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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施罗莫的说法，士兵一般在同一地点服完兵役，但如果想调换岗位，可以打报告，国防部“酌情考虑”。
说起埃拉特，施罗莫露出笑容。这座城市离巴勒斯坦区域较远，几乎没有遭受过“恐怖袭击”。以色列有个地下赌场，专赌下次自杀爆炸在哪里发生。耶路撒冷“一赔二”，埃拉特“一赔二十”，可见后者安全系数较高。
道别时，施罗莫塞给我一瓶可口可乐，分享他远离是非之地的快乐。我从摄影包上解下“中国结”回赠，说这也许比防弹背心管用，但最管用的还是“和平”。
以色列大兵素描（2）：莫蒂
初冬夜晚，提着4只大包，我摇摇晃晃走向埃雷兹最后一间值勤室。递上出关条，里面一个士兵正抱着膝盖上的收音机前后摇摆。起身收条，他没有照例放行，而是要求我出示护照。“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去加沙？呆多久？”这个士兵20岁左右，下巴刚冒出胡子茬，脸上青春痘正旺。耐着性子回答十几个问题之后，我提包的手都抬不起来了。“要不要放下行李歇歇？我想和你聊一会儿……”原来如此。
他叫莫蒂，20岁，孤独，抽烟，听音乐。最后一项违反值勤规定。莫蒂把收音机塞进地上的黑书包：“长官看不见就行。”风吹过，很冷，他要值班到午夜12时。
值勤室是一间薄薄的铁皮房，面积不足两平方米，门总是开着，日光灯坏了。借着路灯，我看见地上躺着一台车载电瓶似的跳频步话机和一只手掌大小的对讲机。莫蒂用步话机和整个检查站联系，通过对讲机与几米开外的碉堡对话。
莫蒂讨厌埃雷兹，因为“没有自由，没有音乐”。他随口唱了几句“泰坦尼克”。他不喜欢这里的女兵，因为她们穿军装、拿枪，“象男人一样”。作为男兵，莫蒂必须在相对危
险的外围岗哨值勤，女兵们则在岗哨环抱、明亮温暖的检查大厅里查查证件、盖盖图章。有规定男女士兵不许谈恋爱，但是他挤挤眼睛说：“长官看不见就行。”
值勤室里只有一把塑料椅子，他很“绅士”地让给我坐。一辆军车在不远处停下。“晚饭！”莫蒂连蹦带跳地过去拿。锡纸盒打开后是热通心粉、一份蔬菜，还有一袋面包、两包巧克力奶。对讲机响，碉堡的人向莫蒂借勺子。“你替我站一会儿岗，有人过去，就把出关条扔到这个箱子里。”桌上有个木箱，半开着，里面丢了十来张条子。
还真有联合国车辆开过，司机把出关条递进来，看到我，吃了一惊。
两分钟的工夫，莫蒂回来，手里多了支烟。他的英语不是很好，父母是摩洛哥来的犹太人，所以会几句阿拉伯语；阿拉伯语中的一些单词和犹太人使用的希伯莱语相近，我也学了几句，所以我们就3种语言（英语、阿拉伯语、希伯莱语）混着说，外加手势比划。
“你向巴勒斯坦儿童开过枪吗？”我问。他断然否认：“那会令我发疯的。”接着他说：“我知道有时发生误杀，可是象我在这里站岗，假设看见可疑的人，不见得等他走近了，近到足以杀死我才开枪吧……”他说，那些执行抓捕任务的以色列士兵精神压力更大，有些人甚至表现异常，命令被捕的巴勒斯坦人站成排，原地转圈、呼喊反对以色列总理沙龙的口号。
莫蒂不相信巴以之间会有和平，因为“巴勒斯坦人教育下一代仇恨犹太人”。“那你会怎样教你的孩子呢？”我问。
“我的父母没教我恨巴勒斯坦人，我也不会教自己的孩子恨他们……但是会告诉他们：‘当心巴勒斯坦人，离他们远点’。”
十几分钟后，我起身告辞。莫蒂急了，在我身后喊：“别走，别走，好容易有人跟我说话……”
以色列大兵素描（3）：安德烈
差不多是2002年下半年，埃雷兹里多了一群穿蓝色工作服、防弹背心不离身的安全检查人员。他们不象服义务兵役的士兵那样身背M16，只在腰间别一把手枪。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翻检过往外国人行李，他们大多是埃雷兹附近以色列城市阿什克隆的俄罗斯犹太人移民。
