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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局芯褂�1000美元是职工的医疗保险，比其所消耗的钢材成本还高！而中国的劳动大军，则越来越临时工化。职位、福利没有基本的保障。特别是许多工厂，让四十几岁的工人退休。这些人回到家里，工作技能退化。十年后一旦人口老化需要一些高龄职工出来工作，这些人到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工作能力，加大了中国被抚养人口的比例。
对比美日的雇用制度，可以说美国是劳动力资源密集型，日本是劳动力资源集约型。美国地广人稀，有增加人口、吸收移民的潜力。没有人用就进口移民，人口老化得慢，不愁没有劳动力，结果使用劳动力就如同使用能源一样，不注意节约和效率，随用随扔。日本则人口稠密，移民条件差，人口老化快，现有劳动力日益减少。所以雇一个人，就要用到老，让他为社会干的时间越长越好。中国的情况，显然更接近于日本。所以，我们对已经有的劳动力要倍加珍视。而终身雇用制注重职工的长远利益，能够较好地维持劳动力的使用年限，保持现有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所以，市场经济中的终身雇用制，是一个值得探求的经营模式。
第三，教育要适应劳动市场的需要，不能再以计划的手段办教育。目前的“民工荒”，还属于劳动力市场的表层危机。深层的危机恐怕是劳工缺乏训练，劳动生产率低下，无法胜任更复杂的技术工作，进而没有提高自己工资水平的本钱。对此，国家应该做的，是为教育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鼓励私立学校的发展。对于一些教职员过剩、规模过大的学校，应该进行分解，就像韩国在1990年代末金融危机后分解垄断的大财团一样。这些经过分解后的学校，规模降到和民间学校相当的水平，其经营会灵活，对市场反应也会更迅速，也使私立学校有可能与之竞争、争夺生源。这样，各学校就不会争先恐后地消耗资源、成批培养劣质博士，而是注重本科生的教育，注重短平快的职业培训，使教育直接对劳动力市场负责，特别是承担起将农村民工迅速转化为世界一流的产业大军的使命。也只有这样，劳动力的素质才能跟上技术进步的进程，保证中国制造业长远的竞争优势。
三
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最为矛盾的现象是，一方面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的“世界工厂”，认定制造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待这一注定要长期在我们社会中生根的制造业的基础———蓝领工人时，却是典型的短期行为。结果，产业是长期的，工人却是临时的。本来，近25年中国的经济起飞，制造业的工人立了首功，而且在未来几十年他们还将是中国发展的主动力。可惜，中国社会崇拜的是所谓“中产阶层”，而且将这个“中产阶层”明确定义为白领。市场追逐着这些“中产阶层”口味，奢侈品大行其道，教育争先恐后地为这一阶层生产高等文凭。
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蓝领的中产阶层。这一阶层达到“小康”，才能创造健康的消费品市场。我们的教育，应该为这一阶层提供必要的技能训练。蓝领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自信，有足够的经济和教育资源，中国的制造业才可能升级。我们才有资本谈“中国的世纪”。
（作者系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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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自治
南方周末 2004…08…05 15：59：54
■丁林专栏
今年是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年。选举日是在年底的11月，可是，7月底的现在，所谓选战已经热火朝天了。
在写下“热火朝天”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不久前的台湾“大选”，这才觉得，这四个字对美国来说，好像不太确切。因为，和台湾相比，这里是太冷清了。在台湾“大选”期间，我们常常可以从他们的媒体上，看到“民气可用”四个字。在美国，“民气可用”是非常负面的词，是政治家利用民众情绪的宣示。因此，哪怕有此用心的政治家，也不敢公然如此宣言。
可是，假如现代政治家都在心中希冀着煽动和利用民众，那么，宣言不宣言的区别在哪里？我想，区别在于一个社会共识。当“民气可用”公开成为一个宣言的时候，说明这个社会的民主还不成熟，民众本身对政治家还没有足够的警惕。被利用也觉得是理所当然。所以，政治家可以大张旗鼓地煽动民众的过激情绪，竞选场面也就会更“热闹”，甚至“火爆”。
说美国的选战“热”，只是美国的两大党都在开大会，候选人也在四出作竞选演说。美国的大多数城市、小镇和乡村，都插了许多宣传牌子，上面写着自己中意候选人的名字。然而，在这些牌子中，你很少看到总统候选人的名字，而更多的是当地的法官、治安警察、议员、检察官，甚至校董会成员，等等。这也是美国竞选的特点，美国人对当地选情的关心，有时甚至会超过对总统大选的关心。
所谓的草根性，是民主制度一种自下而上的生长。这也是大选年表现出来的一个美国特点吧。这样的草根性让我想起一个朋友对我说的，她看到的欧洲课本，在告诉孩子们，你在哪里，你的家在哪里，你住的村子在哪里，你的村子在这个国家的什么位置，你的国家又在世界的什么地方。这在美国也有共通性。美国孩子习惯从我做起，从参与教堂募捐、参与社区建设做起。这样细胞性的建设，源于从最小的社会单元开始，向外逐步扩展的自治。
自治其实是人的自主要求的扩展。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的一种本能。人希望在最大限度上，能够为自己作主。自治，就是给一个社区提供了按照自己方式，去尝试和追求幸福生活的一种可能。也给这个社区居住的普通人，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我们家附近的小镇，是美国最基本的行政单位。像镇长这样的行政职位往往是没有工资的。可是，创造本能总是在促使人们出来竞选。
