明。如果能够让老百姓拥有自己的娱乐时间和场所，那就更加OK了。如果以上三个标准来评价刘启俩父子，我们可以亮出这样的分数：满意。
据司马光介绍，文景之治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收入。首先，汉朝政府的钱堆在府库里，数都数不清，花都花不完，连穿线的绳子都烂了。其次，全国各地粮仓裤仓满足，甚至有的地方没地方装了，粮食露天腐烂得都不能吃了。再次，百姓生活富裕，很多人都买得起真正的宝马。听说，只要在大街上，如果你骑的是雌马，或者是幼马，那你就太掉价了。肯定逛一趟街回来，就再也没人瞧得起你了。
如果一个时代牛到连老百姓都争相拿宝马来攀比，我想，这个时代肯定是真的富了。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于上层建筑。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关心的上层建筑，无非就是社会福利及养老医疗等制度。更奢想的想法就是，哪天突然心情不爽，站在大街上骂皇帝不被抓，那幸福指数恐怕神仙都要嫉恨了。
事实上，讲民主，爱骂谁就是谁，这不仅仅是汉朝人的奢想，更是两千多年以来，古代中国人最浪漫的遐想。古代中国，特别是文景之治这么美丽的时代里，为何都不能冒出一点气息。我想，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究的问题。但是这个宏大历史社会问题，还是留给象牙塔里的老学究去弄吧。现在，我只关心的是，文景之治的魅力和良心。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皇帝或时代，要想在历中上光耀千古，不仅是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之父管仲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通俗地讲，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那么，对于汉朝人来说，何为礼节，相信礼学大师叔孙通及其弟子已经给他们解释得相当清楚了。不过，汉朝人的荣辱观，与今天我们讲的八荣八耻是两码事。在我看来，汉朝人所谓荣辱，无非就是少受点皮肉之罪。
曾忆否，秦始皇焚书坑儒，天下刑罚，犹如枷锁脚镣，天下无不呼吸艰难，寸步难行。我想，秦朝诸种苛政，不叫良心，而叫黑心。到了赢胡亥当皇帝时，甚至可以把他骂做狼心狗肺。然而与之相反，自高祖以来，几任皇帝，包括吕雉在内，都在做一个民心工程：减少刑罚。
但是，能够真正的将汉朝人从苛刑彻底解放出来的人，正是刘启。刘启登基初始，曾经认为刘恒对相关刑罚减得不够。于是他规定，罪犯应该打五百鞭的，改打三百鞭；应打三百鞭的，改打二百鞭。可是，十二年之后，刘启发现，他改得还不够，必须继续改。因为，这些该打三百鞭和两百鞭的，不是被打死，就是打成残废。这跟活活杀人有何区别？
于是，公元前144年，刘启再下诏：凡是罪该打三百鞭的，减为二百；该打二百鞭的，改为一百。别以为各少一百，如果刘启只改到此步的话，汉朝真还不知有多少残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问题就出在鞭棍和打法上。
之前，汉朝的对罪犯都是大棍侍候，而且是直打后背，不打折扣。如此打法，不要说人，就是拉来一头大象，恐怕也要被打成残废。于是乎，刘启重新颁布了一条新法：《鞭棍执行法》。
该法是这样规定的：鞭打只能用竹棍（竹棍比木棍实力弱）；竹棍的标准是，一端直径一寸，末梢则薄半寸（直径大，压力肯定大）；鞭打时，只打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