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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那么大件物品呢，大到不能……，嗯，反正很大就是了。”
“任何能藏在实验室工作服里的东西都能带到淋浴间，到了那儿你就得动脑筋了。譬如说，我要把一瓶顺序分析凝胶带进淋浴间，我会把它藏在毛巾里。”
贝思说：“你也可以把它和你的工作服一起藏在衣服篮里。”
“不行，那你就回不来了。衣服都被污染了。实际上，你用过的毛巾也得放到另一只篮里。这时候如果有人在看，就能看到你带东西出来了。可要是你在一个特殊的时候出来淋浴，那很可能淋浴间里只有你一个人。”
我试着想像昨天下午未迪和汤姆趁淋浴间里投入时私自夹带东西出大楼的情景。我问陈博士，“假如这儿的所有东西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你为什么还要把装着东西的试管藏在你的衣服物品里呢？”
她回答说：“当然你首先得做基本的消毒啦。你用休息间里的专用肥皂洗手，用塑胶套套上试瓶或试管，大一点的物品得用消毒手套或乳胶薄膜。你必须小心，但不要太偏执。”
陈博士继续道，“至于计算机信息，它们可以从生物隔离区的计算机上调到行政管理区办公室里的计算机中，所以你用不着偷磁盘或磁带。”她补充说，“对于手写的、打印的记录、图表等，通常的做法是从这儿把所有这些东西传真到你自己的办公室。你们可以看见，到处是传真机，生物隔离区的每个办公室外都有一个。这是你能从这儿带走记录的惟一办法。多年前，你就得用一种特殊的纸在消毒液里浸涸过，让它干透，然后第二天拿走。现在用传真机，等你回到办公室，记录已经传真过来等你来拿了。”
真是妙啊！我敢说发明传真机的人可没想到这个。我想像着这样一条电视广告：“实验室记录沾上了病菌？将记录传真到你的办公室。你需要淋浴洗去病菌，而它们不必。”
贝思看着陈博士，问道，“你认为戈登夫妇从这儿带走了会对生物造成危害的东西吗？”
“哦，不，不会。不管他们拿了什么——如果他们真拿什么东西出去的话——都不会是致病的，而是用于治疗的，有益的，解毒的。我以生命担保，肯定是好东西。”
贝思说：“我们的生命也押在这上面呢。”
我们离开了陈博士和X射线实验室，继续我们的参观。
我们一边走，卓纳一边说：“就像我以前说过的，而且陈博士也表示同意，如果戈登夫妇偷拿了什么东西出去，那东西就是基因变异的病毒的疫苗，最有可能是埃博拉疫苗，这是他们研究的目标。”
每个人似乎都同意他的话。可我认为陈博士有点太妥帖，太完美，而且她也并不像她自己或卓纳博士说的那样了解戈登夫妇。
我们阔步在迷宫似的走廊上，卓纳博士介绍说：“我们研究的病毒性疾病有恶性黏膜炎、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和蓝舌病，我们还研究各种肺炎、立克次氏体病，种类繁多的细菌性疾病和各种寄生虫病。”
“博士，我考生物得了个C，那是因为我考试作弊。你说的什么立克沙病都把我搞糊涂了。但我想问的是：为了研究你们会制造出很多病毒，是不是？”
“是，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没有能力制造足够多的微生物用于生物武器，如果那就是你所指的。”
“我所指的是偶发的恐怖行动，你们制造的细菌够用吗？”
他耸耸肩：“可能吧。”
“又是可能。”
“哦，是的，够用于一次恐怖行动。”
“要带满满一咖啡罐的炭疽病毒到曼哈顿岛附近，把病毒喷人空气中，就能杀死二十万人——这是不是真的？”我间道。
卓纳想了想后回答道：“有可能。谁知道呢？这决定于风况，还有是不是在夏天？是不是在午餐时间？”“譬如明天傍晚的高峰时间。”
“好了，二十万，三十万，一百万，数字多少并没什么要紧，因为没人能知道，也没入能有一个装满炭疽病毒的咖啡罐。我们对那种病毒的管理尤其严密。”
“那很好，那对其它病毒的管理就不特别严密了？”“我已经说过，如果确有东西丢失，那也就是抗病毒疫苗，这是戈登夫妇的研究内容。你们会明白的。明天早晨醒来，你们都还活着，后天，大后天也是如此。而六七个月以后，某个制药公司或外国政府将宣布研制出埃博拉疫苗，世界卫生组织会首先购买两亿支，假如你们找到了那个从中获利最多的人，你们也就找到了凶手。”
