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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哈创作的《日子》，在文体上也有很大贡献。古代阿拉伯文学，主要形式是诗歌、韵文和故事。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政论性杂文和历史小说，而抒情散文、长短篇小说到后来才有。塔哈的自传性小说《日子》也是一部优秀的抒情散文作品，被认为是当代抒情散文的典范，是阿拉伯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半个多世纪以来，《日子》这部作品不断被一代一代的阿拉伯青年所传诵，而且译成了许多种文字（注：我国解放前曾出过《日子》（第一部）汉译本，1961年出版《日子》（第一、二部）汉译本。），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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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现代伊朗文学
第一节 概述
1905至1911年的立宪运动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之后，形势逆转，活跃的文坛一度沉寂。十月革命的胜利又促进了伊朗革命形势的发展，1918年在德黑兰出现工会组织。1920年伊朗共产党成立，工人阶级开始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
1918年英国乘苏俄撤退沙俄驻伊朗占领军之际，出兵控制伊朗北部。英帝国主义者妄想把整个伊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抗议英国侵略和统治集团进一步出卖国家，伊朗人民举行了全国规模的示威游行。在一些省分示威游行发展为武装起义，短时间内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英帝国主义惧怕俄国革命的影响进一步扩展，担心软弱无能的凯伽王朝的君主不能阻止革命潮流的发展；伊朗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又埋怨国王对革命镇压不力。这些内外因素纠合到一起就把一个哥萨克军团的团长礼查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礼查上台后，执行了某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措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重建了军队，同时，也加紧了对人民群众的控制和镇压。1921年礼查在英国人的怂恿下率兵进驻德黑兰；1925年迫使立宪会议宣布建立巴列维王朝。从1925年到1941年（礼查逊位）是伊朗现代史上一段黑暗时期，伊朗著名作家、诗人杭拉利对这一时期有一段很确切的描述，他《在伊朗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在过去专制时期，没有出版自由，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甚至抒情诗也受到审查，报刊监督部门给诗人下达命令，不要他们写感伤的诗，在那黑暗的年代，伊朗人被责成表达欢乐情绪，指令抒发对所谓伟大领袖的感情。甚至于年轻的情侣也无权表示对自己的恋人的某种不满”。
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伊朗文学就是在这样严酷的政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诗人和作家都感受到沉重的压力，遭受种种迫害，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
诗人拉胡蒂1921年从土耳其回国，看到国内情况，感到极度失望。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我泪眼昏花，端详自己的家园，
到了家，反令人痛摧心肝，
不，这不是我的家，这是一口陷井，
呵，我这是又一次身陷绝境。