进出多了，彼此脸熟，每每聊上一两句。小个子，敦实模样的安德烈和我最熟。一次，我说喜欢阿什克隆入口处的那家餐馆。他眼睛一亮：“猪排？”我们击掌而笑，心照不宣。犹太教徒禁食猪肉，但不少移民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人，却依然遵循着俄罗斯生活方式。说起“猪肉”，安德烈干脆撕下一角报纸，给我画出“何处有卖猪肉”的路线图。
作为俄罗斯人，安德烈非常关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儒家文化甚至太极拳。就这样，共同关心的话题越来越多。每次我过关，只要安德烈值班，他都跟办手续的士兵打个招呼，尽快放行。2004年1月14日，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在埃雷兹实施自杀爆炸，造成数名以色列士兵和安检人员伤亡。当时我身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想到安德烈怎么样？一星期后，返回加沙，见到安德烈，油然而生一份亲切。他却阴沉着脸说，爆炸那天，他的朋友，一个象他这样的“平民”被炸死了。“平民”？他的意思是安检人员不扛枪，有别于士兵。但我知道，在巴勒斯坦人看来，别无二致。
聊天归聊天，安德烈从来没有放松对我的检查。尽管他已经非常清楚我的笔记本电脑什么品牌，开关在哪里，背景照片是什么，甚至化妆包里有多少小零碎儿，通常带什么颜色的外套……安德烈每次还是戴上一次性手套，逐一翻检，嘴里重复着“请谅解，请谅解……”。
2004年3月6日，遭遇汽车连环爆炸袭击之后，埃雷兹的安全控制陡然加强。记者不再享受“贵宾通道”，改走巴勒斯坦工人通道，而且至少等候两小时才能从通道进入检查大厅。终于被姗姗而来的以色列士兵带入检查大厅，接受安德烈检查时，我向他抱怨：“见到你真难啊，我等了两个小时！”他的脸更加阴沉：“非常抱歉，现在形势变了，但是你不知道我们面对多少压力，每天我离开家时，妻子都对我说：‘希望晚上见到你回来’……”
几天以后，安德烈脖子里多了杆乌兹冲锋枪。
一纸生死
每次从以色列或者约旦河西岸返回加沙，远远望见埃雷兹检查站，我就开始心里没底不知道检查站今天要给我一副什么样的面孔。
埃雷兹的面孔，是反映巴以冲突激烈与否的晴雨表。它难得有过轻松一面，也给过冰冷无情的拒绝，更有剑拔弩张的非常时刻。
2002年9月1日下午7时，从耶路撒冷回加沙，过埃雷兹。老远，好几个以色列士兵站在入口第一道岗（以前只有一两个），其中一个唱着歌，还扭脖子，一下下拨弄写着“停下检查”的栏杆打拍子。我问他唱什么呢，旁边的人哄笑起来：“这是一首很坏很坏的歌……”。士兵用蹩脚的英语比划着说，唱的是“我的未来该怎样继续……”他们祝我在加沙“玩得好”，并告诉我那是个“好地方”。
一关难过（3）
book。sina 2005年05月30日 11：44 新浪读书
连载：离上帝最近 作者：周轶君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走进检查大厅，喇叭里居然播放着流行歌曲。希伯莱语，软绵绵，我猜是情歌。跟检查护照的尖脸女兵搭讪，她说在这儿已经呆了8个月。“这个月你将要过生日，祝生日快乐！”递还护照的时候，女兵给了我一个惊喜。
临近出关口的值勤室里居然没人，满满的弹夹扔在桌上。三个士兵聚在值勤室10米开外的碉堡旁。看见我，一拥而上，指指我肩头的相机要求合影。一个士兵摘下M16冲锋枪往我脖
子里挂。指尖掠过扳机，我心头微微一颤。才拍了两张，远处扩音器乍响，声音传遍整个检查站。士兵们顿时惊慌，扯下我脖子上的枪各就各位。“长官看见了，”他们说。
收起相机离开，没想到背后碉堡里传出：“再见再见再见”碉堡扩音器冲加沙方向，估计检查站里的军官听不见。走出去几十米，一回头，背后又传来一声阴阳怪气的“再见”。
也许是因为8月底以来，巴以高官连番会晤，商讨“加沙先行计划”，以色列准备从加沙地带撤军，埃雷兹稍稍现出轻松一面。
