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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噩梦中醒来
德国人黑塞大半生的岁月，交托给了瑞士南部的湖光山色，其中又以在堤契诺停留的时间最长久。1919年，他几乎是跌跌撞撞地从伯尔尼赶来，寻找“另一种生活”。他的早已风雨飘摇的家，连同精神失常的发妻和三个儿子，被他远远地抛在身后——“宁愿当个怪人、流浪者度过余生，也不愿牺牲心灵，做个尽责的绅士。”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这么说。
于家庭而言，黑塞也许是自私的；于文学而言，这却是一桩幸事：黑塞太需要靠独处，真正的独处来打磨语言的敏锐度了。“天又笑得清朗，鼓胀的空气随处飞扬。”面对堤契诺，他被久违的自由结结实实地拥了个满怀，下笔也浓重，只管挥霍辞藻。
在蒙塔娜拉村里，黑塞发现了卡萨·卡穆奇——一幢“半是肃穆，半是奇诡”的建筑，让他想到巴洛克式的狩猎行宫。说起来这房子也是有来历的，它最早的主人正是它的建筑师阿戈斯蒂诺·卡穆奇，此人当年曾设计过圣彼得堡的几所宫殿并以此成名。巅峰期之后，年迈的建筑师衣锦还乡，在卢加诺湖的半岛上筑起寓所聊度残生，把最后一滴灵感留给了自己。
许是建筑师早已阅遍了浮华，卡萨·卡穆奇的形与神反而是朴素的。这里的地形并非匀称平整，设计师便就着起伏的地势兴高采烈地挥洒，全不按牌理出牌。露台、旋梯、墙垣、圆拱本是衔接点缀的巧饰，在这里却因为彼此的连绵和呼应，自己蕴足了气势，又把屋外的景致和屋内的视野勾连起来，把人的心境也拉伸得天高地远。
黑塞向卡穆奇家族租借了四个房间——对于一个穷作家来说，四个房间的开销已经不菲，何况他还要负担远方妻儿的生活费和医药费。若不是瑞士友人博德默尔和赖因哈特的照应和资助，黑塞决撑不过那几年。所幸，黑塞很快发现了租房子的好处：他不再拥有房子、孩子及仆人，不必寻找狗或整理花园；他只管做一个囊空如洗的小文人，衣衫褴褛的陌生人，靠廉价的牛奶、米、意大利面维生，秋天在森林里捡栗子当晚餐，老西装穿得磨破了边也不会有人侧目……日子过得寡淡，但平和的心境最适合做灵感的温床。后来回顾这段岁月，他由衷地说，“那个弱小的、几乎被燃尽的文人，仿佛从萦回多年的梦魇里醒来，尽情享受自由、空气、阳光、寂寞以及创作。”
在这艘寂寞的方舟上，在无数个萤火虫点亮的不眠之夜里，黑塞迎来了平生最旺盛的创作期：在短短八个星期内，他创作了两部长篇（《克莱恩与瓦格纳》和《克林格梭尔的最后一个夏天》），此后又陆续出版了《流浪者之歌》（1922）、《荒原狼》（1927）、《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1930），以及他最好的诗歌、小品文和水彩画。
黑塞的寂寞方舟（2）
色彩的音乐
黑塞说，色彩之间，彼此会产生某种音乐。
他的画，满是暖暖的色调——也不大讲究过渡，就这么笨笨地镶拼起来，好在整体是柔而亮的，像童年时迷恋的，艳红艳红的软糖。
常常地，他会在早上花几个小时到山间散步，头上总是有一顶阔边草帽，身后也总是有一个硕大的背囊。背囊里装着画笔和颜料，甚至还有行军椅，他随时可以停下来，歇口气，涂抹几笔。
在他的三千多幅水彩和钢笔画中，山的轮廓、村屋的简洁的造型，树与土地天空的对话，是永恒的主题。他试图用色彩把瞬间的思绪封存、研磨再发酵——在这一长段时间里，他手里诞生的是画，心灵里酿造的，却是文字。
晚上他回到卡萨·卡穆奇，心里是亢奋的。在三楼的那四个房间里，除了他的书和书桌（那是他从过往的生活里带出来的所有的行李）；几乎是空的。在铺开稿纸前，他会跑到看得见山谷的大露台上，吐纳山野的气息，就像既惊且喜地打开一坛新酿的好酒，兀自醉在香气里。然后，他在书桌前坐下——那书桌正对着窗，夏日，会有他钟爱了一世的木兰花，越过栏杆探进来。他写得酣畅，思绪飘出去又飞回来，凝结成这样的文字：
