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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是泰戈尔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的情节曲折生动，富有悬念。主要人物是青年大学生罗梅西，作者通过对他的曲折复杂的恋爱和婚姻故事的描述，揭示了封建婚姻制度与争取婚姻自主的青年男女之间的矛盾。小说批判了包办婚姻的危害，赞助青年们的自由恋爱。同时，作者通过罗姆西的形象，揭示了印度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提出青年男女如果不坚决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是得不到真正的恋爱自由和婚姻幸福的。
这一时期泰戈尔还写了不少著名的诗。1913年，他的著名的诗集《吉檀迦利》在英国出版，引起西方的注意，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他是第一个得到这项奖金的东方作家。后来他把这笔奖金赠给国际大学，抵制了当时英国殖民者以津贴为名而控制这所大学的企图。
这时期，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斗争的曲折变化，泰戈尔思想上的矛盾也开始明显地暴露出来。一方面，他强烈地要求印度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极端派”采取暴力斗争的手段，他想通过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等途径来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泰戈尔在自己的创作中着力宣扬“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强调人格的真理。泰戈尔在《诗人的宗教》一文中说：“诗与艺术所养成的是人的虔诚的信仰，这种信仰使人与万物化成一体，这种信仰的最后真理就是人格的真理。这种信仰是一种宗教而且能使人直接理解的，并不是一种供分析认辩的玄学学说”。也就是说，他所信仰的神在于万物之中，人与万物都是神的表象，他否认超自然的神的存在，而最后归结为人格的真理。泰戈尔宣扬“泛神论”是对“一神教”的反对，也是对当时印度各教派的不和表示了不满，认为这些阻碍了民族解放运动。他宣扬“泛神论”的思想，也是与反对不合理的种姓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泰戈尔的“泛神论”，有其唯物论的积极因素，在当时半封建、殖民地的印度，表现了诗人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但是，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也明显地表现了唯心主义的观点。他追求人和神的融合与和谐，表达了脱离现实的神秘朦胧的思想情绪。由于他把信仰最后归结为人格的真理，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就有忏悔式的追求心灵的纯洁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说教，这只能导致人们逃避现实斗争、产生消极的思想倾向。
泰戈尔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1919年，当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旁遮普的阿姆里察屠杀手无寸铁的印度人民时，遭到印度人民的强烈反抗，因此掀起了第二次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在斗争的高潮中，泰戈尔愤怒地写信给英国总督，声明放弃1915年英王授予他的男爵称号，表示抗议，以声援印度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
泰戈尔不倦地追求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寻求印度民族的出路。他在1916年到过日本和美国，1920…1921年去过英国、法国、丹麦、瑞典、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等国。他在国外作过关于印度的演讲，反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政策和奴役政策。
1924年，他曾来我国访问，对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认为“在亚洲，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他对未来充满信心，说：“现在仍然持续着的这个时代，必须被描绘成人类文明中最黑暗的时代，但是，我并不失望，有如早晨的鸟甚至当黎明还处在朦胧中时，它就高唱，宣布朝阳的升起，我的心也宣布伟大的未来将要来临，它已经来到我们身旁。我们必须准备去迎接这个新时代”。后来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时，他又几次公开对日本法西斯进行严词谴责。
