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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女孩刘亦婷-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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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会上,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的赵顺芳校长,热情地介绍拉瑞认识了成都外语学校的校领导。拉瑞由此初步了解了我们学校的情况。

同时,另一个偶然的因素,引起了拉瑞亲自到到成都考察的兴趣。在此之前,拉瑞和很多美国人一样,以为成都是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教育质量一定比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差很远。可是,当他在北京接触到从我们学校考入北大的吕雪梅之后,他就开始改变了原来的印象。

吕雪梅是我校的优秀学生之一。你可从《在北大等你》这本书上看到,她是一个多么有志气,有头脑的人。当我在成都外语学校读初中的时候,她就是我崇拜的一位“师姐’。1995年,吕雪梅以全省文科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大法律系。吕雪梅在北大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是从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毕业的,认识拉瑞。这样,拉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见到了吕雪梅。

吕雪梅不光是外语棒,口才好,而且她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眼光,认准了的事,就不轻易苟同他人。即使是在拉瑞面前,也是一样。在谈到原则观点的时候,简直是寸步不让。她在才智和品格两方面,都给拉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拉瑞自己在大学时代,就是个高才生。作为经验丰富的律师,他对人的识别有非常敏锐的目光,作为学生交流组织的负责人,他更关注那些充满希望的青少年。这些都使他十分看重吕雪梅。由吕雪梅的优秀,拉瑞自然联想到她读过的中学。于是拉瑞问吕雪梅:

“在你们成都外国语学校,像你这样的学生有多少?”

“多得很!”吕雪梅自豪地答道。她了解我们学校学生的实力。

但拉瑞信奉“眼见为实”。于是,拉瑞接受了我们校领导的热情邀请,于1996年9月飞到成都。他走进一间又一间教室,听了我们学校各年级的英语课。听完课后,又请来各年级的英语老师,还有两位来自美国亚利桑纳州的外教——安迪和艾琳夫妇,一起来座谈。成都外语学校的英语教学水平,给拉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拉瑞对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普遍具有的良好英语素质不禁大加称赞。

1996年10月,又一次全国外语学校教学工作年会在北京召开,正逢拉瑞也在北京。我校的吴校长和殷校长会见了拉瑞,并正式向他表达了把WBSE项目发展到我校的希望。对我校已经摸过底的拉瑞,立即表示对此很感兴趣,并原则上表示同意。

“原则上同意”,这是拉瑞办事十分慎重细致的表现。因为,具体选什么样的人去,仍然是他关心的最重要的环节。而没有合适的人选,他就不去匆匆拍板。“请一定要看德和才”

1997年,拉瑞做出了决定,邀请成都外国语学校参加WBSE计划,选拔我校一名1998年初在高二学习的学生,参加赴美国的交流活动。

拉瑞所划定的范围,正是我所在的年级,我们年级有100多名学生。不过在此前,我对这件已经蕴酿了一年之久的事,还一无所知。

拉瑞虽然做出了在我们学校选学生赴美交流的决定,但他还有些顾虑、对中国某些不良社会风气的了解,使他担心在成都也遇到不正之风,担心选出的人不是真正出色的学生。

这是他第一次跟我们学校合作,他对我们学校,从校长到老师的务实精神和正派风气还缺乏了解(但是自从经历了这一次挑选后,拉瑞就对我们学校选人的公正性完全放心了。以后的每一次交流活动,他都让我们学校自己决定人选。)

当时,拉瑞已经认识了我们学校那对年轻的美国外教夫妇——一安迪老师和他的妻子艾琳,拉瑞直接给安迪夫妇发来一封邮件,委托他俩代为进行对访美学生初步筛选的工作。

安迪夫妇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城,这座城市名的英文意思是“凤凰城”,它是与成都结成对子的友好城市,安迪夫妇自己也确实是“友好大使”式的人。他们不仅英语课上得十分生动有趣,在学生中也很有人缘。因此,他们对全校表现较突出的学生也都很熟。拉瑞在给安迪夫妇的委托信中写道:

