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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京号老帮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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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帮票号既以金融汇兑为主业，各码头庄口之间的信函传递，就成了其商务的最重要依托。客户在甲地将需要汇兑的银钱，交付票号，票号写具一纸收银票据。然后将票据对折
撕为两半，一半交客户，一半封入信函，寄往乙地分号。客户到乙地后，持那一半票据，交该号对验，两半票据对接无疑，合而为一，即能将所写银钱，悉数取走。这种走票不走银的生意，全靠了码头间信函往来。
票号的开山字号平遥日升昌，在创业之初，因仅限于西帮商号间写票，业务不频，走票只是托熟人捎带。后生意做大，就雇佣了走信的“专足”。再到后来，宁波帮的私信局兴起，就将走票的业务全托付其承揽了。
票号的分庄遍天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建有一个覆盖全国、延及海外的金融网络。控制这个网络，那时代也是靠信函。西帮票号又实行总号独裁制，资本在总号，各地分庄利润也全归总号。所以，除了走票，号内的商务信函不仅频繁，更有周密成规，立法甚严。
这种内部信报，一般都设四种：正报，复报，附报，叙事。正报、复报，是报告本号做的每笔生意及生意变化、结果。附报，是报告他号所做的生意。叙事，则是报告当地商情、时务、政局、人事，以及本埠风俗趣闻，托办的杂事。各票号书写信报，又有自家独用的暗语。
所以在票号内与账房并列，特别设有信房，每日都有信报发出。
到光绪年间，西洋电报逐渐在大码头间开通。西帮票号自然成了国中最先使用它的商帮。只是，电报费用昂贵，文字又有限，说不了多少意思，保密也差。所以，除非紧急商务，一般还是靠信报。
老东家和大掌柜到达汉口后，差不多是将天成元的总号移去了，各码头庄口与汉号之间的信报往来，自然格外多起来。其中，又以叙事信报居多，京号尤甚。因为康笏南和孙北溟两位巨头，会同汉号老帮陈亦卿，正就复兴“北存南放”势头，谋划新举动。
西帮票号做银钱生意，本就奉行“酌盈济虚，抽疲转快”八字要诀。各分号间不分畛域，相互接济，快捷调度，总是把存银调往最能赢利的码头。清代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江南经济之发达，已远胜北方，成为国内商业重心所在。但北方京师，又是国库的聚散之地。
这就形成北方聚银多，江南用银多的金融格局。西帮票号正是看准这种格局，常做“北存南放”的文章。就是在以京师为中心的北方，吸收存款，再调往江南放贷。西帮票商巧理天下之财，这是一大手笔。
只是，在光绪二十五年这个时候，西帮票号面临了两大危难，使“北存南放”大布局变得举步维艰，风险莫测。
一是在年初，朝廷发了一道上谕：不许各省藩库将上缴中央的各项官款，即俗称的京饷者，交给票号汇兑。原因是京师银根短缺，不敷周转，市面萧条，商民俱困。朝廷也不知听信了哪些糊涂大臣的谏言，居然把造成这种困局的症结，归罪于西帮票号。说是各省都不解送现银到京，一味托付票商汇兑，所以京师重地的现银越来越少。其实，票号为各省汇兑京饷，交给户部的，也还大多是白花花的银子，并不全是一纸汇票。票号一时周转不开，或户部银库愿收银票、汇票，也是有的，但也不至造成京师现银短缺。京师银根紧，那实在是另有原因的。
去岁戊戌年，朝局不靖，先是变法，后又废了新法，时势天翻地覆，血雨腥风。京城那班高官权贵，早暗中将银钱弄出京城匿藏了。京内各业商家，又收缩观望，市面哪能不萧条！