2003年5月11日，结束在西岸城市杰里科的采访后得知，以色列国防军全面封锁加沙地带，除外交人员不得入内。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了一个更坏的消息：外国人即使获准进入加沙地带，也必须签署《免责声明书》，称本人一旦在加沙被打死或打伤，放弃追究以色列军方责任。
总部给我指示：不签《免责书》。
我试着返回加沙。抵达检查站入口，发现石头路障前坐着几十名准备返回加沙的巴勒斯坦工人。正午，天气炎热，工人脱下外套挡在脸上。没有水喝。
与以往不同，入口处的士兵没有在检查护照后马上示意我进检查大厅办理过关条，而是打了好几个电话，请示是否放行，并仔细检查随身物品。一个巴勒斯坦工人走过来用希伯莱语交涉，希望马上办理过关手续。“等着，等着！”以色列士兵用阿拉伯语回答。工人退回，仍旧坐到太阳下。
“你，到检查大厅去！”终于等来这句话，我心头一喜，这意味着成功了一半。
办理过关条的柜台前用绳子隔出三个队列：贵宾、外交人员和其他。今天，我可以站在任何一个队列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排队”。
递过护照才发现，高高的柜台后面坐着“熟人”塔勒。塔勒性格外向，经常同出入此地的我闲聊。塔勒向往常一样热情招呼，但手里多了张纸。“加沙地带目前是军事禁区，我注意到那里的紧张局势，知道这对我的生命和财产构成严重威胁；我已经得到以色列军方强烈建议，不要前往加沙……”《免责书》！
《国土报》报道，以色列军方的这道新命令主要是为了防止外国人去加沙援助“恐怖活动”，阻止国际声援巴勒斯坦人组织成员进入这一地区。当然，不久前一名英国记者被打死后引发的国际压力也计算在内。
“我保证在任何时候不妨碍以色列军队行动；我保证不去加沙南部埃及边境、犹太人定居点及其附属公路，保证不去其它军事禁区……如果没有遵守以上条款，将被阻止进入加沙地带，并承担法律后果……”
“塔勒，有没有可能不签？”我厚着脸皮问“熟人”。“你想让我进监狱吗？”塔勒脸上没了笑容。我提出看看别人签的协议，塔勒拿出一张在我眼前快速晃了一下就收起来。“这是别人的隐私，你不能看，”他说。
我知道，一批国际特赦组织人员昨天拒签《免责书》，被挡在加沙门外。
拿着空白《免责书》，我开始“电话斡旋”。中国驻以色列使馆也参与进来帮助我，但结果是“没有例外，必须签！”以色列新闻署一名官员的答复是，如果要表达个人看法，可以给他们发传真，但“不会起什么作用……”
一辆加长黑色“奔驰”停在大厅外。透过玻璃门，我看到巴勒斯坦外交部长纳比勒·沙阿斯从车里出来。两名以色列士兵立即“接管”汽车，前前后后查了个“底儿掉”。“他们就是刽子手，”沙阿斯得知《免责书》的事情后对我说。
十几个巴勒斯坦工人排成一列，在一名以色列女兵带领下，走进检查站。他们甚至连签署这样一份声明的权力都没有。
“看完没？不签的话还给我们，”塔勒打断了我的思路。“如果签了可以留份复印件给我吗？”“不行！”我越发惊奇。
来加沙的路上，我在检查站附近一家以色列超市买水喝。一名背冲锋枪的以色列士兵走进来买汉堡包，看样子也是前往加沙。我们为了同样的目的邂逅，但几分钟后，他就将成为阻挡我前行的人。
当天我奉命没有签字，返回耶路撒冷。5天以后，签署《免责书》，重返加沙。
走在工人通道
2004年3月6日三辆满载炸药的巴勒斯坦汽车冲击埃雷兹检查站未遂之后，以色列对除外交官以外的外国人关闭了“贵宾通道”，只能从工人通道通过。
（一）
凑了一堆外国人，以色列女兵拎着头盔，押解我们走向工人通道。太阳当头，照见女兵身上的防弹背心污迹斑斑，画着淫秽涂鸦。同行的英国电视记者说，我们跟“袭击目标”走在一起，哈哈哈。
以色列士兵塔勒告诉我，他最不愿意“押解”外国人去工人通道，因为那个地方“太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