“在选择候选人的时候,一定要看他的德和才,而不要看他的父母是否是成都的头面人物。最为重要的是,学生的英语一定要好,能否适应华盛顿的生活也很重要。如果学生成绩排名第一,英语能力强,性格也很好,那最为理想、。。。。有无特长(如音乐、表演、体育等)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同时,拉瑞还把“师姐’吕雪梅提出来作为样板:

“该校有一位被北大法律系录取的女生,目前和我有联系、她就是我想要的访问华盛顿的那类学生。”至于最后的面试和拍板,拉瑞要亲自来做。

接到拉瑞的请求后,安迪夫妇跟校领导们一样感到欣喜。他俩立刻根据自己长期接触留下的印象,协助我校老师拟定了一份包括5名学生的名单,并在两天之后就寄给了拉瑞。很幸运,在一无所知的状态下,我被选进了这个名单。

在拉瑞再次访问成都之前,安迪夫妇就回美国去了。此后,直到今天,他们始终都没有跟拉瑞再见过一次面。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由于安迪夫妇的迁居变动,我后来跟他们也失去了联系,更使我至今仍然深感遗憾。

6月底,拉瑞的回信到了,他准备在7月初到成都,对5名候选人进行面试。爸爸告诉我:“凡事预则立”

和我一起参加面谈的四位同学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不知道有几个去美国的名额,但仅凭需要面谈这一点,就可以确定,并不是五个人都能去。很明显,面谈就意味着存在竞争。我想她们的心情大概也是既紧张,又兴奋吧?

她们都是本年级表现突出的同学。我经常在她们身上发现很多值得学的东西。比如说:王兰,她不仅英语口语非常好,其他各门功课也都学得特别轻松,每次都像是在漫不经心之中,她就冲刺到了别人前面,而且很有亲和力;樊甜甜,初中和我同桌,她学习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初中六个学期她一人独揽三次第一,她的记忆力也好得让我吃惊,而且还有“书法二段”的特长;李海蓓,从初中起就一直名列前茅。看过很多文学书籍,颇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味道;梁晶,除了英语和其他功课都相当出众之外,她还有一出“拿手好戏”——弹得一手好钢琴。凭我的耳朵听起来,觉得那就是专业水平。她在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相当高的“段位”一一钢琴10级。

我面对的,个个都是强手,这使我觉得像是在参加一场激烈体育比赛,而且只知道想要赢得比赛,却根本不知道比赛的内容是什么。不过,我一向都不肯轻易低头服输,最喜欢在公平竞争中竭尽全力去拼,输了也甘心。我决定第二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是不被选中,也别让“老外”觉得我们学校的学生不行。

回家之后,我把情况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都说这是个好机会,并很关心明天我打算谈些什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没有好好想过,几天紧张的军训,我经常困得迷迷糊糊地只想睡觉。我打着哈欠说:殷校长提醒我们最好做点准备。妈妈好奇地追问,那你准备了些什么呢?

“有人说可以看看美国的历史呀,几大山几大湖呀。。。。”

“什么?”妈妈忍不住喷笑,“一个美国人,万里迢迢跑到成都来面谈,就是为了听你告诉他美国有几大山几大湖吗?依我看,那怕是出于好奇心,他也更想听你对美国的看法吧?”爸爸也持同样的看法。

妈妈总是这样,虽然她并没有接触过美国人,却能从人的共性入手抓住问题的实质,打中我的要害。我明白了,我不管怎么人困马乏,都应该认真准备一下再去睡觉。

我洗了个冷水脸,振作起精神,请爸爸坐在我的身边,问他有什么高见。我知道,爸爸对好多国家的人都很有研究,常常说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创见。

果然,爸爸一张口就吸引了我和妈妈的注意力。他用惯有的沉德语调说:“我想,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远。你还记得吗,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曾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不仅援助武器、弹药、药品,还有好多美国飞行员直接来华参战打日本呢。当时,成都的新津机场,就驻有美国飞行员。为了打击日本鬼子的气焰,美国飞机从成都起飞,把炸弹扔到了日本本土。。。。”

