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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他该满意了。我允许他娶她。你知道他怎么着？他坐下来，看看那份离婚协议。“我不签，”他平静地说，“我不提出离婚。”他把协议书撕了，扔进身后的湖里。我明白，他这么做并不是说他还爱我，为自己干下的肮脏事而抱歉。他这样做是要我明白，究竟谁是老板。因为他在毁了我的机会后，伸出手指头指着我，用嘶哑的声音说，“什么时候我想休掉你，我会跟你讲的。用不着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
第二天早上，杜阿姨来向我道喜，告诉我敏已经走了。她听说她一大早就走了。我听到这消息真是很难受。我要追上去告诉敏，这不是我干的。我没要她走，我没恨她。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为她的离开感到难受，同时也出于自私的原因，为我失去了一次机会而感到难受。
那天下午，胡兰来告诉我她正在做的一件衣服的式样。杜阿姨谈起了流行性霍乱，难民们全都怕打防疫针，有个人为了钱代二十个人打针，结果收了别人的钱后死了。我坐在椅子上打毛衣，假装在听她说。但我实在没心思听这些闲聊。我望着留声机，然后又看见了敏的唱片。最后我高声说，“这位敏姑娘，留下了不少东西。不知她上哪儿了，想想真难受啊。”
胡兰连忙告诉我，谣言传得有多快。“张太太在菜场里说，她去了靠近铁道的那个九龙旅馆。”
第二天我在那地方找到了她，那是个大统铺，很便宜，只有一张狭窄的大烟床，一块当桌子的木板。她很安静，见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她为自己引起的麻烦道了歉，感谢我为她带去了唱片。然后她耸耸肩膀，说，“有时你觉得事情会这样，可到头来又是另一种样子。”
我问她怀孩子几个月了。她很不好意思地说，“这种事嘛，你就不必为我费心了。”
“这话是我教你的。”我说，“你没必要用在我身上。”
我掏出一些钱给她。她说，“已经没问题了。今天早上我已经把它解决了，很顺利，没出血，一切都很干净。”我还是把钱掏出来了。她笑了笑，就收下了，她谢过我，赶紧把它放进一个盒子里。临走前，我告诉她我永远喜欢她的歌唱和舞蹈。
过了一星期，胡兰跟我说，“你知道敏这个人的底细吗？她已经跟另外一个男人走了，跟别人说他们是兄妹俩。这么快！她到底算哪一类姑娘？她到底想勾搭多少人哪？”
我听到这消息，并没有瞧不起敏。当然，她的道德观念和我的不一样。可我心想，好了，现在我再不用为她担心了，她心中的创伤很快就会愈合的。
所以说实在的，她是个幸运儿。她走了，我还得和文福在一起。
有时我在梦想，要换一换该多好。我是敏，我回到了上海，在大世界干活。同样地生活，同样受折磨，一寸一寸把我拉开来，直到我再也认不出自己。
第十七章 四头门
又过了一年，文福还是一点没变。可我一点一点地变了。在胡兰和其他人眼中，我还是同一个人。但那只是因为我掩饰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我假装忙于照料孩子，没工夫操闲心思。
在1941年整个夏天，我喜欢坐在后院，把淡若抱在膝上，我们俩就这样等着雷电的降临。我告诉他，“听──砰──响了。等着，等着──哗！多美啊！”才十个月大，他就知道鼓掌了。
那年夏天，上午总是很热，但还没热到受不了的程度。往往到下午，就打雷了，接着就下雨，溅起一阵阵好闻的泥土气，我就叫女佣人赶紧跑出来，收晾在外面的衣服。
听起来我的生活似乎变得轻松起来了，一切都静悄悄、懒洋洋的，就像过一个开心的暑假。但这只不过是我和淡若在一起度过的好时光。我用这种好情绪来忘掉一切另外的事情。
淡若很听话，很聪明。或许每个母亲说起自己的孩子来，都是这样的。但只要想象一下：淡若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我问他，“妈妈在哪儿？”他指指我，笑了：“淡若在哪儿？”他拍拍自己的肚皮，笑了：“爸爸在哪儿？”他指指文福，但没有笑。
淡若信任我，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信。要是他醒来饿了，哭了，我走进他的房间，说，“不哭，不哭。我下楼给你拿点吃的来。’等我回到他的房间里的时候，他已经从摇篮里站起来了，但没哭。
所以你瞧，我知道淡若大起来会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可信赖的、关心别人的人。他不像文福，一点也不像。文福是他父亲也没关系。