但禁汇是朝廷上谕，西帮也不能等闲视之。承揽京饷官款的汇兑，早已是票号的大宗生意，断了此财路，不是小事。历来做“北存南放”，也主要是靠汇兑京饷来支持。票号在江南承揽了解京的官款，在京城又吸纳了种种存款，两相抵杀，走票不走银。即用京城存款抵作京饷，交户部入库，同时将江南官款转为商资，就近放贷。不许承揽京饷，“北存南放”还怎么做？
再一危难，就是北方直隶、山东、河南，甚至京津，拳民蜂起，教案不断，时局不稳。票号生意，全在南北走票，纵横调银，中原一旦乱起，生意必受阻隔。时局不定，商界也必然观望收缩，金融生意也要清淡了。谁家能无几分近忧远虑？
面对此两大危难，康笏南毒辣的眼光，还是看出了其中大有商机在。
从京号的信报中，康笏南断定，京师市面萧条，决非银根短缺所致，反而是银根疲软的一种明兆。时局不明，商家收缩生意，市面自然要萧条。各省应缴朝廷的京饷，更以时局不靖为借口，设法拖延不办，户部收库的银子哪里会多？加上高官权贵又暗里争相往京外匿藏银钱，自然要形成一种银根紧俏的表象。京号早有信报：一般商家，还有那些高官权贵，都找上门来，降格以求，要我们为其存储现银，或外调积蓄。所以京师银市，实在是明紧暗疲。
此种时候，反倒是西帮可以在京城从容吸纳疲银的良机。这样做，不仅有厚利可图，亦有大义可取。在这种危难之际，人家来托靠你西帮，还不是因为信得过你吗？此时拒人自保，最毁西帮信誉，以后人家谁会再来靠你？万不可作一般见识，也取收缩之势，拒绝收银承汇。
至于中原诸省的拳乱教案，康笏南也觉成不了大气候。来汉口途中，已亲身遭遇了那班拳民，只是镖局的两位武师，就将他们摆平了。中原诸省为拳乱所惑，商界多取守势，我们也同样可乘机收存疲银，调往他处图利。
如此收存的巨量疲银，调往何处放出？
康笏南与孙北溟、陈亦卿议来议去，也惟有调来江南一途。口外虽也能作腾挪周转，毕竟做不了大文章。此次两巨头来到汉口后，已看清江南局面比料想的要好。市面繁荣，洋务方兴，商机不减，银钱流动也旺，尤其依托票号而立的大小钱庄，生意甚好。湖广、两广、两江的督抚，又都是可以指望的疆臣重镇。康笏南见过张之洞后，更对江南局面放了心。制台大人虽不与他言及官事时务，但康笏南老辣的眼光，什么看不出来！
如此巨款调来江南，又用什么来与之相抵杀？总不能在如此不靖的时候，将巨银交给镖局押运吧？康笏南说：“也只有在江南尽力兜揽汇京的官款！”
孙北溟说：“有朝廷上谕，谁家还敢交我们解汇？”
康笏南说：“我见张之洞时，制台大人还提及西帮汇兑官款库银，很值得称赞，说那实在是便捷的办法。比之各省委员押运，不知要省去多少费用。押运京饷的差事，一向就不大好办。路途辛苦、风险丛生不说，就是千里迢迢押到京师了，交部入库也不那么容易。户部衙门那班阎王小鬼，一处打点不到，都过不了关。哪里像你们西帮票商，早将他们上下喂熟了！
张大人把话说成这样了，也没有提及朝廷禁汇的事。”
陈亦卿也说：“现在中原拳民生乱，各省恐怕更会引为借口，拖延了不起运京饷。我们倒是可以乘机往各省藩库运动，撺掇藩台抚台，上奏朝廷，说明押运现银的种种艰难。要解京城之困厄，还是汇兑最能及早见效。”
孙北溟说：“那陈掌柜，你能运动下张制台吗？”
康笏南说：“湖北比邻中原，距京不算遥远，张大人就是想成全我们，他也没有多少借口可找，还是先不要难为他。”
陈亦卿说：“你康老东台出面，张大人都不愿言及官事，我更没有多大面子。这种事，得曲折斡旋，不宜直言的。我寻别人从中试探吧。依我看，制台大人深谙洋务，通晓西洋银行之运作，或许也会上一道奏片，陈说异地运现的弊端吧。”
康笏南说：“我说句狂言吧，扫除京师萧条，非我西帮不能为！现今京师商界俱作观望状，既在观望朝局，亦在观望我西帮。除我西帮外，京师再没有可以左右银市的商帮了。我们一旦在京从容吸收疲银，商界也会随之振作的。在各省码头，我们再巧为张罗，多揽汇京的官商款项，促成京饷入库。户部库银多了，朝廷还禁我们做甚！”
