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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双方摩擦不断。
“定居点？你说的是‘犹太人社团’吧？”拜迪又一次纠正我的用词。在希伯伦最大的犹太人定居点卡尔亚特·阿赖拜入口，他递给我一份刊物，名字是《希伯伦犹太人社团月刊》。翻开这本薄薄的16K杂志，全部是此地定居者婚丧嫁娶的信息和照片，一派热融融的生活。
穿过空无一人的巴勒斯坦街道，就看见满眼大卫星以色列国旗。几天前，以色列军队刚刚结束在希伯伦巴勒斯坦区域的军事搜索，巴勒斯坦人大都关门闭户。几个头带犹太圆帽的小定居者，坐在石头台阶上玩耍，鬓角都留着卷卷的头发。途中，遇到一队“寻根访祖”的美国犹太人，希伯伦定居点发言人大卫·威尔德（David Wilder）摆弄着模型，向每一个访客介绍“犹太人社区”情况。
拜迪把我们领到一处典型的定居者住宅：家里有14个孩子，父亲是经书抄写员，室内最多的摆设是经书和儿童玩具；墙壁上随处可见子弹打穿的窟窿，客厅的花盆背后、浴室、书房……这是希伯伦犹太人定居点中离巴勒斯坦村庄最近的7户人家之一。出门30米就到了巴控区，拜迪打开窗户向外一指，300米开外就是一个小山头巴勒斯坦枪手理想的射击地点。
子弹随时可能射进房间，15岁的哈达萨（Hadasa）却从来没想过要搬走。
“他们（巴勒斯坦人）就是要把我们吓走，好占我们的地方，决不能让他们得逞，”她不会讲英语，通过拜迪翻译告诉我。哈达萨见到生人很羞怯，手里不停转着线团。
一天临睡前，哈达萨的父亲进屋看孩子们睡着没有，突然一颗子弹从他头顶飞过。哈达萨说，她8岁的弟弟反应是：接着睡觉！
“你认为这样的生活‘正常’吗？”我问。“父母来到这里时，就知道将要面临怎样的生活，” 哈达萨说。
陪同我们来到这里的定居点发言人威尔德说，以色列军队进驻对面山头后，哈达萨家的安全形势有所好转。走出哈达萨家，10米开外，以色列军队正在修建地下掩体，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疏散这里的几户定居者家庭到那里躲避。
威尔德指着哈达萨门口一块铜匾叫我们看：“献给亲爱的士兵我们与你们亲如一家”。
在以色列军方提供的隔离墙路线图上，还看不到隔离墙与希伯伦的联系。如果隔离墙真的成为今后巴以实际边境，那么希伯伦定居点就将划到巴勒斯坦一侧。希伯伦犹太人社团负责人沙尔·古斯汀（Shaul Goldstein）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如果有一天，以色列军队为划定边界前来拆除定居点，定居者们会全部出去反抗，但谁也不带枪。
2004年5月6日，以色列军方组织外国记者参观隔离墙及其监控中心。
参观开始之前，一名以色列军官在烈日下抖开一张地图，中校沙伊·布雷弗曼指点“江山”：“巴勒斯坦人说隔离墙圈走了他们的土地，实际上隔离墙在绿线以内只有2％……”
以色列军方提供的隔离墙地图上，还附有一些图表：以色列地图放到美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的版图上，其面积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左下角是一幅血淋淋的图画：巴勒斯坦人体炸弹的来路及爆炸地点、死伤的以色列人数从“没有‘安全篱笆’的西岸”渗透至以色列境内的人体炸弹，夺走了502名以色列人的生命；而全面封锁下的加沙地带，只有两名人体炸弹成功越境。
布雷弗曼说，自杀爆炸，大多需要数座不同巴勒斯坦城市“合作”。例如，“人体炸弹”来自杰宁、炸药来自纳布卢斯、运送人体炸弹的汽车来自图勒凯尔姆，最后在离以色列城市最近的萨拉吉利耶会合。“所以萨拉吉利耶四周全部被‘安全篱笆’包围，” 布雷弗曼说。
布雷弗曼正向记者们讲解时，忽然一名头戴圆帽的犹太人妇女走过来，说“我要告诉你