在立宪运动前即已开始创作活动的爱国诗人阿里夫（1882…1934），其作品也充满了悲愤之情，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阿里夫生于喀兹文，父亲是律师。他精通阿拉伯语，也懂音乐，早年曾作过两年的哀诗歌唱者（为死者唱悼亡诗）。他擅长的诗歌形式是“塔斯尼夫”，是一种便于谱曲演唱的短歌形式。诗人于1896年到德黑兰，受到国王的召见，国王极为赞赏他的诗才，赏了他许多金钱并下令把他列为宫廷近侍。但是阿里夫并不欣赏这顶桂冠，他事后对人说，“在我看来我这寒酸的缠头巾和作一个名声不好的谢赫比将要戴到我头上的桂冠高尚一千倍”（注：叶海亚？阿里扬普尔：《一百五十年文学史》卷二，第148页。）。
立宪运动兴起后，阿里夫立即转向要求民主自由的人们一边，他热情地歌唱这一场人民群众的革命：
昨夜酒店老人向我致意，
开怀畅饮吧，庆祝一个民族重获生机，
专制主义把伊朗糟踏得体无完肤，
立宪运动又使他恢复了荣誉。
在这一时期，他已不可能象立宪运动时期一样参加群众集会，当众朗诵他的政治诗了。1918年他从土耳其回国后，曾在一封致友人的信里说：“德黑兰、库姆、卡善，什么地方都一样，我没去的地方只有坟墓了”。他无限感慨地哀唱：
我时而旅居，时而流亡，
整整一生充满了忧伤。
阿里夫虽然不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但他对这场革命表示热烈欢迎，他甚至写诗请列宁帮助伊朗人民；但是这种欢乐情绪没有持续多久。1921年他所崇拜的英雄塔吉汗在胡拉桑起义战斗中阵亡后，他感到前途渺茫了：
尽情地哭吧，虽然血泪也是枉流，
不能感人肺腑，如果哀伤不是发自心头，
无心的人，如何理解他人的心意，
我这颗心，何时能摆脱悲愁？
我的双眼，热泪早已流尽，
忧伤之中，管什么春夏冬秋！
虽然在老一代诗人的创作里，可以明显看到礼查国王专制压迫的影响，但是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文人悲惨遭遇的却是另外两位诗人的命运。年轻诗人埃什吉（1893…1924）由于写诗抗议1919年的英伊条约和谴责礼查夺权的阴谋，于1924年惨遭暗杀；耶兹德诗人法罗西（1888…1939）由于写了一首谴责帝国主义侵略伊朗的诗不仅被捕入狱，而且还被施以缝嘴的酷刑，1939年法罗西受尽折磨之后，终于牺牲在礼查的屠刀之下。他们的遭遇充分说明这一黑暗时期的残酷和野蛮。
这一时期还成长起另外一批诗人。在他们的作品里哀伤多于愤怒，感慨胜过激情。他们的笔下有的是孤儿寡母的可怜无靠的痛苦和平民百姓对社会不公的怨诉，但是，却听不到高昂的音调和强烈的抗议。他们的诗音韵和谐，对仗工整，更多地保留了波斯古典诗歌的传统特色。这批诗人的代表人物是伊拉治？密尔扎和女诗人帕尔温？埃特萨米。
伊拉治？密尔扎（1874…1924）生于大不里士，出身皇族，是伊朗凯伽王朝法塔赫阿里国王的孙子。十九岁时受到阿赛拜疆总督、太子莫扎法尔丁的赏识，被选为宫廷诗人，封“诗人之首”的称号。但他很快就舍弃宫廷诗人的优越地位，在海关及财政部任职。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伊拉治的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既继承了古典诗歌的传统也吸收了外国诗歌的精华。他写的《工人和老板》一诗充满了对劳动者的同情，他以雇工的口吻说：
“向着大地，我抖落汗水的珍珠，
从你手里，领取劳动的报酬，
有予有取，不亏不盈，
你付出珍珠，我还的也是珍珠。
谁都不会无偿施舍，
豪商巨贾凭什么洋洋自得？
人对人哪里有什么情义，
还不是互相利用，各有所需。
女诗人帕尔温？埃特萨米（1906…1940）在风格上是与伊拉治？密尔扎接近的。帕尔温？埃特萨米生于大不里士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曾任议会图书馆馆长，出版过杂志，曾著文提倡妇女解放。帕尔温？埃特萨米自幼受到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接受了良好的文学教育。1924年帕尔温？埃特萨米毕业于德黑兰美国人主办的一所女子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34年与一同族人结婚，不久便离异。
她很早就写诗，但到1934年才发表第一个诗集。她进行创作的时期正是礼查国王专制统治的黑暗时期。她的诗歌创作内容丰富，描写细腻，充满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可怜无依的孤儿和命运悲惨的妇女是她诗中经常出现的形象。她也写有揭露腐朽的官场和反动制度的诗。她的《法官与小偷》就是有代表性的一首：