“湖泊，山脉，天空，在地平线上交融……迎着那一片灰色的天空，他专注地破译繁星与暗沉的树影边缘泛起的微光……”（《克林格梭尔的最后一个夏天》）。
客厅一角的大穿衣镜，是另一方牵引他遐思的舞台。他说，那是“镜子的宫殿”，每移动一步，变换一个视角，纷繁的影象便会构建出新的组合，仿佛“天上所有的星星都像在大盒子里掷骰子一般敕敕地颤动起来。
绮丽的想象让作家黑塞和画家黑塞合为一体，而他在形容自己的创作体会时却洋溢着跌宕的旋律感：“那一刻，艺术家的心灵就像一座城堡，白天，所有的房间里都回荡着音乐，夜晚，有一千根蜡烛熊熊燃烧。”
时不时地，真的会有音乐从楼下传来，那是卡穆奇家的太太小姐们在弹钢琴。黑塞喜欢这音乐，但他无意走下楼去与她们交谈——处于创作的微醺中的黑塞，甚至比以往更加自闭。除了几个朋友，他几乎不见任何人，因为他觉得，相对于大自然，“人说得实在是太多了”。
蒙塔娜拉村的村民对这个沉默的异乡人充满了好奇，按照他们的说法，黑塞长得“瘦瘦高高”，有一双“极有穿透力的眼睛”。每到“树汁与热气满溢”的夏季，黑塞会伸展开手脚仰卧在露台上的浓荫里，瘦长的身体一丝不挂。尽管他刻意避开人们的视线，卡萨·卡穆奇的女人还是会冷不防撞见他，被他的粗鲁不羁弄得又羞又气。她们哪里知道，此时此地的黑塞，心里有一个声音，正在放歌：
“我孤独，但不为寂寞所苦。我别无所求。我乐于让阳光将我完全晒熟。”（《山隘》，1919）
黑塞的寂寞方舟（3）
酒，以及女人
露特·文格尔；黑塞生命中最美的女人，出现在他某一次徒步去卡雷诺村的路上。她比他整整小二十岁，喜欢穿火红色的连身裙，裹得紧紧的那种。她的肢体和眼睛一样会说话，像一阵滚烫的热风，把黑塞卷携而去。
入冬，半是因为畏惧堤契诺的严寒，半是因为要追随露特的脚步，黑塞赶往苏黎士和巴塞尔小住。然而等到春天刚露出些痕迹，他就又回到了蒙塔娜拉村——在别处，他无论如何也写不完《流浪者之歌》的最后几章。在这部小说里，黑塞把理想寄托在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里（事实上，黑塞一生对东方文化多有涉猎，中国的老庄、杜甫他都有研究），而那种理想状态中的景色，到了黑塞笔下，却又处处呈现出蒙塔娜拉村的风貌。他反复写到河流，写月亮倒映在里面宛如“浮在一汪碧蓝中的船”，谁能说这其中没有卢加诺湖给他的灵感？
然而此时的黑塞，更抵挡不住露特的笑靥。露特再度来访，两个人又在入世的诱惑与出世的理想之间经历了一番挣扎。最终屈服的是黑塞。一九二四年，黑塞在与第一任妻子正式离婚后终于娶到了露特。
黑塞很快就触到了婚姻的“玻璃天花板”。卡萨·卡穆奇的简陋入不了露特的眼，她从来就没有在那里长住过。而对于黑塞来说，离开堤契诺便意味着创作的枯竭。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无奈地感叹，“让一个作家忘记自己的使命是何其艰难！”
于是黑塞只能忘记爱情。一九二五年，黑塞与露特黯然离异。之后，堤契诺的小城街头便多了一个流浪者，酒吧多了一个不醉不归的常客——只要经济允许，他甚至已不再拒绝垂手可得的露水姻缘……那种狂野而麻木的状态，再忠实不过地记录在小说《荒原狼》中。
从宿醉中醒来，黑塞照例还是会到山上散步，画他烂熟于胸的景，想他永远想不清楚的事。他的小说愈来愈深入心灵，看他那时写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耳边能听见有纸一样的东西一下一下撕裂的声音。那时侯，他很少写《畅饮秋之森林》这样色彩斑斓的诗，实在闷了就给好朋友托马斯·曼（ThomasMann）写信，或者到邻居马里奥的酒窖里讨葡萄酒喝。
最终把黑塞从孤独中拯救出来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尼侬·多尔宾（NinonDolbin）；只有她知道黑塞需要怎样的生活。她没有搬到卡萨·卡穆奇，但她至少愿意在堤契诺安家。此时，一年老似一年的黑塞也开始认真考虑在堤契诺买下一幢房子，有完备的暖气，这样他就不必到别处去过冬了。一位富家朋友慷慨解囊，最终促成了这件事。
