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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岛夺命案-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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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一道去。你需要照顾,我也要在草坪上寻回祖母的项链盒。” 
  我把羊皮纸放到雨衣的衬衫里,提着消防斧朝楼梯走去,又顺手将一盏台灯扔出一扇高大拱形的窗户。顿时透过破碎的玻璃刮进一阵狂风,将咖啡桌上的几本杂志掀到地上。“风速还是65海里?” 
  “走吧。” 

  
  
32



  从托宾葡萄园开车到“发现者登陆处”,通常只需二十分钟,因为暴风雨却花了一个小时。路上到处是树枝,暴雨猛击着挡风玻璃;虽然才下午五点钟,我不得不开着车灯慢慢地蠕行。狂风不时地使得吉普车偏离方向。 
  贝思打开收音机,天气预报说暴风雨尚未升级为飓风,不过快了。“贾斯珀”仍以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向北推进,风暴边锋距长岛海岸约七十英里,风暴经过大西洋洋面时的湿度和强度均很大。我评论道:“这些家伙要吓倒所有人。” 
  “我父亲说一九三八年九月的一场赡风彻底毁坏了长岛大片地区。” 
  “我父亲也谈过,老年人就会夸张。” 
  贝思换个话题说:“如果托宾在家,我来对付他。” 
  “行。” 
  “说真的,约翰,你得照我的方法办。这并不是要我们在破案时相互妥协。” 
  “我们已经做了。不要老想着能完美地破案子。” 
  她没有回答。我试图打通自己的留言机,但电话响个不停。 
  我说:“我屋里的电力已经中断了。” 
  “很可能此前就已全断了。” 
  “真可怕,我想我开始喜欢腿风了。” 
  “是热带风暴。” 
  “对,一样喜欢。” 
  我忽然打算今晚不回曼哈顿,也就不准备参加必须出席的会面了。这样一来,我的工作会有大麻烦,但我意识到自己并不在意。 
  我又想到爱玛,要是她还活着我的生活会幸福得多。唠叨了这么多乡村和城镇生活,我实际上描绘的是自己和爱玛·怀特斯通一起生活的情景,钓鱼、游泳、收集夜壶,或者人们外出时常有的活动。我又想到眼下在北福克地区的所有关系都已结束——琼恩姨妈死了;哈里大叔正在卖地;我和麦克斯也不能再恢复过去的任何关系;戈登夫妇也死了;现在爱玛又离我而去。此外曼哈顿的情况看上去也不妙。我盯着贝思·彭罗斯看了看。 
  意识到我在看她,贝思也回头看我。四目对视,她说:“暴风雨过后,天空很美。” 
  “不错。”我点点头。 
  不幸的是,“发现者登陆处”附近的地区有很多古树。有几棵大树倒伏在路上和草坪上,又花了十五分钟转来转去,才到达托宾的别墅。 
  锻铁的大门关着。贝思说:“我去看看是不是锁着。”为了节省时间,我把车子开了进去。 
  贝思说:“你为什么不看看能否把自己的肾腺素指数降低一下?” 
  “我在努力呢。” 
  沿着长长的车道往上开时,我看到不久前举行晚会的那片草坪现在满是断技残叶,还有垃圾罐,草坪上的设施和各种破碎物。 
  草坪尽头的海湾正惊涛骇浪,大浪冲击着沙砾海滩,甚至冲上草坪。托宾的船坞保持完好,但停放游艇的地方却丢失了许多木瓦。我说声:“好笑。” 
  “什么?” 
  “他那艘游艇不见了。” 
  贝恩说:“那一定停在哪个无水船位上。这样的天气晚上不会有人出海。” 
  “对。” 
  车道上看不到车辆,房子也是一片漆黑。我开向双车车库,那是一间在房子后边的独立单间。我转向右边把车开进库门。库门有一部分已经损坏。透过挡风玻璃向外看,前面白色“保时捷”车顶上有一块车门碎片,车库的另一边停着辆福特布伦科轿车。我对贝思说:“这儿有两辆车——狗娘养的大概在家。” 
  “我来对付他。” 
  “当然。”我把吉普转过来开向屋子后面,穿过后草坪,停在天井中间,周围有一堆被风刮来的草坪设施。 
  我带着消防斧下了吉普,贝思前去按门铃。我们站在门檐下,可无人应声,我当即用斧子打开门。贝思说:“约翰,看在上帝的分上,冷静一点。” 
  我们走进厨房,里面断了电,又黑又静,我对贝思说:“瞄准这个门。” 
  我走进大厅,朝楼上喊道,“托宾先生!”没人回答。“弗雷德里克,你在家吗?嗨,伙伴!”我可要削掉你的鸟头。 
  这时头顶上的木板吱吱作晌,我丢下斧子,抽出手枪,四步并作一步地跃上楼梯。我转过楼梯的栏柱,靠近发出响声的地方。“举起双手!我是警察,警察!”我叫道。 
  听到一间卧室里有响声,我冲进去刚好见到卫生间的门关上了。推开门,一个妇女尖叫两声,约有五十岁,很可能是管家。“托宾先生在哪儿?”我问她。 
  她只是双手捂着脸。 
  “托宾先生在哪里?” 