“是啊,”我一下被点醒了,情不自禁地接过爸爸的话,一口气把平时积累的的知识都抖了出来。“当日本鬼子截断了中国的滇缅公路这条国际交通线后,美国将军陈纳德的飞虎队’又承担了从云南直飞印度的任务,为中国建立了又一条获得国际援助的新交通线。在这条充满艰险的航线上,恶劣的气候加上日本战斗机的疯狂袭击,使美国飞机损失惨重。据说有相当长的一段航程甚至不需要导航设备,只要着沿途高山峡谷中,美国飞机残骸的铝板反射的阳光,就能找到正确的航向。中国军民为了救援失事美国飞机的飞行员,也曾有过许多感人的故事。。。。。”

就这样,我利用睡前的时间,跟父母一起详尽地讨论了可谈的话题:

——中美两国有不少值得回忆的史实。

——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就存在着友谊,将来更需要友谊。

——美国人搞现代化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国正需要行之有效的经验。

这一下,我真正理清了自己的思路,知道该跟这位友好的美国律师谈些什么了。

想好之后,我就抛开一切,美美地睡了一觉。不过第二天,我仍然起了个大早。爸爸早就让我吃透了这句古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还要花点时间,用英语思考一下昨晚讨论的内容。我希望面谈的时候,我的英语说得尽可能完美,可别给中国人丢脸!面谈:初见拉瑞

第二天到校,一切都比我想象的平静多了、我甚至都感受不到一丝紧张气氛。那天,我第一次见到拉瑞,不过当时我对他的称呼,还是礼貌中带着生疏感的“Mr。Simms”(席慕思先生)。我知道他是一位美国律师,可我首先对他的美国口音更有兴趣,他是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那儿的人说的是美国东部标准口音。几位老师也说:“这个美国律师,讲起话来简直跟VOA(美国之音)的播音员一样”,在外语学校,对英语口音的品评,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爱好,老师学生都这样。

除此之外,我的注意力就都放在我们的谈话上了。

拉瑞非常善于引导谈话,也许这就是律师的职业特征,让我觉得跟他交谈既轻松又随意。我们一会儿谈校园的生活,紧张的学习,还有校园里各种有趣的小插曲。一会儿谈二战期间著名的“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和那条飞越喜马拉雅山直达印度的艰险航线。。。。谈完这些,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美国是一个重视法治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正在逐步完善法制的国家,不知道这位美国律师对中国的法制有什么高见。于是我就问了他:“Mr。Simms,作为律师,你是如何看待法律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的?”

拉瑞顿了一下,似乎感到有点意外,但是一谈到他的本行,他显得兴趣更浓了。在后来时间里,他对中国的法律也确实有不少精彩的看法。他认为健全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将近半小时的面谈,一转眼就过去了。我也没法判断我倒底留给拉瑞什么印象。从谈话时间的长短来看,情况似乎并不令人乐观——拉瑞跟我谈话的时间大约是半小时,但是跟其他两个同学谈的时间,却分别是40分钟和将近一小时。还有两个同学,一个谈了半小时,另一个谈了大约20分钟。

后来,拉瑞告诉我,他那天面谈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我很特别,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在我接受面谈的那天,不论是在面谈过程中,还是在面谈结束后,他都没有对他的这个印象透露出半个字来。大概,这就是当律师的人稳重办事的习惯吧?

这次面谈对我来说,只像在平静的池塘里丢进了一棵小石子。当那些荡漾的波纹从水面消失之后,我的生活很快就变得像以前一样了。

面谈的第二天,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回青城山,白天在教官的口令声中接受训练,晚上大家凑在一起讲笑话。那段时间过得非常快乐,我很快就淡忘了跟美国人面谈这回事。

“好兆头”与“凌云志”

8月下旬,我升上了高二,紧张的住校生活像上紧发条的钟表一样,又“滴答,滴答”地运转起来。

10月的一天,和蔼可亲的殷敬汤校长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闲聊了几句之后,他仿佛不在意地问了我一句:

“如果有机会到美国去,你还会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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