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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会上，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的赵顺芳校长，热情地介绍拉瑞认识了成都外语学校的校领导。拉瑞由此初步了解了我们学校的情况。
同时，另一个偶然的因素，引起了拉瑞亲自到到成都考察的兴趣。在此之前，拉瑞和很多美国人一样，以为成都是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教育质量一定比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差很远。可是，当他在北京接触到从我们学校考入北大的吕雪梅之后，他就开始改变了原来的印象。
吕雪梅是我校的优秀学生之一。你可从《在北大等你》这本书上看到，她是一个多么有志气，有头脑的人。当我在成都外语学校读初中的时候，她就是我崇拜的一位“师姐’。1995年，吕雪梅以全省文科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大法律系。吕雪梅在北大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是从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毕业的，认识拉瑞。这样，拉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见到了吕雪梅。
吕雪梅不光是外语棒，口才好，而且她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眼光，认准了的事，就不轻易苟同他人。即使是在拉瑞面前，也是一样。在谈到原则观点的时候，简直是寸步不让。她在才智和品格两方面，都给拉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拉瑞自己在大学时代，就是个高才生。作为经验丰富的律师，他对人的识别有非常敏锐的目光，作为学生交流组织的负责人，他更关注那些充满希望的青少年。这些都使他十分看重吕雪梅。由吕雪梅的优秀，拉瑞自然联想到她读过的中学。于是拉瑞问吕雪梅：
“在你们成都外国语学校，像你这样的学生有多少？”
“多得很！”吕雪梅自豪地答道。她了解我们学校学生的实力。
但拉瑞信奉“眼见为实”。于是，拉瑞接受了我们校领导的热情邀请，于1996年9月飞到成都。他走进一间又一间教室，听了我们学校各年级的英语课。听完课后，又请来各年级的英语老师，还有两位来自美国亚利桑纳州的外教——安迪和艾琳夫妇，一起来座谈。成都外语学校的英语教学水平，给拉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拉瑞对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普遍具有的良好英语素质不禁大加称赞。
1996年10月，又一次全国外语学校教学工作年会在北京召开，正逢拉瑞也在北京。我校的吴校长和殷校长会见了拉瑞，并正式向他表达了把WBSE项目发展到我校的希望。对我校已经摸过底的拉瑞，立即表示对此很感兴趣，并原则上表示同意。
“原则上同意”，这是拉瑞办事十分慎重细致的表现。因为，具体选什么样的人去，仍然是他关心的最重要的环节。而没有合适的人选，他就不去匆匆拍板。“请一定要看德和才”
1997年，拉瑞做出了决定，邀请成都外国语学校参加WBSE计划，选拔我校一名1998年初在高二学习的学生，参加赴美国的交流活动。
拉瑞所划定的范围，正是我所在的年级，我们年级有100多名学生。不过在此前，我对这件已经蕴酿了一年之久的事，还一无所知。
拉瑞虽然做出了在我们学校选学生赴美交流的决定，但他还有些顾虑、对中国某些不良社会风气的了解，使他担心在成都也遇到不正之风，担心选出的人不是真正出色的学生。
这是他第一次跟我们学校合作，他对我们学校，从校长到老师的务实精神和正派风气还缺乏了解（但是自从经历了这一次挑选后，拉瑞就对我们学校选人的公正性完全放心了。以后的每一次交流活动，他都让我们学校自己决定人选。）
当时，拉瑞已经认识了我们学校那对年轻的美国外教夫妇——一安迪老师和他的妻子艾琳，拉瑞直接给安迪夫妇发来一封邮件，委托他俩代为进行对访美学生初步筛选的工作。
安迪夫妇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城，这座城市名的英文意思是“凤凰城”，它是与成都结成对子的友好城市，安迪夫妇自己也确实是“友好大使”式的人。他们不仅英语课上得十分生动有趣，在学生中也很有人缘。因此，他们对全校表现较突出的学生也都很熟。拉瑞在给安迪夫妇的委托信中写道：