  这时贝思来到卧室,从我身边擦过,扶着妇女的手臂说:“没事,我们是警察。”接着引她走出卫生间,坐到床上。 
  经过一分钟的亲切交谈,我们得知她叫爱娃,英语讲得不好,托宾不在家。 
  贝思对她说:“他的车子都在车库里。” 
  “他回来后又走了。” 
  “去哪儿?”贝思问她。 
  “开船走了。” 
  “船?” 
  “对。” 
  “什么时候?有多久?” 
  “时间不长。”爱娃说。 
  “你肯定吗?”贝思又问。 
  “对,我看着他走的。”她指指窗户外面,“船从那开走的。” 
  “独自一个人?” 
  “是的。” 
  我对爱娃说:“站到窗户边来。”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我说:“那船——朝哪边开的?哪条路?”我挥着双手示意道。 
  她指着左边说:“那边。” 
  我看看海湾,显然那艘“金秋”号赛艇从停船处向东开走了,但水面上除了海浪什么也看不到。 
  贝思问我:“他为什么要开船出去?” 
  我答道:“或许去处理杀人凶器。” 
  “我觉得他可以选好一些的天气。”她又转向爱娃问道,“他走了有多久?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也许有十分钟,也许不止。” 
  “往哪儿去了?”爱娃耸耸肩,“他说今晚就回来;叫我待在这儿不要怕,可我感到害怕。” 
  “只是一场热带风暴。”我提醒她。 
  贝思拉着爱娃的手领她到卧室外面,然后下楼进了厨房。我跟在她们后面,贝思对她说:“你必须待在底楼,远离窗户,知道吗?” 
  爱娃点点头。 
  贝思又说:“找出蜡烛、火柴和一手电筒。如果你害怕,就去地下室,好吗?” 
  爱娃点点头,起身去橱柜里取蜡烛。 
  贝思想了会,问我:“这种天气他会去哪儿?” 
  我说:“他应该在酒厂设法保护好自己的产业,但他不会乘船去那儿的。”我对爱娃说,“你亲眼见到他上船的吗?是吗?” 
  “对,我看见他上了船。” 
  “他带什么东西吗?”我做了下手势,“手里提着?” 
  “有。” 
  “什么?” 
  对此爱娃却闭口不想回答。 
  贝思问:“他带了什么?” 
  “枪。” 
  “枪?” 
  “对,大而长的枪。” 
  “来福枪?”贝思做出瞄准的姿势。 
  “对,来福枪。”她伸出两个手指说:“两枝。” 
  贝思和我对视了一眼。 
  爱娃又说:“还有挖地工具。”这回轮到她做手势了,是挖地的动作。“挖掘。” 
  “铁铲?” 
  “对,铁铲,从车库里拿的。” 
  我思索片刻又问爱娃:“盒子吗?带的是大盒子吗?” 
  她耸耸肩。 
  贝思对我说:“你怎么想?” 
  我说:“嗯,我觉得托宾不会带着两枝来福枪和一杆铁铲去钓鱼。”我对爱娃说,“钥匙,钥匙在哪儿?” 
  她把我们带到墙上的电话机边,电话旁边是个钥匙板。托宾这个强迫性洁癖狂把所有的钥匙都用绳子分别串好。我发觉克里斯工艺游艇的钥匙不见了,但“方程式303”的钥匙还在。 
  当我正在考虑自己下一步的大胆行动时,爱娃说:“下楼,去地窖。” 
  我们都朝她看着,爱娃指着厨房尽头的一扇门说:“他下了楼,楼下有东西。” 
  贝思和我彼此看了看。 
  显然,托宾先生并非完美的雇主,爱娃乐于有机会将他供出来——尽管我看到她眼中的恐惧,这种恐惧比飓风更令她害怕。我肯定如果不是因为会在自己家里发现死尸而有所顾忌的话,托宾可能早已除掉了爱娃。 
  我走到门口转动把手,门被锁着。我刚抽出消防斧要砸,贝思说:“等一等!这样做我们需要有充足的理由。” 
  我问爱娃:“你同意我们搜查吗?” 
