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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1994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立以来，阿拉法特面临的最严重威胁。阿拉法特官邸内的绝大部分建筑已经被以色列推土机摧毁，只有他的办公楼孑然独立。
9月24日。以色列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停止围困阿拉法特的决议。
同一天，我和同事聂晓阳再次来到卡兰迪亚前“闯关”。我可怜兮兮地站到以色列士兵跟前，告诉他有两名同事被困在拉姆安拉，“没有食物，没有钱，我们必须去救人……”士兵白了我一眼：“别跟我讲故事！听得太多了！”
悻悻退到一旁，我们并没有放弃。不断跟士兵搭话、求情，或站在那里静静等他发话。过了很久很久，士兵突然说：“把证件拿来！”我心头一喜，赶紧递上护照和记者证。“如果进去，今天不可能再出来，”他合上护照，交还给我们说，“Have a nice day（再见）！”
闪念之间，我理解他说“再见”意味着放行，可以进入拉姆安拉。拽起同事，拔腿就往关卡里面走，一口气走出好几十米，我和同事对视一眼说：“进来了。”
事后同事告诉我，他认为以色列士兵说“再见”应该指禁止通行，要我们离开关卡。仔细一想，似乎也可以这样理解。无论如何，走向拉姆安拉时我想，士兵在背后开枪之前，至少会喊一句“停下！”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
附：围困最初，无法进入第一现场，我辗转联系到阿拉法特身边的一名卫兵阿里（非真名）。
他通过手机讲述了自己在被围官邸内的经历，内容还只限于当地时间9月20日：
“透过窗户，我看到以色列士兵开始在阿拉法特办公楼周围铺设铁丝网。以军包围圈越来越小，我觉得好像一只掐着脖子的手，越勒越紧……推土机的声音震耳欲聋，官邸内的绝大部分建筑已经被推倒。从19日午夜到20日上午，以军用炸药炸毁了一栋4层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住所和近10间阿拉法特卫戍部队营房。以军坦克还发射导弹摧毁官邸内的几十辆汽车，包括阿拉法特主席的专用救护车。”
“其实我现在站到窗户旁相当危险。昨天，一名来自贾巴利亚难民营的同事下楼时，被从窗户外射进来的子弹击中身亡。另外两个人受了伤。阿拉法特办公楼对面残存的几栋建筑里遍布以色列狙击手。任何人走出官邸或有异常举动，都会遭到射杀。今年3月官邸第一次被围困时，还没有这种情况。”
“官邸外围的40个人投降了。但更多的人还在阿拉法特身边。外面的枪炮声越来越激烈，阿拉法特拿起了他的WZ63型冲锋手枪。几十个卫兵守卫在他周围，大家齐声说，‘主席，我们用生命保证您的安全！’一名卫兵激动地对主席说：‘我要为您战斗，直到最后一滴血！’主席微笑了，他走上去亲吻那个卫兵的额头，然后对大家说：‘真主保佑，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能去耶路撒冷’……”
一过卡兰迪亚检查站，十几名出租车司机一拥而上：“去官邸吗？”
“不是戒严了吗？”我问。有个叫纳比尔的司机一拍胸脯：“走吧，我知道怎么绕开坦克。”
街上人来人往，说不上繁华，但丝毫没有“戒严”迹象。正在疑惑，纳比尔说：“这里
是拉姆安拉郊外，还算是耶路撒冷。”又往前开了五六分钟，眼前出现一座“米黄色”的城市。与圣城耶路撒冷一样，拉姆安拉的绝大部分建筑外墙采用米黄色耶路撒冷石，依山而筑，错落有致。
但你绝不会错把这里当作耶路撒冷，因为街上的景象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不见行人，不见车辆，也没有亮着的交通指示灯。所有商店关闭门户。垃圾当街，被炸成废铁的汽车随处可见。无主车辆长时间停在街上，巡逻的以色列士兵便当作汽车炸弹引爆。看得见的活物只有野猫野狗，探出围墙的花朵提醒你，还有生命存在。这时，纳比尔说：“拉姆安拉到了。”
“拉姆安拉”在阿拉伯语中意思是“真主的意愿”。