们，我们反对隔离墙，因为‘犹地亚和撒玛利亚’本来就是以色列地，不可以让给巴勒斯坦人……”记者们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在她身上。“相信我，我也服过兵役，曾经担任中校，我有理由反对现在以色列政府的行为！”有记者问她，如何知道今天有记者在场，这名叫绍莎娜·希洛的妇女说，她看见有一群人站在这里，猜想是参观活动。问到她从哪里过来，竟然是一年前、隔离墙动工之初，“自由新闻”通讯社拜典带我去的那家咖啡馆！
乘坐以色列军方提供的大客车，一路尘土飞扬。隔离墙全长700多公里，四分之一以上的路段已经竣工。沿途铁丝网林立，间或看到水泥围墙高耸。发言人解释说，在人口密度大，遭袭击系数高的地段，如耶路撒冷，隔离墙采用全部水泥结构，其它地方则采用多重铁丝结构。
与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交谈，一旦吐出“隔离墙”这个词，他们会不厌其烦地纠正你，“这不是墙，只是一道篱笆。”
此次参观的“重头戏”是隔离墙监控中心。布雷弗曼一再强调，不准拍摄任何照片，最后还是要求记者们把照相机、摄像机留在车里，才算放心。监控中心由几间满室电脑的办公室和一座兵营构成。
办公室里没有人高声说话，穿深色制服的7名以色列女兵目不转睛盯着电脑和电视屏幕。电视连接着隔离墙上的摄像头，每100米隔离墙就有三台摄像机不间断交错扫视；电脑屏幕上显示着不同图形和数据。一名记者刚要与女兵交谈，被布雷弗曼喝住。
“与黎巴嫩、叙利亚边境的樊篱不同，‘安全篱笆’全部采用最先进的设备，” 布雷弗曼眼睛里闪出一丝骄傲，以色列巡逻士兵的军车也装有视频接受系统，以便同步收看隔离墙上的情况，“任何风吹草动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以色列士兵的巡逻车会在几分钟内赶到篱笆上的任何地点。”隔离墙的电力全部依靠太阳能。
电脑室连通一间指挥室。比普通电视屏幕大三倍的宽幅显示器上，播放着各段隔离墙的情况，供军官们做出判断。眼前的显示器上，是一排秃了枝的橄榄树。我问布雷弗曼，是否因为橄榄树遮挡了隔离墙上摄像头的视线，所以以色列军队在筑墙同时，铲平巴勒斯坦人的果园？布雷弗曼回答说，以色列的确砍伐了一些巴勒斯坦人的橄榄树，但树的主人都得到了经济补偿，以色列还帮助巴勒斯坦人将其中一些树挪到其它地方种植，“我们拿着树问巴勒斯坦人，‘你希望种在哪里我们就帮你种在哪里’……”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丝骄傲又回到布雷弗曼脸上，“‘安全篱笆’修筑以前，经常发生巴勒斯坦村庄汽车遭窃、转卖到其它村庄的事情，现在连这种情况都杜绝了，一家巴勒斯坦保险公司的老板还感谢我们呢……”
布雷弗曼强调，以色列建造隔离墙的同时，“处处注意保护巴勒斯坦人的正常生活”。因此，隔离墙每修建一公里花费的100多万美元中就有16％用于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方便，包括在紧邻的两座巴勒斯坦村庄之间铺设隧道。
想起加拿大志愿者安也说到“隧道”的情况，我向布雷弗曼证实，修建隧道的经费到底由谁支付？布雷弗曼肯定地说，“以色列政府，目前正在修建中的一条隧道，连接萨拉吉利耶和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村庄哈卜勒，长一公里，花费1000万谢克尔。 ”登上汽车之后，他又通过麦克风向车上30多名记者宣布：“以色列政府支付修建隧道的全部费用，巴勒斯坦方面没有出一分钱……”
大客车继续上路，开上隔离墙。“这里，就是无数媒体报道中提到的被隔离墙分开巴勒斯坦一家人，” 布雷弗曼指着车窗外几间水泥房子说，“事实上，我们特地为他们开了一扇门，还给了他们钥匙，这户巴勒斯坦人随时可以穿过隔离墙，”记者群中发出一阵议论，汽车没有在那里停留，很快掠过去了。
徒步上墙，布雷弗曼一手搭在铁丝网上说，“只要触摸隔离墙，监控中心就会收到8种不同声音的警告。”墙体外围还有一道铁丝圈，是为了阻止动物咬食。墙体左右留出巡逻车道，车道外还有一条宽约两米的土路，一旦有人翻越隔离墙，以色列士兵可以从土路上留下的足迹，判断对方去向、人数及是否携带物品。
