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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4月小林多喜二参加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同盟（“纳普”），第二年，又被选为作家同盟的中央委员，负责小樽分会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发表以后，小林多喜二成为著名的革命作家，因而受到反动当局注意；然而他毫无畏惧，更加积极地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这时期他参加了重建小樽工会的活动，也为小樽海员工会编辑新闻小报。在他长期与工人交往中，积累了不少现实斗争的素材。当海员罢工时，他和工人们一起参加战斗，并且还深入现场进行实际的调查研究，终于在1929年3月创作了一部激动人心的中篇小说《蟹工船》。
《蟹工船》的故事集中在渔船“博光号”的渔工与监工浅川的斗争上。当时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农村破产，大量失业的劳动者流落街头。他们为生活所迫，来到渔船作苦工。可是在渔船上超经济的剥削使他们无法忍受，国内、国际的革命运动又予以他们积极的影响，使他们认识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必要，终于进行了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斗争迫使监工浅川低头，取得了胜利。可是，在渔船回到港口之后，反动的监工浅川引来帝国军舰对这次罢工进行了镇压。作品最后写出血的教训使广大渔工提高了觉悟，为下一次罢工斗争准备了取得胜利的策略思想基础。
作品真实地描写了渔工们由分散到团结、由落后到觉悟、由不满、反抗到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的描写，充分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进行剥削的残酷性、野蛮性；也揭示了日本人民在深重的阶级压迫下，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必然觉醒、奋起斗争，取得胜利的现实趋势。这是一曲工人群众觉醒和斗争的赞歌。作品也成功地塑造了反动监工浅川的形象。他媚上压下，视财如命，对工人群众凶残横暴，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家走狗；可是在强大的工人罢工斗争面前，他又慌了手脚，乖乖地低头认罪，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显露出虚弱的本质。浅川还充当日本帝国的特务，在海面上搜集、盗窃情报，并且对工人大肆进行军国主义宣传。作品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反动监工浅川，通过他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对内残酷剥削和压迫、对外野蛮侵略和扩张的反动本性。
《蟹工船》为小林多喜二赢得了世界荣声。原作出版的第二年我国就译成中文，作者还特意为中译本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文，称赞我国的工农革命斗争、中日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差不多同时，俄文、法文、英文的译本相继出版，获得了世界许多国家人民的称颂。
《蟹工船》虽然生动地写出渔工的集体形象，但是没有塑造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革命工人形象，这在艺术上给作品带来一定的影响，使其不能更加完美、生动。小林多喜二总结了这一创作经验，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为塑造一个生动感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努力地进行探索。
同年4月16日，日本反动政府在全国又进行一次镇压革命的大逮捕。小林多喜二的革命文学活动也受到军警特务的严密监视，就在这时，他又发表了《在外地主》。《在外地主》取才于矶野佃农抗租的斗争，深刻地描写了那些地主兼工商资本家“在外地主”对贫苦农民进行的欺骗性剥削，以及他们与政府、军队、银行勾结一起对农民进行层层的盘剥。同时，也表现了农民奋起抗租、在农会有组织的领导下，得到城镇工人的大力支援所取得的胜利。作品突出描写斗争胜利的关键是工农联合的革命力量。小林多喜二在《致雨宫庸藏的信》中也说：“这部作品基本特点是描写了‘农民’和‘工人’的联合。”这在当时，就世界范围来说，作品反映工农联盟的革命思想还是少有的。《在外地主》与《防雪林》同样是取材于农民抗租斗争的故事，但仅事隔一年有余，却发生本质的变化。《在外地主》明确指出斗争的道路，说明了小林多喜二在创作实践和思想认识上有了飞跃发展。
《在外地主》的发表引起反动统治阶级的恐慌。1929年末小林多喜二被银行革职。1930年3月他到东京，继续从事革命文学活动，曾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到各地进行巡回演说。这期间，他曾遭到反动军警诬告被捕入狱，监禁半年之久。在狱中，他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坚贞不屈的品质，不为敌人的暴力所屈服。出狱不久，即在1931年5月出席作家同盟第三届大会，7月被选为该同盟的书记长，担任领导职务。同年10月加入了日本共产党。
这时期，他在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继续创作，写出了《工厂支部》、《组织者》、《安子》等中篇小说，两部未完成的长篇著作《沼尾村》和《转形期的人们》以及另一部代表作品《为党生活的人》（《党生活者》）。这些作品依然以工农革命斗争为主题，并且塑造了具有高度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形象。在进行革命作品创作的同时，小林多喜二还进行大量理论建树的工作。他为了捍卫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推动革命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地批驳了资产阶级文人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无耻诬蔑，批判了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右倾失败主义和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明确阐述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战斗性，强调革命作家参加工农运动和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培养工农作家、开展工农群众性的评论活动对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重大作用。这些宝贵意见，对推动三十年代初日本无产阶级文艺发展，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1932年以后，党的组织和革命文艺团体连续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小林多喜二为此不得不转入地下，积极领导革命文艺工作。1933年2月20日，在一次秘密联系中，不幸被军警特务逮捕。他在敌人的毒刑拷打下，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当晚被迫害致死。
这一血腥的事件震怒了世界人民和进步作家，纷纷电唁哀悼，痛斥日本法西斯的暴行。鲁迅闻得噩耗，代表中国人民立即拍去唁电，表示深沉的悼念。唁电中指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中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消灭这道鸿沟，小林多喜二的死，就是一个明证。这一切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正在坚强沿着小林多喜二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注：《鲁迅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491页。）