文福把敏赶走后，又回到我的床上来了。但同时他也和各种各样的女人睡觉：农村里来的女佣、街头的妓女，甚至还有小学教师。我认为在他眼中我们全都一样，就像一把椅子可以坐，一双筷子可以夹菜，每天都少不了。只要我说一个反对他的字，──或反对他喜欢的任何东西──就免不了大吵一场，总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尽可能闭嘴不说，以求平安无事。可我心里在和自己吵架，一点也不平静。所以到头来，我忍不住要说两句。
一次，仅仅是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字眼。文福要厨师做他喜欢的一道菜，加甜卷心菜的羊排。但那年夏天，卷心菜很不好，有一股臭水味。当文福问我喜不喜欢这道菜时，我就实话实说：“不好吃。”第二天晚上，他就吩咐厨师给我做同一道菜，别的一点也没有。
他笑着，又问我，“现在你喜欢它了吧？”我还是像头天晚上那样回答。一天又一天，老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回答，第二天还是同样的菜。我不得不咽下难吃的卷心菜，没别的。但我没有放弃。我等著文福自己玩厌这套卷心菜把戏。两星期后证明，我的胃比他的脾气还要坚强。
那么顽固地坚持吃坏卷心菜，或许看起来有点傻。我满可以撒谎说，“今晚的菜真好吃。”但我要是不抗争，不就等于承认我这辈子完了？
所以我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差了。但我记得，当时整个国家都在走下坡路。我在饭桌上听人们这么说，那些通宵达旦打麻将的飞行员也这么说。他们谈起战争就像传染病一样，传播那种使人们互相撒谎、欺骗、仇恨的病毒。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开始于去年。那时缅甸公路突然关闭，满载军用物资的卡车无法开进来。人们嚷道，没有油，空军怎么开飞机？
没有枪，部队怎么保护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孤立无助。我们也很愤怒，因为关闭公路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国人，是他们在控制它。他们关闭公路是因为拿不定主意，支持哪个政府好──中国的还是日本的，日本的还是中国的。他们拖了三个月才作出决定。当他们终于说，我们支持你，中国。谁还相信他们？当然我们假装欢迎他们回心转意。我们有什么选择余地？只求他们不要再关闭那条公路。
美国人也同样坏。有一天，他们吹牛说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中国伙伴，他们说。陈纳德将军在那年夏天回来过，说他要带很多飞机来支持我们。但第二天我们就听说了，美国公司正和日本人做一笔大生意，把油料和钢铁卖给他们──就是这些飞机正在中国土地上扔炸弹。你听到这些心里会怎么想？我们那么多的飞行员在死去，好些都是我们的朋友啊。三班有一半人战死了，后来六班和七班差不多死光了──全都是年轻人哪！晚上，飞行员就讲每个新战死的飞行员的故事，个个都是好样的。啊，我们哭得好伤心啊，伤心中又掺杂了愤怒。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们自己的中国领导人也向日本人磕头了。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就是这么干的。他说中国应该放弃抵抗，支持新上台的日本政府。这等于是要我们把祖坟挖掉，把骨头抛出去喂狗。谁会说这种话呢？可许多人都这么说了。这种事每发生一次，我们的心就凉一次，不知道值不值得为这种耻辱而战。
当然，市场上经常召开群众大会，群情激奋，痛骂汉奸。一天我去广场正赶上举行集会。一个军官用话筒号召中国人不应该放弃斗争。“我们必须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他说，“直到献出我们汉民族的最后一滴鲜血。”
这话说得很怪，因为除了我和胡兰，拥在广场上听讲的群众差不多没有一滴汉族的鲜血，全是少数民族──有苗族、白族、彝族、回族，还有缅甸人和其他各种各样穷苦的山民和难民。他们被迫下山或出郊区，献出自己的子弟来当士兵和苦力，帮助打赢这场战争。他们被当作最下等的人，像牲口一样光背东西。但他们站在广场上，听着一种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的关于爱汉人的祖国的口号，而且还鼓掌欢呼。
