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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让我想想……在我家举行的晚宴上。我有几个人参加。”
“你吸引戈登夫妇的地方在哪里？”
“你什么意思？”
“就我说的意思。”
他回答说：“我想我指的是另一层意思，侦探。”
“那么你为什么邀请他们到你的房子来？”
“哦，……说实话，他们会讲一些关于普拉姆岛的十分吸引人的故事。我的客人们喜欢听。”他又说道，“戈登夫妇赚来了他们的晚宴。”
“是吗？”戈登夫妇很少对我说起他们的工作。
“还有，”他说。“他们是一对非常漂亮的夫妇。”他问我。
“你……我指……我想当你看到他们时……但她是一个少见的美人。”
“确实她是。”我问，“你干她吗？”
“对不起？”
“你与戈登夫人有性关系吗？”
“老天爷，没有。”
“你试过吗？”
“当然没有。”
“你至少想过吧？”
他考虑了一会儿他是否想过，然后说：“有时，但我不怎么爱追逐女人。我身边已经够多了。”
“是吗？”我猜当你拥有葡萄园，别墅，发酵缸和装瓶场时，香摈酒就起作用了。我想知道那些只拥有小酒厂的家伙会和葡萄酒商一样情场得意吗？也许不会。瞧着吧。
不管怎样，我问托宾先生：“你去过戈登夫妇的家吗？”
“不，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住哪儿。”
“那么你往哪儿送社交请柬呢？”
“哦……我的公关联系人负责这事儿。但如果我想一想，我记起他们住在……住在拿骚角。”
“是的，先生。新闻里会有。拿骚角居民被谋杀。”
“是的，我还记得他们提到他们在水上有一处地盘。”
“确实他们有。有过。他们经常定期往返普拉姆岛。他们可能在宴会上讲普拉姆岛故事时附带提起过几十次。”
“是的，他们提过。”
我注意到托宾先生慧发的根部有豆大的汗珠。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即便最无辜的人也会出汗，当他们处于（文明而又温和的三度审问下时）。我的意思是：我们过去常说到老早从别人嘴里逼出话来——你知道——怒视的灯光，不停顿的审问，第三度什么的。今天，我们非常温和，但有时无论你多么温和，一些人——无辜的或是有罪的人都一样——只是不喜欢被提问。
天气有点暖和了。我脱下我的鲜蓝色上衣，甩到肩膀上。我的史密斯和威森牌手枪在我的脚躁上。因此，托宾先生没受惊吓。
蜜蜂已发现了我，我说：“这玩意儿咬人吗？”
“如果你惹它们，它就会叮。”
“我不惹它们，我喜欢蜜蜂。”
“他们实际上是黄蜂，黄夹克。你一定洒了些它们喜欢的科隆香水。”
“雷格非。”
“这是它们喜欢的。”他又说，“别理它们。”
“对。星期一晚上戈登夫妇受到邀请了吗？”
“不，我不会正式邀请他们来这样一个小型的朋友聚会……星期一聚会大都是一些亲密的朋友和生意上有来往的人。”
“我明白了。”
“你为什么问这个？”
“哦，只是为了解嘲。你想，如果他们被邀请了，也许他们会更快回家，穿戴好……你想过没有，他们可能就此错过了与死亡的约会。”
他回答：“没有人错过了与死亡的约会。”
“是的，你知道，我认为你是对的。”
我们现在是在一排结着紫葡萄的藤中。我问托宾先生：“为什么紫葡萄酿出红葡萄酒？”
“为什么……？哦，……我想你也许叫它‘紫葡萄酒’更正确。”
“我会的。”
托宾先生说：“这其实叫做pinotnoir，noir的意思是黑的。”
“我懂法语。这些葡萄叫黑葡萄，它们看上去是紫的。而酒却叫红酒。你看为什么人们会搞混了？”
“其实不是那么复杂。”
“当然是的。啤酒就简单，有贮藏啤酒和高级啤酒，还有麦芽酒和浓烈黑啤酒。不提清啤酒和黑啤酒。起码有贮藏啤酒和高级啤酒，谈色或普通的。你走进一个酒吧，能从塞子上看到是什么，因为塞子上贴了标签。你可以问，‘瓶子里是什么？’当他们稀里哗啦被倒出来时，你说，‘老兄。’故事结束。”