新房子是黑塞自己设计的，山坡上有一千一百平方米的土地，可以让他翻土、种花，享受渴望了许久的“田园之乐”。
只是，挥别卡萨·卡穆奇，黑塞还是忍不住要难过。他特意赶画了几十幅水彩，似乎是想把这里的记忆一口吞了去。在散文里，他对卡萨·卡穆奇的追忆痛切而伤感：“……这十二年，改变的不只是我的生活，还有这房子，这花园。花园中那株我毕生所见的最大的南欧紫荆，在某个秋夜，成了狂风的祭品；有人趁我不在，砍去了小阳台上的那株白色的木兰；还有一次，我从苏黎世返回，有人竟然用砖墙将旧大门封了起来，我一下子失了神，如做梦般徘徊在门前，找不到进去的路……”
伍尔夫的美丽与哀愁（1）
“……种种感受如此逼仄地拥挤一起，我想，这样的五分钟我这一生一世都不会很多……”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1919年7月1日的日记，其时，她和丈夫伦纳德·伍尔夫刚用七百英镑买下了苏塞克斯郡罗德梅尔的“僧屋”，一时百感交集，连文字也有了呆气。
“僧屋”占地约四分之三英亩，据说十五六世纪曾是僧侣的避难所，式样简单到通透：两层砖石结构，立面长且矮，房间狭小——因为当初要应付“僧多房少”，所以多是些因陋就简的隔间，是彼此相通、须穿过前一间方能打开后一间的那种；厨房破落得不成样子，房里没有壁炉、澡盆、厕所，不供应热水；冬天屋里极冷，即便后来经过了装修，床头仍有老鼠爬来爬去。
却也因了这屋子的老旧与隔绝，空气里弥漫着常年禁欲后的洁净，分明有故事，却是孩子般的坦白痴纯，反让你不忍去探究了。弗吉尼亚喜欢那具式样古怪的烟囱，喜欢盛圣水的壁龛；花园是更不消说了：荒疏得久了，石楠与矢车菊全没心没肺地痴长，不讲和谐错落，只一味的热烈与颓唐。站在园子里往外看，视线里柔柔地框出远处山坡与树林的轮廓，不真切，倒像是滚了一道毛边。
伍尔夫说，“僧屋”是一条船，载起她浮在醉人而忧伤的写作的浪潮之上，任她漂流一世。
迷失于词藻
每天早晨八点半左右，伍尔夫照例要去依傍着花园围墙搭建的小木屋里写作。照她的话说，她是“径自去那浪漫的居室，一路上穿过乱蓬蓬的草，地上结着霜，硬得像砖”。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是铁定无人侵扰的。她喜欢用淡蓝色的纸，蘸绿墨水，字是极小极密的，笔划清晰有力，却铺排得紧张，像织得过于精细的蛛网。
自从有了小木屋，伍尔夫彻底改了写作习惯。过去，她一向是站在那种高高的、建筑师用的桌前奋笔疾书的，有点像海明威的风格。搬入新居以后，座椅有了用武之地，顶多在文字实在赶不上意识的流向时，伍尔夫才会站起身，把桌椅挪一个方向，换一个角度看看窗外。
又或者，彼时，三十七岁的伍尔夫真的已经到了站不动的年纪——看她的照片，少女时代脸颊还是盈润的，飞着淡粉色，一过中年，依然是那样精致的、有雕塑感的五官，却凹陷得厉害，一色的象牙白，眼睛里空洞洞的，连悲意也无。
随着年事渐长，伍尔夫已经越来越疏于着装打扮。才搬进“僧屋”不久，她就在日记里写道：“我现在不怎么关心头发、穿衣之类的‘大问题’；我已经甘于粗劣的衣着了。”不过，这样一来，当年伍尔夫父亲的好朋友、大文豪亨利·詹姆斯对她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倒是显得比原先跟贴切：“弗吉尼亚优雅而迷人，洋溢着素朴之美。”
一日日老去的伍尔夫，把自己的岁月如银屑般捣碎、榨尽，那银屑被“僧屋”的风景激活了，便熬出这样的文字：“米兰达躺在苹果树下的一把长椅上。她的书坠入草丛里，她的手指似乎仍指向那个法文句子‘这确乎是一个女孩子的笑容会比别处明媚的国度啊……’仿佛她就在那里跌入睡乡了。”（短篇小说《果园》，1923）。
伍尔夫的美丽与哀愁（2）
除了早期的《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