巡逻把一个窃贼带到法官面前，
前后左右招来许多人观看，
法官开口问道：你为什么行为不轨？
窃贼回答：你何必跟我为仇作对。
法官说：你作奸犯科，理应受罚。
窃贼答：作奸犯科也不弄虚作假。
法官问：你说你是那行那业？
窃贼答：我干的与明火执杖的法官没有区别。
法官问：你偷的黄金藏在哪里？
窃贼答：你惯于搞一套阴谋诡计，
黄金还不是到了你的手里。
…………
你干的就是暗偷明抢，
你的仓房里存放的还不都是贼脏！
我偷了毛毯要双手反绑，
你却强行攫取了孤儿的住房！
伊朗现代诗歌创作上另一位独具特色的诗人是尼玛？尤什吉（1895…1961）。他是立宪运动以后文学革新派的代表。尼玛主张以人民的语言表现人民的生活，提倡“自由体诗”，要求打破诗歌的传统形式的束缚。《士兵之家》就是他探索新诗形式的尝试。这首诗通过对一个开赴前线的兵士家里的贫困生活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矛盾和阶级压迫的现实，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蜡烛还在燃烧，已放下门帘，
到此刻那女人还未成眠。
她侧身斜倚着摇篮，
呵，可怜的人呵，可怜。
那门帘已经是补丁摞补丁，
可是还得用它遮雨挡风。
她已经两三天水米未曾沾唇，
拉扯着两个孩子，睡也睡不安稳，
此刻那十来岁的孩子已经睡去，
另一个大睁着眼，低声呻吟。
他要奶吃，但妈妈的奶汁稀少，
唉，多么令人焦心！
邻居的孩子穿戴整齐，
有吃有喝，整天游戏，
孩子和孩子可有什么两样，
那家多的正是这家缺的。
二十世纪初，散文体的小说在伊朗大量出现。这些小说大体可分两大类：历史小说和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多写过去统治者的功业，但往往散发着泛伊朗主义的气息；社会小说多写爱情纠葛，虽然也从一个角度透视了社会黑暗，但大多不能正确指出造成社会不平的真正原因。
1921年在柏林出版了青年作家贾玛尔扎德（1895…）的短篇小说集《故事集》。这部收有六个短篇的小说集一经问世就引起强烈反响。有些人责备作者“把写作降低到凡夫俗子都可以看懂的水平，这是对伊朗社会和文学的侮辱”（注：叶海亚？阿里扬普尔：《一百五十年文学史》卷二，第280页。）。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恰恰是《故事集》的成就。可贵的是贾玛尔扎德是自觉地进行这一尝试的。他在《故事集》的前言里说：“在我国从事写作的人一提笔就忘记了人民大众，专写些大众看不懂的深奥的文字。但在一些走上进步道路的文明国家，为大众所理解的朴实的作品已经胜过其他作品，这些国家的人民知书识字，看得懂艰深的文字、但那里流行的仍然是朴实的作品。作家们总是力图把街头巷尾的人们使用的语言经过加工，成为文学语言，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故事集》里的六个短篇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现代伊朗社会矛盾，提出了伊朗人民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揭露了反动的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和掠夺。《故事集》的语言的确如作者所要求的那样是朴实、明快、生动、幽默的大众日常用语。从典型人物的塑造，典型环境的描绘以及客观的、合理的情节的开展上看，《故事集》超过了上述的社会小说和历史小说，是伊朗现代文学向现实主义发展的重要标志。
《故事集》中有一篇题名为《恩将仇报》（《熊姨的友谊》）的小说，它揭露了1915年俄国哥萨克兵入侵伊朗时的暴行。一个善良的伊朗青年在旅途中救了一就要冻死的俄国兵，但是当这个俄国兵找到他们队伍时，竟诬蔑这个青年在路上虐待他，并伙同其他侵略军把自己的救命恩人杀死。作者笔下伊朗青年的善良慷慨和沙俄哥萨克侵略军的残暴贪婪形成鲜明对照。在小说的结尾，作品中的“我”看到忘恩负义的哥萨克兵在月光下的雪地里搜寻被杀害的伊朗青年的尸体，并偷偷解下他的钱袋。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突出了主题思想，给人以强烈印象。接着“我”的思绪又扩展开去，由对这个被残害的同胞的同情转为对多难的祖国命运的担忧。如这段描写：“入夜已经有两三个小时了，天空的积云飘散了，一轮满月在众星的簇拥之下，以她千万年来惯有的肃穆庄严的神情自东向西飘游。雪覆盖着地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