“巴勒斯坦人有没有可能在隔离墙下挖通道，正如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难民营所发生的？”同行中有记者问。布雷弗曼踩了踩脚下的土说，“放心吧，这里的土质比拉法硬多了，很难挖通道！”
放眼望去，脚下蜿蜒起伏的隔离墙，四周一片静谧，空无一人。一名发言人站到我身边说：“你脚下踩的还是以色列土地，我们并没有把篱笆修到巴勒斯坦一边！”然后，他又高声对记者们说：“有人谴责以色列修建保护自己的篱笆，如果谁有比修建这堵墙更好的主意，我可以告诉你们以色列总理府和美国白宫的电话号码……”
问及隔离墙修建之初，是否在树干上订几张字条命令巴勒斯坦居民全部搬走？三名陪同记者团的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互相询问了一会儿，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情。级别稍高的大卫说，“我可以肯定，动工之前，以色列一定同巴勒斯坦村庄负责人商量过，之后可能以字条的方式再次提醒居民……”
回到客车，再次进发。途中刚好有一道隔离墙上的“黄色栏杆”门开放，巴勒斯坦人赶
着驴车马车“出墙”。在记者们的强烈要求下，停车拍照。正当我们蜂拥向“黄色栏杆”，遭军方发言人阻拦，只得在间隔大约300米处拍摄。我往前走了几步，立即被喝住，“你有一台好相机的，”发言人还是微笑着说，意思是我可以用长焦镜头拍摄，不必靠近。“是好相机，但是还不够好，”我礼貌而忿忿。在我的镜头里，巴勒斯坦人只是个小黑点。
一两分钟后，汽车发动机不耐烦地叫嚷起来，我们不得不全部上车。后来听同行的外国记者说，上次以色列军方组织的“隔离墙之旅”，也遇到过类似情况，结果记者们同巴勒斯坦人“零距离”，聊个没完，令组织者不快。
在中东的最后两个月
2004年4月的最后几天，匆忙中离开加沙，至今没有回去。
出加沙，重返埃及，最后从以色列起飞。在中东的最后两个月，经历了空间的变换，时间的逼近。最后两个月，空间拉开距离，印照过去两年的影子；而离任时间的越来越近，来不及追悔那么多未完成的心愿。
出加沙
一切来得太突然。连夜打好行装，看天空一点点亮起来，金红的霞光射进我呆了两年的“作战室”。加沙，那太过熟悉的楼房、街道、地中海，甚至窗外的鸡鸣和犬吠，我在心中隐隐作别。
第二日。由于埃雷玆检查站“凑满5个记者才放行”的规定，我没能出关，折回加沙。
第三日。见到雇员沙乌德和阿马德。本想瞒住他们，没想到他们早就听说种种消息。
“我们就象生活在榨汁机里，布什和沙龙挤啊挤，然后喝掉，”阿马德说。我不敢正视他亮亮的眼睛。
加沙地带365平方公里，150万人。
第四日。迎面碰上“鱼”饭店那个总是穿白衬衣、精精神神的侍者贾迈勒。
“还要我帮你算命吗？”正给别人送餐的贾迈勒，跳下车笑着对我说。到加沙的第一个晚上，同交接班的记者王昊、雇员沙乌德、阿马德在“鱼”饭店喝土耳其咖啡。贾迈勒翩然而至，教我把喝完咖啡后的杯子倒置，待液体流尽，根据杯壁上残留的咖啡渣图案解读命运。“你是新来的，”转着我的咖啡杯，贾迈勒第一句话说得很准，“你将在这里受到热情的欢迎，度过愉快的时光……”
贾迈勒从人家院子里剪下一束红艳艳的月季。“献给谁啊？”我问。他亮出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给未婚妻，我刚订婚。”
加沙地带150万人。
第五日。“抵抗”还在继续。站在顶楼，清晰听到一声爆炸。电视台几分钟后报道，附近一处犹太人定居点遭了哈马斯发射的火箭。
门前的巴勒斯坦警察伊卜拉辛过来聊天，说起“天堂里72美女”。他说，遭以色列导弹袭击身亡的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现在在天堂里，面目是20多岁的小伙子，腿脚全都好了，还有72美女侍奉着他。为了证实这一点，他翻出经书，指给我看：“你看，这里说了，寿终正寝的人也能上天堂，但待遇不同，没有美女陪伴……”
午夜2时，“突突突”的飞机声由远及近，在近处停留一阵，又远去了。
第六日。早晨7时，一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