“在选择候选人的时候，一定要看他的德和才，而不要看他的父母是否是成都的头面人物。最为重要的是，学生的英语一定要好，能否适应华盛顿的生活也很重要。如果学生成绩排名第一，英语能力强，性格也很好，那最为理想、。。。。有无特长（如音乐、表演、体育等）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同时，拉瑞还把“师姐’吕雪梅提出来作为样板：
“该校有一位被北大法律系录取的女生，目前和我有联系、她就是我想要的访问华盛顿的那类学生。”至于最后的面试和拍板，拉瑞要亲自来做。
接到拉瑞的请求后，安迪夫妇跟校领导们一样感到欣喜。他俩立刻根据自己长期接触留下的印象，协助我校老师拟定了一份包括5名学生的名单，并在两天之后就寄给了拉瑞。很幸运，在一无所知的状态下，我被选进了这个名单。
在拉瑞再次访问成都之前，安迪夫妇就回美国去了。此后，直到今天，他们始终都没有跟拉瑞再见过一次面。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由于安迪夫妇的迁居变动，我后来跟他们也失去了联系，更使我至今仍然深感遗憾。
6月底，拉瑞的回信到了，他准备在7月初到成都，对5名候选人进行面试。爸爸告诉我：“凡事预则立”
和我一起参加面谈的四位同学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不知道有几个去美国的名额，但仅凭需要面谈这一点，就可以确定，并不是五个人都能去。很明显，面谈就意味着存在竞争。我想她们的心情大概也是既紧张，又兴奋吧？
她们都是本年级表现突出的同学。我经常在她们身上发现很多值得学的东西。比如说：王兰，她不仅英语口语非常好，其他各门功课也都学得特别轻松，每次都像是在漫不经心之中，她就冲刺到了别人前面，而且很有亲和力；樊甜甜，初中和我同桌，她学习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初中六个学期她一人独揽三次第一，她的记忆力也好得让我吃惊，而且还有“书法二段”的特长；李海蓓，从初中起就一直名列前茅。看过很多文学书籍，颇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味道；梁晶，除了英语和其他功课都相当出众之外，她还有一出“拿手好戏”——弹得一手好钢琴。凭我的耳朵听起来，觉得那就是专业水平。她在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相当高的“段位”一一钢琴10级。
我面对的，个个都是强手，这使我觉得像是在参加一场激烈体育比赛，而且只知道想要赢得比赛，却根本不知道比赛的内容是什么。不过，我一向都不肯轻易低头服输，最喜欢在公平竞争中竭尽全力去拼，输了也甘心。我决定第二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是不被选中，也别让“老外”觉得我们学校的学生不行。
回家之后，我把情况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都说这是个好机会，并很关心明天我打算谈些什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没有好好想过，几天紧张的军训，我经常困得迷迷糊糊地只想睡觉。我打着哈欠说：殷校长提醒我们最好做点准备。妈妈好奇地追问，那你准备了些什么呢？
“有人说可以看看美国的历史呀，几大山几大湖呀。。。。”
“什么？”妈妈忍不住喷笑，“一个美国人，万里迢迢跑到成都来面谈，就是为了听你告诉他美国有几大山几大湖吗？依我看，那怕是出于好奇心，他也更想听你对美国的看法吧？”爸爸也持同样的看法。
妈妈总是这样，虽然她并没有接触过美国人，却能从人的共性入手抓住问题的实质，打中我的要害。我明白了，我不管怎么人困马乏，都应该认真准备一下再去睡觉。
我洗了个冷水脸，振作起精神，请爸爸坐在我的身边，问他有什么高见。我知道，爸爸对好多国家的人都很有研究，常常说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创见。
果然，爸爸一张口就吸引了我和妈妈的注意力。他用惯有的沉德语调说：“我想，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远。你还记得吗，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曾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不仅援助武器、弹药、药品，还有好多美国飞行员直接来华参战打日本呢。当时，成都的新津机场，就驻有美国飞行员。为了打击日本鬼子的气焰，美国飞机从成都起飞，把炸弹扔到了日本本土。。。。”