托宾先生微笑着。“这真有趣，实际上，我在大热天喜欢喝杯好的冰啤酒。”他诡秘中今地朝我靠过来说，“别告诉任何人。”
“你的秘密在我这儿很安全。嘿，永远这样。你在这几有多少亩地？”
“这儿我有二百英亩。另外四处散布了二百英亩。”
“哇，这很大。你租土地吗？”
“一些。”
“你从玛格丽特·威利处租地吗？”他没有立即回答，如果我是和他对面坐在一张桌旁，我就能看清我说“玛格丽特·威利”这一刻他脸上的表情。但他的迟疑已经够意思的了。
最后，托宾先生回答：“我相信我租了。是的，租了。五十英亩。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知道她租地给酒商。她是我叔叔和婶婶的老朋友。世界很小，小叉。”我转变话题问，“这么一来，你是叉上最大的一粒葡萄吗？”
“托宾园是北福克最大的葡萄园，如果你指的是这个的话。”
“你怎么经营到这一步？”
“勤劳，丰富的葡萄种植知识，毅力和一流的产品。”他又说，“好运气。我们怕的是飓风。八月末到九月初。有一年收获很晚，大约十月中旬。不下六次踞风从加勒比海岸吹过来。但每一次都朝了另一个方向拐去了。巴克斯在守护着我们呢。”他又解释说，“巴克斯是酒神。”
“和一个极好的作曲家。”
“那是巴赫。”
“对。”
“顺便提一下，我们这儿有音乐会，有时有歌剧。我可以把你加到我们的投递单中，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发现我们正朝那大木条复合体走。我说：“这太好了。酒，歌剧，好伙伴。我会把我的名片透过来。这会儿用光了。”
当我们朝酒厂走去时，我四下看看说：“我没看到你的房子。”
“我实际上不住这儿。在塔楼顶部我有一个位处，但我的房子得从这儿往南去。”
“在水上？”
“是的。”
“你用船吗？”
“偶尔。”
“帆还是机动？”
“机动。”
“戈登夫妇曾是你屋子里的客人？”
“是的，有几次。”
“他们乘船而来，我猜。”
“我相信他们来过一两次。”
“你乘自己的船去拜访过他们吗？”
“没有。”
我准备问他是否他有一辆白色“保时捷”，但有时还是不要问一些你能以其他途径发现答案的问题。问题会向人泄露秘密，会把他们吓着。弗雷德里克·托宾，像我说的，不是一个谋杀嫌疑犯，但我有一种印象：他隐藏了什么事情。
托宾先生领我穿过出口。他说：“如果有什么再需要我帮忙的，请通知我。”
“好的……啊，我今晚有个约会，我想买瓶葡萄酒。”
“试试我们的墨尔本红葡萄酒。九五年度的无与伦比。但价钱稍微高一点。”
“你为什么不给我看？我还有几件东西要包一下，不管怎样。”
他迟疑了片刻，然后领我进了礼品店。它连在一个宽敞的品酒厅旁。是一间非常漂亮的房间，有三十来尺长的橡木品酒吧台，另一边是半打售货亭，到处都是葡萄酒箱子，架子，染色玻璃窗，菱形玻璃瓦地板，等等。十多个爱喝葡萄酒的人在房间里漫步，评论商标，或在吧台旁咕嘟咕嘟地喝免费酒。与正在倒酒并努力微笑的年轻男人和女人作愚蠢的交谈。
托宾先生对其中一个倒酒者问了声好，她叫莎拉，一个漂亮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女子。我猜测弗雷德里克自己挑选的家具，他对漂亮干净的东西很有眼光。老板说：“莎拉，倒酒给……先生……”
“约翰。”
“给约翰倒一点九五年的墨尔本酒。”
她照办了，手很稳当。倒进一个小杯子里。
我晃了晃那酒，显示我很在行。我吸了一下，说：“香味很好。”又把它举到灯旁说，“好颜色。紫色。”
“还有优美的手指。”
“哪里？”
“它们推杯子的样子。”
“对。”我呷了一小口。