孙北溟说：“老东台雄才大略，为西帮计，也是为朝廷计。可我还是担忧，江南行省中，究
竟会有几家肯被我们说动？”
康笏南一笑，说：“这就要看大掌柜你麾下的那些老帮了。我倒还有一小计谋，不知你们肯不肯笑纳？”
陈亦卿忙说：“老东台有什么妙计，快说吧！”
康笏南便说：“我们何不先借出余银，为某些省衙垫交京饷呢？”
陈亦卿说：“借钱给他们交京饷？近年各省藩库，哪有几家不支绌的？每年只是分摊的甲午赔款，就够他们叫苦不迭了。借了我们的钱，他们怎么还？”
其实，陈亦卿早想到了这样一着。春天时候，他已经联络福建、江西的庄口，叫他们先借银，再揽汇，鼓动藩台抚台上奏朝廷，开恩解禁。现在，老东台也说出了这一着，他当然得装糊涂，故意说出这些话。
孙北溟想了想，却说：“我看老东家这一着，倒毒辣！我们借银给他交京饷，他也不便管我们是汇兑，还是押现。就是朝廷知道了，也不能太怪罪我们吧，商银官用，也算是忠义之举。”
陈亦卿说：“当然，在我们说，这也等于将京号吸纳的疲银，转手之间就放贷给官府了。只是，借贷给行省藩库，就怕它拖延不还！”
孙北溟说：“他们该了咱们的钱，或许会上奏朝廷，废止禁汇的。”
陈亦卿这才赞叹说：“原来有此老谋深算。”
康笏南就说：“此不过小伎俩耳！要振作‘北存南放’的势头，恐怕还得联络我西帮各大票号，协同来做。咱天成元一家，救不了京城困局的。”
孙北溟说：“按说，这也是咱西帮露脸的时机，该联手图利取义。只是，别家倒也好说，惟平遥日升昌、蔚字号两位老大，岂肯听我们的？此举动若是他们谋出，我们大家跟随了，还可成事。今由我们谋出，两位老大只怕连听也不想听，哪里还敢指望他们联手？”
陈亦卿说：“他们那些老总，真会反对此种谋划？”康笏南笑了，说：“那就不要说出由我们谋划。我已想到这一层。这件事，我们都无需出面，只托付一人去办。”
孙北溟问：“谁？”
陈亦卿说：“京号戴老帮吗？”
康笏南说：“对，就是戴掌柜。此举京师是重头。西帮各号驻京老帮，都是商界高手，平日联手就多。由戴掌柜从中巧为张罗，为大局计，就是推举日升昌的京号出面挑头，也无不可的。”
孙北溟说：“这样，还可作为。”
陈亦卿又特意说：“好主意都叫老东台抢去了。”
康笏南说：“那就麻烦陈掌柜，亲笔给京号戴掌柜写一信报，将此重任托付与他。我和孙大掌柜，也该寻处凉快地方，避几天暑了。”
在这次谋划中，康笏南、孙北溟两巨头审时度势，巧作运筹，藏而不露，按常态应是握有胜算的。只是，他们太轻看了中原拳乱，为此次振作“北存南放”留下了隐患。这是后话了，先不说。
2
天成元京号老帮戴膺，受此重任，实在也并不感意外。
西帮票号自开创已有百多年了，运转到光绪年间，正走向它的峰巅。其时各大字号的驻京分号，地位变得举足轻重。可以说，谁家没有一个强手领庄的京号，它就难成气候。在光绪二十五年这个时候，西帮票号在京师开有四十八家分号，代表的都是当时西帮中的翘楚。这四十八家京号的领庄老帮，可以说个个都是金融业中的一时之选。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物，无论器局、眼光、手段，乃至学养、文才，都远胜总号的大掌柜。因为在京号老帮这个位置，庸常之辈那是难以立足的。西帮票商历百年发达，既在做理天下之财、取天下之利的大事业，领航人物不厕身雄视天下的京都，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到后来，票商京号的地位，实在也不逊于总号的。只是因为西帮票号体制独特，内部立法严密，不至发生重臣压主的麻烦罢了。
常有的麻烦，只是京号老帮的许多卓见良策，不为总号所看重。领东的那些老总们，长年局促于晋省祁太平老号，与外间世界日渐隔膜了。外埠老帮的卓见良策，非不用也，是不识也。先就不识，谈何采用？
所以，天成元京号老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