我以为这些人肯定在山上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这使我想起了一句中国的老话：“如果改变不了自己的命，就改变你的态度。”或许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怨天尤人，不再去想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相信他们已经变成汉人，此刻正在为某种东西而奋斗。我对自己说，瞧瞧这些人，要向他们学习。
那天从广场上回来后，我慢慢改变了对生活的态度。我不去想我已经准备死，还没有。但我这样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不得不马上去死，那么我也许不会再受这么多磨难了。如果我不是马上就死，那么或许我还能找到逃脱的办法。
那段时间，胡兰也开始改变了她的态度。也许改变的不是她的态度，而是她的胃口。她开始拼命吃东西，一天比一天吃得多。
开头我以为胡兰怀孕了，还要保密。我知道她很想要个孩子，她不隐瞒这个事实。每当我在她面前抱怨文福，或抱怨战争，或想家了，她就说，“我要是像你那样有个儿子，就够满足了，什么事都受得了。”
儿子没出来，但她还是拼命吃东西，总是吃不饱。我不是说她特别喜欢吃麻辣豆腐或带肥肉的排骨，自言自语“我就是喜欢吃这种东西”。相反，她喜欢看每天成群结队进城来要饭的乞丐。她喜欢看他们饿的样子，他们瘦得皮包骨头，嘴巴向下耷拉着，随时准备咽下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我想，她想象如果自己不吃东西就会变成他们这个样子。
我记得她特别盯住一个要饭的姑娘，那姑娘靠在通向老城区的墙壁上。胡兰看看她，她也看看胡兰，目光很凶。胡兰问我，“她干吗老盯着我？就像一头野兽想吃了我，救它自己的命。”
我们每次经过那姑娘身旁，胡兰总要说，那姑娘投在墙上的影子越来越瘦了。我想胡兰看到的是她自己过去在乡下的影子。我肯定这一点。因为有一次她跟我谈起了她的老家，她小的时候，全家差点饿死。
“每年都要发大水，”胡兰说，“总要淹掉一点，但有一年，洪水就像一只大茶壶倒翻了。洪水涌出来淹没了我们的田地，我们没东西可吃，只能吃干的高粱饼。也找不到清水把饼蒸得软一点，我们就这么干吃，很难咽下去。我母亲分吃东西，先切下一点给男孩子，剩下一半再给女孩子。一天我实在饿坏了，就把整块饼都偷来，一个人全吃下去了。我母亲发现后，就揍我，骂我，‘这么自私！一个人把一块饼独吞了。’后来她三天不给我吃东西。我哭得好伤心啊，我的胃痛得好厉害啊──为了啃一块小小的高粱饼，我的牙都绷断了。”
你会想，胡兰想起自己吃高粱饼的往事，会在那个要饭姑娘的碗里放几个硬币，或给她一点吃的，我就是这么干的。我不是说我每次都这样。可胡兰一次也没布施过。相反，她把更多的东西往自己嘴巴里塞。她的体重在增加，就像一个人把金子或现钱存进了银行，以备不时之需那样。所以我说胡兰改变了她的人生态度。她本来很大方。
可现在，看到别人在受罪，她就想起了过去，想到有一天她还会变成那样。
那年夏天，文福和家国到重庆去了。家国说他们去训练前来保卫新首都的军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可能要两三个月。
我丈夫离开前，吹嘘他的任务重要得很，发展无线电通讯，这样日本飞机来之前空军和陆军就都知道了。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就犯嘀咕，空军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这个老是在撒谎的人呢？
我很高兴他走了。
他们一走，胡兰就担起心来，听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一天她说，“听说日本又要对重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轰炸，或许昆明也要遭殃呢。”说完，她开始给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她一听到打雷声，就跑到外面去望天空，等着看飞机从乌云中掉下来。
我告诉她，“你得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