“是啊，”我一下被点醒了，情不自禁地接过爸爸的话，一口气把平时积累的的知识都抖了出来。“当日本鬼子截断了中国的滇缅公路这条国际交通线后，美国将军陈纳德的飞虎队’又承担了从云南直飞印度的任务，为中国建立了又一条获得国际援助的新交通线。在这条充满艰险的航线上，恶劣的气候加上日本战斗机的疯狂袭击，使美国飞机损失惨重。据说有相当长的一段航程甚至不需要导航设备，只要着沿途高山峡谷中，美国飞机残骸的铝板反射的阳光，就能找到正确的航向。中国军民为了救援失事美国飞机的飞行员，也曾有过许多感人的故事。。。。。”
就这样，我利用睡前的时间，跟父母一起详尽地讨论了可谈的话题：
——中美两国有不少值得回忆的史实。
——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就存在着友谊，将来更需要友谊。
——美国人搞现代化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国正需要行之有效的经验。
这一下，我真正理清了自己的思路，知道该跟这位友好的美国律师谈些什么了。
想好之后，我就抛开一切，美美地睡了一觉。不过第二天，我仍然起了个大早。爸爸早就让我吃透了这句古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还要花点时间，用英语思考一下昨晚讨论的内容。我希望面谈的时候，我的英语说得尽可能完美，可别给中国人丢脸！面谈：初见拉瑞
第二天到校，一切都比我想象的平静多了、我甚至都感受不到一丝紧张气氛。那天，我第一次见到拉瑞，不过当时我对他的称呼，还是礼貌中带着生疏感的“Mr。Simms”（席慕思先生）。我知道他是一位美国律师，可我首先对他的美国口音更有兴趣，他是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那儿的人说的是美国东部标准口音。几位老师也说：“这个美国律师，讲起话来简直跟VOA（美国之音）的播音员一样”，在外语学校，对英语口音的品评，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爱好，老师学生都这样。
除此之外，我的注意力就都放在我们的谈话上了。
拉瑞非常善于引导谈话，也许这就是律师的职业特征，让我觉得跟他交谈既轻松又随意。我们一会儿谈校园的生活，紧张的学习，还有校园里各种有趣的小插曲。一会儿谈二战期间著名的“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和那条飞越喜马拉雅山直达印度的艰险航线。。。。谈完这些，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美国是一个重视法治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正在逐步完善法制的国家，不知道这位美国律师对中国的法制有什么高见。于是我就问了他：“Mr。Simms，作为律师，你是如何看待法律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的？”
拉瑞顿了一下，似乎感到有点意外，但是一谈到他的本行，他显得兴趣更浓了。在后来时间里，他对中国的法律也确实有不少精彩的看法。他认为健全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将近半小时的面谈，一转眼就过去了。我也没法判断我倒底留给拉瑞什么印象。从谈话时间的长短来看，情况似乎并不令人乐观——拉瑞跟我谈话的时间大约是半小时，但是跟其他两个同学谈的时间，却分别是40分钟和将近一小时。还有两个同学，一个谈了半小时，另一个谈了大约20分钟。
后来，拉瑞告诉我，他那天面谈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我很特别，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在我接受面谈的那天，不论是在面谈过程中，还是在面谈结束后，他都没有对他的这个印象透露出半个字来。大概，这就是当律师的人稳重办事的习惯吧？
这次面谈对我来说，只像在平静的池塘里丢进了一棵小石子。当那些荡漾的波纹从水面消失之后，我的生活很快就变得像以前一样了。
面谈的第二天，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回青城山，白天在教官的口令声中接受训练，晚上大家凑在一起讲笑话。那段时间过得非常快乐，我很快就淡忘了跟美国人面谈这回事。
“好兆头”与“凌云志”
8月下旬，我升上了高二，紧张的住校生活像上紧发条的钟表一样，又“滴答，滴答”地运转起来。
10月的一天，和蔼可亲的殷敬汤校长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闲聊了几句之后，他仿佛不在意地问了我一句：
“如果有机会到美国去，你还会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