  “请便。” 
  “谢谢。”我抡起钢斧砸向门把,把手穿门面过。打开门我发现一条狭窄黑暗的楼梯通向地下室。我对贝思说:“你随时可以离开。” 
  这位行事规矩的女士仿佛此刻才恍然大悟,认识到我俩都陷得很深,或许还可能触犯任何本应避免的法令。她从爱娃处拿个手电筒递给我说,“大英雄,你在前面,我掩护。” 
  “好。”我先走进去,一手拿电筒一手提消防斧,贝思拿着她的九毫米手枪跟在后面。 
  这是一个很老的地窖,长宽不到七英尺,底部和地板都是石头做的。初看上去好像没多少东西——储藏东西大潮湿,即便作洗衣房也显得很阴森恐怖。里面基本设施大概只有一个火炉和供应热水的容器,我猜不出爱娃提醒我们来找什么。 
  这时电简光停在地窖尽头的长砖墙上,我们向墙壁靠近。这个砖制灰泥墙比古老的石制底座建得新,而且正好把地窖前后一分为二。这墙也是通向上面旧式橡树柄木的惟一途径。 
  墙的正中间是一扇雕制精美的橡树门。我的电简光扫射到门上的一块黄铜牌子,上面写着“爵爷的私人酒窖。” 
  这位“爵爷”缺少幽默感,所以我猜测这块招牌应是一位仰慕者赠送的礼物,甚至可能是爱玛。 
  贝思低语道:“我们进去吗?” 
  我答道:“搜捕原则规定门没锁就可以进。”我递给她电简,又试试黄铜大把手。但门是锁着的,我看到把手上有个黄铜匙孔,便说,“没上锁,只是卡住了。”我朝着匙孔挥动斧子,橡树门被砍破,可仍没打开。我又猛敲几下才将它打开。 
  门一转开贝思就关上电筒,我俩都背靠砖墙,持枪分立在门两侧。 
  我大声叫道:“警察!举起双手出来!” 
  没有回答。 
  我把斧子扔进门的另一侧,落在地上发出金属的撞击声,没有人开枪。 
  我对贝思说:“你先进去,今年我已经中过弹。” 
  “谢谢,”她蹲下身子说,“我走右边。”她迅速穿门面过,我跟在后面,靠到左边。我俩举着枪蹲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感觉起来这间屋比地窖其它部分凉爽得多,可能也干燥些。我又大叫道,“警察!举起手来。” 
  又等了半分钟,贝思打开电筒,在屋里绕了一圈,照到一排酒桶架子。她接着在屋里搜寻,中间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两根烛台和一些烛座,还有几包火柴。于是我点亮近十根蜡烛,酒窖里烛光闪烁,在酒瓶上摇曳不定。 
  可以想见地窖里到处是木架。木制板条箱和硬纸板做的酒盒子,成雄地散放着,有些盖子打开着,有些则贴着封条。摇篮架上放着六桶葡萄酒,且都装着水龙头。墙上的耐热有机玻璃包着冰箱的线圈,窖顶看上去像雪松一般。粗糙的石制地板上用混凝土铺盖了一层平滑的板瓦石。我对贝思说:“我把两瓶葡萄酒放在厨房的柜子里。” 
  贝思从我手上接过电筒仔细察看其中一个架子土布满灰尘的酒瓶,说:“这些是优质的法国葡萄酒。” 
  我回答道:“他很可能把自己的东西藏在车库里。” 
  她的电筒光照到地窖底部的墙边,几打纸板盒子垛在一起。贝思说:“他的东西有一些在这儿,酒桶上有他贴的标签。” 
  “对。” 
  我们在四周摸索了片刻,发现一个柜子里放着眼镜、瓶塞起子、纸巾之类的东西,还有四处可见的温度计,都标识着华氏六十度。 
  最后,我说:“爱娃想告诉我们什么?” 
  贝思耸耸肩。 
  我看着烛光中的贝思,她也回头看我。她说:“也许我们应该看看那些板条箱和盒子。” 
  “或许应该。” 
  于是我们开始搬动木箱和纸板盒。其中几箱破开后只有葡萄酒。贝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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