他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怀有崇高的敬意。1930年，他已经七十岁高龄还到苏联作了两星期的访问，获得深刻的印象。他回国后积极号召印度人民起来推翻殖民统治。
二十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是泰戈尔创作的后期。这时由于印度工人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不断扩大，亚非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斗争高涨，特别是诗人访问苏联以后，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他认识到自己不少观点的错误性。他在1932年写的《问》一诗中，批判自己“饶恕一切人，爱所有人”的思想。他说：“那些毒污了你的空气的，那些扑灭了你的光的，你能饶恕他们？你能爱他们？”同时，他还对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因此，他的后期创作，思想倾向更为明确，作品的战斗性也越来越强，后期的主要创作是诗与散文。散文比较著名的有《中国的谈话》（1924）和《俄罗斯书简》（1931）。但诗最能代表他后期的思想倾向。后期的诗作不仅没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也很少有温和的改良主义的情调，而是代之以昂扬的激情和战斗的号召。
泰戈尔后期创作的剧本有《摩克多塔拉》（1925）和《红夹竹桃》（1926）等。这些剧本，虽然也是象征剧，但反帝斗争的思想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
《摩克多塔拉》主要表现巫多尔古特的统治者和异族西布特拉伊人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国王罗娜吉特，利用现代化的机器，花了二十五年的工夫建造了水闸，把“摩克多塔拉”瀑布闸住，使农田干涸，借此手段让异族人民屈服。但在千千万万群众的反抗之下，水闸终于被摧毁，自由的瀑布又发出轰鸣的声音，向前奔流。剧本象征着利用机器文明的殖民主义者的不得人心，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象一泻千里的自由瀑布一样，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终将获得胜利。
泰戈尔于1941年8月7日在加尔各答逝世。他给印度人民留下了一份异常丰富而宝贵的精神遗产。在他长达六十多年的创作活动中，他总共写下了五十多部诗集，三十种以上的散文著作，十二部长、中篇小说，近百篇短篇小说和三十多个剧本。此外，他还创作了二千多首歌曲和二千多幅美术作品，出版了有关语言，文学、哲学、政治、历史、宗教和化学等方面的论著。
泰戈尔极其丰富的作品，为印度近代文学反映现实生活，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服务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由于殖民主义对印度民族文学的摧残，在文坛上充塞着脱离实际、描写古代和中世纪题材及宣扬宗教神秘主义的作品。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泰戈尔之前，般金？钱德拉？查特吉等作家为使文学表现剧烈变化的现实生活，曾作过努力；但到泰戈尔出来，印度文学才运用了多种文学体裁深刻地描绘了印度社会的许多迫切问题，反映了印度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要求和愿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近代印度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在无声的殖民地的印度，向全世界喊出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呼声。这是泰戈尔现实主义创作的重大胜利。
泰戈尔的创作，为印度近代文学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作出了榜样。在殖民者统治下的印度，泰戈尔特别重视发扬民族传统，这对提高民族自尊心，唤起民族觉醒，鼓舞反帝反封建斗争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泰戈尔不排斥对西方优秀文化的了解和学习，他说，只有“切实了解欧洲的伟大与美好的方面，然后方能保护自己不受坏的及贪婪的欧洲的祸害”（注：转引自麦唐纳：《印度文化史》，第186页。）。泰戈尔在自己的创作上确实借鉴过西方优秀的文艺作品，如他的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写的是抵制外货，提倡国货，复兴民族工业运动时期的时代内容，但在小说结构形式上，明显地受到欧洲小说的影响。当然，在他的作品中占主要地位的还是印度的民族传统。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他又不象当时印度某些作家那样有复古的倾向。他善于吸取精华，精心创造。由于泰戈尔的不懈努力，不仅使印度民族文学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在世界近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二、诗 歌