我想，还可以。那提炼出来的纯昧，其实和牛排一起吃应该不错。我说：“有葡萄昧，很友好。”
托宾先生热情地点着头。“是的，而且激烈。”
“非常激烈。”激烈？我说，“这比纳帕墨尔本昧儿更重更强劲—些。”
“实际上，是更淡一些。”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本应见好就收。“好。”我放下玻璃杯。
托宾先生对莎拉说：“倒九五年卡百纳酒。”
“这就够了。”
“我想让你看看有什么不同。”
她倒了，我尝了尝说：“好，不那么烈了。”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托宾先生坚持要我再尝一种白葡萄酒。
他说：“这是我用夏敦埃和其他几种我不想透露名称的白酒混合而成的，色泽很美，我们管它叫秋日澄金。”
我尝了一口：“很宜人，但不太烈。”
他不回答。
我说：“你曾想到过要把你的酒命名为‘愤怒的葡萄’吗？”
“我会让我市场部的人采纳这个建议。”
我评论道：“好商标。”
托宾先生告诉我：“我所有的红葡萄酒都贴有波洛克派的艺术标签，我的白酒上标签是德库宁的。”
“是这样的吗？”
“你知道——杰克逊·波洛克和威廉姆·德库宁。他们都住在长岛，在这儿创作出他们的一些最佳作品。”
“哦，那些画家。对，波洛克是个角色。”
托宾先生没有答话，但膘了一眼他的手表，显然是厌倦了我。
我四周看看，发现一空货亭，远离倒酒的人和顾客。我说：“让我们到那儿坐一分钟。”
托宾先生不情愿地跟着，在货亭里和我相对面坐。我呷了一口卡百纳，对他说：“就几个标准问题。你认识戈登夫妇多久了？”
“哦，大约一年半。”
“他们和你谈论他们的工作吗？”
“不。”
“你说他们喜欢讲普拉姆岛的故事。”
“是的，哦，泛泛而谈。他们从不泄露任何政府秘密。”他微笑着。
“这就好。你知道他们是业余考亩学者吗？”
“哦，……是的，我知道。”
“你知道他们属于匹克尼克历史协会吗？”
“是的，事实上，这是我们认识的起因。”
“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一员。”
“协会大约有五百个成员。不是每个人都是。”
“但每个我遇到的人都好像是。这是不是像一个别的什么的掩护组织吗？”
“据我所知不是。但那样的话会很有趣。”
我们都微笑了。他看上去像是在思索什么；我可以判断出一个人是否在思索，而且我从不打断一个思索者。最后，他说：“事实上，匹克尼克历史协会星期六晚上要开个晚会。我在我的后草坪上做东。这个季节的最后一个露天晚会。如果天气允许的话，你为什么不来参加呢？”
我猜想现在戈登夫妇不能来，他就多出两个空位来了。我答道：“多谢。我尽量来。”实际上，我不会错过的。
他说：“麦克斯威尔警长可能来。他了解所有细节。”
“好极了。我能带上些东西吗？比如酒？”
他有礼貌地笑了。“只带上你自己。”
“和一个客人。”我提醒他。
“是的，一个客人。”
我问托宾先生：“你曾听到过什么……什么关于戈登夫妇的闲话吗？”
“比如说？”
“哦，比如说，性。”
“一个字也没听到过。”
“财政问题？”
“我不会知道的。”
一轮又一轮，我们又呆了十分钟。有时你会发现一个人在撤谎，有时不会，任何谎言，无论多么小，都是有意义的，准确地说，我并末抓住托宾在撒谎，但我非常肯定他关于戈登夫妇知道的比他透露出来的要密切得多。就事情本身而言，这不是很重要，我问托宾：“你能列举出随便哪一个戈登夫妇的朋友吗？”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好，我说过的，你的同事，麦克斯威尔警长，就是一个。”他又说了几个其它人的名字，但我不认识。
他说：“我真不大了解他们的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