几秒钟的沉默，麦克斯接口道：“警察局决定雇用你了，博士。”
每个人都给逗笑了。事实上，我们都想相信，也的确相信了他的话，我们感觉轻松，为卓纳说的好消息满心欢喜，想到明天一觉醒来不会感染上蓝舌病什么的不觉又乐不可支，真的再没有人像一开始那么关注这个案子了。只有我除外。
卓纳继续领我们参观各种房间，向我们介绍诊断方法、试剂复制、单克隆抗体研究、基因工程、传播病毒和疫苗繁殖等等，一切都那么复杂，令人惊叹。
我想从事这种研究的人一定都是古怪的一群。在我看来，戈登夫妇属于正常的普通人，那么他们的同事肯定觉得他们比较招摇，而卓纳正是这么形容他们的。我跟卓纳讲起这个，他说：“是啊，我这儿的科学家都有点内向，就跟大多数科学家一样。你知道内向型的生物学家和外向型的生物学家有什么区别？”
“不知道。”
“外向型的生物学家跟你说话时会盯你的鞋看。”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尽管我不喜欢别人这么对我，却也忍不住笑了——这可是在他的实验室里。
我们看了进行戈登夫妇的研究项目的各个地方，接着又参观了他们自己的实验室。
在戈登夫妇的小实验室里，卓纳博士说：“作为项目主管，戈登夫妇主要是监督指导研究工作，但他们也在这里自己做一些研究。”
贝思问：“没有其他人在这间实验室工作吗？”
“嗯，还有一些助手，但这儿是两位戈登博士的领地。早上我花了一个小时在这儿，查看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但任何可疑的都没留下。”
我点点头。实际上，先前也许这儿留有犯罪证据，可要是戈登夫妇准备在昨天完成他们的秘密活动并最终把东西偷出实验室，早在昨天上午或前天他们就已经清理了这个地方。但这个推断的前提是我相信案情与埃博拉病毒有关，丽我不能说我相信。
贝思对卓纳博士说：“你不应该进入凶杀受害人的工作场所，更不该四处察看，移动或触摸物品。”
卓纳耸耸肩，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这样了，他说：“那么，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呢？你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吗？”
贝思说：“我只想让你知道——”
“下次不可以？好吧，下一次要是我的两个高级科学家被谋杀了，我肯定不会进他们的实验室。”
贝思·彭罗斯还算聪明，没有深究下去，什么话也没说。
显然，这位本本主义女士没有把这个案子的特殊情况处理好，但我欣赏她想做好的愿望和努力。泰坦尼克号冰海沉船的时候，她要是船上的船员，我相信她会让每个人先签名登记，然后再领救生衣。
我们在实验室里四处查看，但却未发现什么笔记本或标着“优铜”的烧杯，黑板上没有什么神秘的留言，壁橱里也没有尸体，外行破案所能想像到的统统没有。假如这儿曾经有过什么犯罪证据的话，那现在也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恐怕是早先可能到过这儿的戈登夫妇或卓纳，甚至可能是福斯特和纳什干的好事。
我站在那儿，试着和也许还在这屋里的鬼魂交流——朱迪，汤姆，给我一点线索，给我一个暗示吧！
我闭上双眼等待着。法纳利说死者会跟他说话，他们认出了凶手，但跟他说的却是波兰语或西班牙语，有时还是希腊语，所以他听不懂。我怀疑他是在骗我，他这人比我还疯。
很不走运，在戈登的实验室一无所获，我们又继续参观。
我们跟十来个和戈登夫妇共事过或曾为他们工作过的科学家谈了话，得出要点如下：1）人人都喜欢汤姆和未迪；2）汤姆和未迪很优秀；3）汤姆和未迪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除非苍蝇能有益于科学事业的发展而服务于人类和动物；4）尽管受人爱戴，戈登夫妇却有点古怪特别：5）尽管在个人交往中戈登夫妇非常诚实，却也有可能拿政府开涮，偷去与黄金同价的疫苗。谈话给我的感觉是众口一词。