泰戈尔是以诗人著称的。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称他为“诗圣”。他的诗在印度是“家传户诵”的，至今仍在印度人民中传唱。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我的声音因死亡而沉寂时，我的歌仍将在你活泼泼的心中唱着。”
泰戈尔少年时代就喜欢写诗，他的第一首长诗《诗人的故事》（1877）和稍后的诗集《黄昏之歌》（1882）及《晨歌》（1883）就表达了诗人“自由的，不受拘束的思想”，抒发了青春的欢乐，描绘了大自然绚丽的风光。这些诗打破了孟加拉传统诗歌的格律，创造了新的韵律，引起了读者注意。诗人早期诗歌创作中，最有价值的是《故事诗》。
在1905年到1908年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第一次高潮时期，泰戈尔写了不少烩炙人口的爱国主义诗歌。当斗争出现曲折以后，他还写了《吉檀迦利》等内容复杂的充满哲理性的诗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特别在他访问苏联以后，他又写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抒情诗。
泰戈尔的诗歌创作是多方面的，各时期的特点也不尽相同。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始终贯穿于全部诗作之中。他的诗继承了印度古代梵文和孟加拉民族诗歌的优秀传统，采用了生动流利的音乐性较强的孟加拉人民的口语，想象力丰富，抒情味浓，韵律优美，节奏新奇，形成了他自己清新健康的独特风格，深受人民欢迎。
《故事诗》创作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泰戈尔住在谢里达庄园时写成的。这些叙事诗篇幅短小，大都取材于民间故事和宗教、历史传说；经过作者艺术加工，借古喻今，反映了印度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与殖民统治者斗争到底的决心，表达了印度人民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种姓制度和反对封建压迫者的强烈愿望。歌颂反抗外族侵略，歌颂民族英雄的故事诗有《被俘的英雄》（1900）和《更多的给予》（1900）等。揭露封建种姓制度的有《婆罗门》（1893），批判“和丈夫一同升入天堂”的寡妇殉葬习俗的有《丈夫的重获》（1900）。此外，还有反映农民的贫苦生活和地主珠宝商人虚伪面目的《比丘尼》（1900）等。最重要的故事诗要推揭露和控诉封建地主强取豪夺的《两亩地》。
《两亩地》作于1894年。最初收在诗集《金帆船》中，后来编入1900年出版的《故事诗集》里。作品的主人公巫宾是一个贫苦农民，只有七代相传的两亩土地。拥有无边土地的地主王爷为了使自己的花园“长宽相等，四四方方”，竟抢走了这块土地；接着，巫宾又被法庭判决赶出家门。他在旷野、市场、路边度过了十六年，但是，日日夜夜忘不了的还是那两亩地。有一天，他“终于在渴望中回到了故乡的园地。”正当他坐在芒果树下，在痛苦中回忆童年的往事时，两只熟透了的芒果落在他的脚下，他以为是大地母亲给他的赐予，不料却被王爷诬蔑为盗贼。作者通过这个现实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印度封建主勾结法庭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社会现实。对贫苦农民的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对横行不法的封建主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愤怒的控诉，揭示出真正的盗贼，不是巫宾，而是那些如今的“圣贤”——王爷。诗人说：“王爷的双手偷去了穷人的所有，唉，在这世界，谁越贪得无厌谁就越富裕。”
故事诗思想倾向明确，感情充沛，语言朴素生动，口语化，富有民歌韵律，曾长期在民间流传。它对激发印度人民的爱国热情，唤起民族自豪感，反对不合理的印度社会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泰戈尔发表了《吉檀迦利》（1912），《新月集》（1913）、《园丁集》（1913）、《飞鸟集》（1916）等诗集。《吉檀迦利》，印度语是“献诗”的意思，形式上是颂神诗；《新月集》是写儿童心理的诗；《园丁集》是描绘自然和抒发爱情的诗；而《飞鸟集》是一部格言诗；但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差不多每首诗都含有哲理性。
泰戈尔在这几部诗集中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的热爱，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古代印度哲学中，包含有“出世”的思想，说人生最高的境界是“解脱”，要放弃尘世，实行苦修；而泰戈尔的人生哲学是“入世”的，他说：“不，我的朋友，我将永不离开我的炉火与家庭去退隐到深林里面”，“我将永不会做一个苦行者”，他还说：“我曾经受苦过，曾经失望过，曾经体会过死亡，于是我以我在这伟大的世界里为乐”。因此，尽管泰戈尔写这些诗的时候，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但他并没有静穆超脱，没有“默想着死亡和来世”，他没有“摆脱尘世的牵缠”。他仍然关心着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