今年3月以军展开大规模入侵西岸的“防卫墙”军事行动时，外国记者把封锁下的拉姆安拉比作“阳光下的鬼城”。
每次开到路口，纳比尔都要减速观望一阵，确信没有坦克后继续前行。戒严期间，以军坦克上街巡逻，打击任何移动目标。突然，纳比尔猛打方向盘，汽车“嗖”的一声向后退去，掉头拐进一条街。回头看，一辆土灰色坦克从背后缓缓驶来，后面跟着一个两层楼房高的庞然大物…推土机。这个家伙的翻斗就有一人多高。21日以军摧毁阿拉法特官邸内绝大部分建筑后决定撤出大部分推土机。
纳比尔说自己早就习惯了和坦克“捉迷藏”，但神情还是紧张。戒严下出车，也许是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业之一。“我有孩子要上学，不挣钱怎么办？”他无可奈何地说。他为冒险开出的价格是每小时100谢克尔（大约等于200元人民币）。沿途看到几个小学生背着书包爬山路上学。拉姆安拉绝大部分学校已经停课一星期，只有一所名为“耶路撒冷”的学校还照常上课。为什么不走大道呢？纳比尔说，虽然上学不受戒严限制，但哪个家长放心孩子们在炮口下行走呢？
继续上路，来到拉姆安拉市中心麦纳尔广场。广场中心矗立着石狮雕像，一部分被烟熏黑。沿街墙壁上满是涂鸦。“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沙龙将付出代价”、“巴勒斯坦终得解放”……奇怪的是，这里倒有零星几个行人，还有人在街边自动取款机上取钱。刚想上前看个究竟，隐约传来“隆隆隆”的声音，纳比尔大喊一声：“上车！”取钱的人抱头跑开，来不及抽回取款机里的磁卡。
又是坦克！
这次是迎面而来，扬起满地垃圾和尘土。见我们迅速逃逸，它似乎也无心追赶，因为它的存在就已经构成了威胁。
100米外拍官邸废墟
纳比尔在一处山坡尽头停车，四周没有一点声音。两边楼房的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白天也拉着窗帘。“脚下就是官邸，”他轻声说。一棵青松挡住视线。纳比尔指着近处一栋4层建筑说：“我的朋友住在里面，他家阳台离官邸只有100米远，是最近的拍摄点。”
进那栋房子需要穿过一条三四米宽的小街。纳比尔在街这边站了足足10分钟，因为官邸四周的高地全在以色列狙击手射击范围之内。街上没有任何遮挡，空气肃静得可怕。终于，他不徐不疾、一鼓作气走到街那边。食指在背后一勾，示意我们跟过去。
男主人的母亲似乎很不高兴，担心在他们家拍摄官邸会招来以军炮弹。男主人反复劝说，中国记者拍照是为了向全世界反映巴勒斯坦人的境况，老母亲这才勉强点头。
长焦镜头里，官邸废墟一览无余。石堆瓦砾之中，只有阿拉法特办公楼依然站立。土黄色的外墙伤痕累累，几处焦黑。窗户都没有玻璃，以沙包或是铁皮汽油桶填充窗框，挡住可能飞进来的子弹可以想象，官邸里的空气也因此很难流通。办公楼呈长条状，高3层、宽约百米。现在，包括阿拉法特在内的大约250人被困其中，断水断电。以军导弹20日命中官邸顶楼，现在绝大部分人员集中在2楼和底层。阿拉法特的办公室和卧室在2楼。
一辆坦克趴在废墟上，现在它可以横扫一切了。
男主人说，围攻官邸的最初3天，以军也看上了他家的绝好地形，派兵进驻。晚上，以色列士兵睡在床上，他们全家7口挤在阳台里。但士兵们除了掰断几根楼梯护栏之后没有破坏家里的设施。家里有个1岁的婴儿，被窗外的爆炸声、炮击声吓得整夜哭闹。他的3个哥哥也惊恐万分，直往爸爸怀里钻。
男主人掀起主卧室窗帘一角，大约三四米远处是一栋更高的建筑。男主人说：“那里是狙击手呆的地方。”
以军在办公楼周围筑起3米高的铁丝网，大楼形同监狱。而这座大楼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统治时期，恰恰就是一座监狱。
西红柿比命更贵
如果说阿拉法特官邸形同监狱，那么整个拉姆安拉城就是一座大监狱。每星期只有一天解禁，其余几天不准出门。
纳比尔带我们离开官邸，来到拉姆安拉唯一的菜场。未进菜场，恶臭扑鼻。几个菜摊横七竖八挡在门口，腐烂的茄子、西红柿、洋葱扔了一地。这个菜场分为室内、室外两部分，解禁时可以容纳200多个摊位。今天，只有稀稀拉拉的5个菜摊开张。