我们继续走着，上了楼梯到了二楼。我的那条伤腿走路开始拖奋起来，受过伤的肺搅得我气喘如中，估计每个人都听见了。我对麦克斯说：“我以为这活儿不会太累人呢。”
他看了看我，挤出一丝笑容，悄声对我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幽闭恐惧症。”
“我也是。”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幽闭恐惧症，只是像大多数勇敢果断的男人一样，他不喜欢面对不是靠拔枪才能对付的危险，我也是如此。
卓纳博士继续谈到这儿举办的培训项目，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希望在此学习、任教的访问科学家、研究生和兽医。他还提到了机构在以色列、肯尼亚、墨西哥、加拿大和英格兰等地的国外合作项目。他说：“事实上，戈登夫妇大约一年前去过英国，珀布莱特实验室，在伦敦的南部，那是我们在那儿的姐妹实验室。”
我问卓纳博士：“你们这儿曾经来过军方化学部队的人吗？”
卓纳看着我说：“我不管说到什么，你总有问题，我高兴的是你是在仔细听讲。”
“我听就是为了找问题的答案。”
“答案是这不关你的事，柯里先生。”
“这关我的事，博士。如果我们怀疑戈登夫妇偷了可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的微生物，而且这导致了他们被谋杀，我们就必须搞清楚这里是否有这样的微生物。也就是说，这幢楼里是否有生物武器专家？他们是不是在这里工作，做实验？”
卓纳博士看了看福斯特和纳什，说：“我要说军方化学部队没有人来过，那就是说谎了。他们对防生物危害的疫苗和解毒剂极感兴趣。美国政府不进行进攻性生物武器药剂的研究、开发和制造，但如果连防御措施也不加以研究的话，那等于自杀。只有有了防御措施，某一天当那个带着炭疽病毒罐的坏蛋划着小船在曼哈顿岛周围搞破坏时，我们才能够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他又补充道，“我向你保证，戈登夫妇跟军方没有任何交易，没搞过那方面的研究，也设法弄到那么致命的毒剂——”
“除了埃博拉。”
“你确实听得很仔细，我的科研人员也该像你这么专心。但我们干吗自找麻烦搞埃博拉武器？我们有炭疽。改进炭疽病毒就像改进火药一样。炭疽病毒容易繁殖，容易处理，易于扩散到空气中，人染上炭疽病毒后并不很快死亡，这有利于病毒的传播，它的致残率和致死率相当，可以搞垮敌人的医疗体系。但是，我正式声明，我们没有炭疽炸弹或炮弹。关键是，如果戈登夫妇想研制生物武器卖给外国，他们根本不必费劲去搞埃博拉。他们都是聪明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一点你可以不必怀疑。”
“我放心多了。顺便问一下，戈登夫妇什么时候去的英国？”
“让我想想……，去年五月。我记得我当时还羡慕他们能在五月去英国。你为什么问这个？”
“博士，科学家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总是在问问题吗？”
“并不总是在问问题。”
“我想戈登夫妇去英国的费用是由政府支付的吧？”
“当然，这是公差。”他想了一会儿说：“事实上，他们还自费在伦敦待了一周，这我还记得。”
我点点头，可我记不得去年五月或六月戈登家有过数额特别大的信用卡账单。他们那一周到底在哪儿？不会是在伦敦的旅馆里，除非他逃付账单。我也记不起他们曾支取过大量现金。这事令人费解。
当着福斯特和纳什的面，我只能问一些隐蔽的问题，但问题在于他们能听到答案。即使他们不知道我缘何提这些问题，他们也不至于笨到连提问题总是有目的的都不懂，尽管我跟卓纳不这么说。
我们走在一条很长的走廊上，没有人说话，接着卓纳问：“你们听到响声吗？”他停住脚不动，手放在耳边，又问，“你们听得到吗？”
我们都站住，一动不动，侧耳倾听。终于，福斯特问：“什么？”
“轰鸣声，是轰鸣声，是……”
纲什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