小林多喜二的一生是很短暂的。他被敌人残害时还不满三十岁，但是他短短的一生是共产主义战士为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是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旗手的战斗一生。在这短短的几年之间，他经历了一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刻苦磨炼的过程；在创作上，也经历了在不断努力探求之下，形成刚健、质朴、奋发向上的革命战斗精神的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过程。小林多喜二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密切联系自己思想实际，严格解剖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观，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的实践；在创作上，不断探索，不断革新，紧紧抓住工农革命的重大题材，深入工农，与工农共命运，歌颂、描写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正象他自己在《片断谈》中所说：“我和‘现实’劳动着的工人在一起的……至少我是和工人一起成长的。”事实就是这样，他作为日本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代表，他的成长和创作与日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融为一体。小林多喜二的无产阶级文学业绩和他的高贵品质，是日本人民一份珍贵的革命遗产。
二、《为党生活的人》
《为党生活的人》是小林多喜二以个人地下革命活动的经验为素材，以当时日本工人阶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革命斗争为背景写成的。作品于1932年8月脱稿，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直到他牺牲后，以《转换时代》为题于1934年刊登在杂志上。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篇自传体小说总结了小林多喜二一生的战斗生涯，是小林多喜二为创造共产主义战士典型形象进行长期探索的一个辉煌总结。它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普通革命者英雄形象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品写于1931年以后，这个时期正是日本法西斯开始猖獗，而革命遭到破坏，开始进入潜流的时期。由于1929年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加深了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摆脱危机，在中国制造了“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这一系列侵华战争的发生，使日本国内反动势力更为猖獗。反动统治当局为了把日本人民投入战场，对内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破坏革命组织和进步文化团体，搜捕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逮捕了一千四百多人。反动统治者还组织了名目繁多的法西斯组织，收买右翼机会主义团体，鼓吹战争，破坏工人革命运动。革命党人当时处在异常困难的时候，但仍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在“九？一八”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就号召工农起来把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转化为打倒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内战争。战争的灾害、统治集团的残酷压榨，使日本人民进一步赤贫化。工人罢工斗争、农民抗租斗争不断出现，仅在1932年全国就发生近六千次。
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激变、动荡的革命时代。它以自叙的方式开展全篇的情节，描写侵华战争爆发后，东京仓田工厂军火任务突然增加，厂方招收了比正式工人多三倍的临时工，地下党员“我”——佐佐木安治和须山、伊籐等用别人的履历打进了工厂，进行革命活动。军火任务将近完成，厂方为了顺利地解雇临时工，并且从中榨取更多的工人血汗，制造种种阴谋，欺骗工人。地下党员同志为了揭发厂方的阴谋，在工厂新闻、秘密传单上进行宣传，表达工人对厂方剥削的不满，号召工人群众反对政府的侵华战争政策，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同时，他们扩大革命力量，组织工人群众，为罢工作准备。由于叛徒太田的出卖，“我”被迫离开工厂转入地下活动，继续领导工厂的斗争。在“我”的领导下，须山、伊籐打进右倾机会主义组织“僚友会”，进行革命宣传，揭露天皇政府发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实质，对“僚友会”的维护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反动活动作了有力的斗争。在他们不断努力下，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为了挫败厂方解雇临时工的阴谋，必须鼓动士气，组织一次反解雇的罢工。但是，厂方早有戒备，在准备罢工当天的清晨解雇了厂里所有的临时工，使罢工未得成功。在这意外的遭遇下，地下党员们并没有气馁，一方面在工厂组织了新的力量，一方面沉着地迎接“地区”的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从革命宣传、酝酿、组织罢工，到遭到意外挫折，是作品情节发展的基本线索；围绕这一线索，编进了许多“我”的个人生活片断、感想、议论，组成一幅完整的阶级斗争画面。“我”的生活一面是繁忙、劳累的党的工作和躲开敌人追捕的地下革命活动，一面是如何刻苦改造自己割断私情来往，使个人生活服从党的工作需要，突出地插入他和母亲的关系。
作者在《致中村惠的信》中说：“在这篇作品里，我做了一次冒险的尝试，与我过去写的《蟹工船》、《工厂支部》等作品的写法不同。”这不同之点，就是精心塑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的光辉形象。“我”是一个普通党员，一个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他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以马列主义思想原则和清醒的政治头脑，密切注视斗争形势的发展，拨正罢工斗争方向，把工人革命力量引向正确轨道。初到工厂，他只从经济利益启发工人进行斗争，忽略从政治方面教育群众、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没有把反对资本家残酷剥削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结合起来。在上级领导的帮助下，他深刻意识到这是“群众的尾巴”，立即纠正工作中的右倾偏差，把工人斗争引向政治斗争的方向。尤其后来，在他领导下，伊籐、须山率领先进工人与反动“僚友会”的沙文主义展开有力的斗争，突出表现了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觉悟。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党“永远是有一条正确的鲜明而粗大的红线贯穿在当中”。他正是站在这条正确路线上披荆斩棘、奋勇战斗的。
“我”是一个坚定顽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