现年62岁的阿布·伊哈布住在紧邻菜场的楼里。围困官邸前，每星期至少有几个小时的解禁期，但现在已经宵禁6天了。“家里实在没吃的，只好冒着生命危险来买点西红柿、土豆，”他说，“这回多买点，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买菜呢？”
年近七十的老太太乌姆·迪亚布支起小木桌卖薄荷叶。这些薄荷叶已经存了将近一个星期，因为没法出来摆摊，眼看都蔫了。“再不卖掉就坏了，我今天冒险出来，卖一点是一点
。”她说。解禁期间，她一天能挣一二十谢克尔（合40多元人民币）。今天的生意更惨淡。卖西红柿的纳赛尔把我们拉到室内菜场，这里蔬菜腐烂的臭味更加浓重。角落里整筐整筐的西红柿、茄子蔫了、烂了。四个星期前，他从约旦进口这些蔬菜，一旦宵禁，所有生意都断了。“我的菜卖不掉，有人却没菜吃。”纳赛尔说。
48名记者同寝
听说戒严，还要往城里赶的一定只有记者。拉姆安拉新闻中心里云集各大世界媒体记者。楼下停着一排12辆贴着“ＴＶ”标志的汽车。戒严期间不得上街，记者们只好自己动手在新闻中心的临时厨房里做饭。一个30平方米的演播室成为记者们的临时卧室。主任艾哈迈德说，有一晚，这里同时睡了48名记者。
在一间工作室的门上，我们看到了今年4月在这座城市里中弹身亡的意大利记者拉法奇的大幅海报。海报上印着一句话：“纪念为新闻自由献身的烈士”。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ＮＢＣ）电视台的女记者曼说：“太累了，我希望能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休个假。”目前拉姆安拉的记者们大多在新闻中心吃住，他们自己做饭，像一家人一样挤在狭小的厨房聚餐。我们来到新闻中心的时候，正是中午11时多，他们刚刚做好早饭，因为所有人都是在凌晨才睡觉。
24日夜，我和同事没能离开拉姆安拉。黄昏时，在市郊一所宾馆门前碰到戒严下散步的巴勒斯坦女孩。她一脸轻松，满不在乎地说：“戒严？我根本不怕。士兵一端枪，我就往回走，反正已经习惯了。”看到我们，她显得很高兴：在这么危险的时候还能在大街上看到外国人，说明世界上还有人关心我们，我们并没有被遗忘。
第二天，我和同事上街继续拍摄。当时携带的防弹背心没有反光标志，我们把新华社制作的、贴在汽车上的红色不干胶“CHINA PRESS（中国记者）”一撕为二，我贴上“CHINA（中国） ”同事拿了“PRESS（记者）”。当天，以色列宣布解除戒严数小时，供当地居民购买生活必需品，我们也得以离开拉姆安拉。
2002年10月20日，经过耶路撒冷和拉姆安拉之间的卡兰迪亚检查站时，心里没底。9月24日第一次进拉姆安拉，这座拥有15万人口的城市在戒严下一片死寂，只有以军坦克四处出没。很难想象解禁之后，“鬼城”是怎样一番景象。
“鬼城”重现生机
还是约了上次的出租车司机纳比尔。曾经共患难的人见面，犹如重生。
纳比尔眼睛里闪着光，兴奋地说：“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
车子开进拉姆安拉，我们无暇注意街上的垃圾，炸成废铁的汽车，房门是否紧闭，院子里的花是否寂寞地开…因为满眼都是人。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西服的，戴头巾的，摩肩接踵在眼前晃动。年轻女子虽然不穿袍子，却还是长裤长衫。车子走得很慢，因为到处是小商小贩。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汽车声和音乐声混在一起，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充实。卖水的人背着一人多高的尖嘴铜壶，壶顶上插着红红绿绿的假花。倒水时一弯腰，花儿一颤，一杯橙黄透明的甜水就端到你面前。车窗外飘来食物的香味…街边一口直径近1米的大油锅里煎着“菲拉菲莱”。图
孩子们穿着绿色或黑白条的校服走在回家路上。不用为了躲避坦克，磕磕碰碰地翻越山坡了。记得戒严期间，从电视画面上看到拉姆安拉小学生们在上学路上听到坦克开炮、四散奔逃的情景。当时一个梳两根辫子的女生在记者话筒前放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