美国自下而上的自治，也给不同的理想提供了试验机会。例如，美国有的是“共产主义”社区。在那里，一些有着“共产主义”理想的人聚集在一起，按照他们理想的原则生活。大家看到你们要试验新的花样，一般是乐观其成。假如这样的实验社会被普遍认为是“更幸福”的，那么参与的人就会多起来，社区就会扩大。
因此，自治，也在保证社会形态的自然选择和淘汰。只是在自治的自然发展中，大多数人迄今为止决定要“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自治也就避免了“专家设计道路”等可能出现的主观偏差。
地方自治在美国不是乡村概念，而是由小扩大的概念。从村镇自治到县自治，州更像是一个小国家。而人完全是自由的。你可以选择对你合适的地方生活。这样，竞选也就有着很强的活力在其中。美国的竞选和选举，是从下至上、一层层的民众在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美国大选的主要议题，总是立足国内的。例如民主党的候选人克里，今年广为散发的竞选宣传品，和伊拉克战争无关，他的五大议题是：就业，健康照顾，教育，环境，民权。
假如我们忽略美国的逐级自治和竞选，我们也会看不懂它的大选。
（作者系旅美知名华人作家）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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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巢”及其暂停是一个缩影
南方周末 2004…08…12 14：55：24
方舟评论
□刘洪波
雅典奥运会就要开幕的时候，北京奥运会的“鸟巢”暂停施工了。与“鸟巢”同样需要调整方案的北京奥运场馆，还包括被称为“水立方”的国家游泳馆和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的大屏幕视频墙。还有哪些场馆的设计方案将要调整，以及这些调整将会减少多少建筑费用，尚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不过，重要的是节俭问题已经被开始落实。这是一个好信号。
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任何一个城市举办，都意味着庞大的工程建设，意味着种种最先进的技术手段的运用。高昂的费用曾经使奥运会成为经济上的噩梦，巨大的亏空也曾使申办的热情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1972年甚至发生了交还冬奥会主办权的一幕。直至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扭转局势，使举办奥运会变成一项有预期盈利的事业。
尽管如此，在近几届奥运会的筹办过程中，仍然时常听到建设工程进展不顺畅的消息，巴塞罗那、亚特兰大、悉尼的场馆工程建设都引出过“能否如期举行”的担忧。雅典奥运会更是在赛前5个月，仍有半数场馆未能完工。这足以显示出奥运计划的支出是何其巨大。现代奥林匹克与古希腊奥林匹亚的定期竞技集会显然已不是一回事了，如同当今生活中一些最简单、最纯粹的欢乐已经变成奢侈。
对于视举办奥运会为综合国力之证明的国人来说，“经费困难”显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既然困难的年头我们都能搞成“两弹一星”，还有什么大事是不能“集中力量”去办成的呢？举办任何一件重大国际活动，都是为国家争脸面的事情，第一位的是完美，是显示国家不输于任何人的强盛。但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不等于是铺张浪费，“两弹一星”也是在勤俭节约的条件下搞成的。所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节俭办奥运”应成为筹办活动的准则。不要说我们还不富裕，即使富裕了也仍然要由“节俭”当家。
当然，奥运之类的大活动往往也被视为建设和发展的良机。平心而论，抓住契机，促进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要警惕的是铺张的倾向，事实上，铺张已经成为许多城市建设的取向。因为“展示形象”的需要，就将社会财富换成一片片高楼堆积在街边。现代化、国际化差不多被认为相当于“银座化”、“曼哈顿化”，所以“现代化成就”也必然会以多少幢高楼、多少个标志性建筑为象征。因此，“鸟巢”调整方案，需要思索的不只是重视工程的节俭问题，还应该有怎样使节俭成为政府与当代社会的精神，节俭出来的纳税人的钱如何用在发展的当务之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有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无视社会公正、共同富裕的巨大挑战。不要以为发展就是高楼大厦，现代生活以及塑造这种生活的那些软材料———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等———才是实实在在的，它不是象征，不是标志，而是现代化的导因、内容和结果。为北京奥运而建的“鸟巢”，乃是很多个象征与标志的一个缩影。而“鸟巢”的“瘦身”及其缓建，则应视为厉行科学发展观的一个信号，我们希望这个信号能够发挥指示的作用，乃至于使它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缩影。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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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启动公务员工资改革
南方周末 2004…08…12 14：55：46
□本报记者 李梁 □实习生 苏永通
“今天你被‘阳光’了吗？”
今年7月以来，在北京市一些年轻公务员中间，悄悄流传着这样一条手机短信。
7月初，北京市海淀区年轻公务员杨俊（化名）从在市劳动局工作的同学那里也收到了这条短信。这是啥意思？一贯老实埋头工作的杨俊莫名其妙，打电话过去问。“傻瓜，咱们要实行阳光工资啦，据说每月至少涨八九百！”同学在电话里喊道。
十多天过后，杨俊拿到了自己的工资单。谜底揭开了，果然如他这位消息灵通的老同学所言，这个月他的工资名目少了很多，但总的钱数比上月增加了近700元。
杨俊收入的增加，得益于北京市刚刚启动的“阳光工资”改革：把公务员的所有收入公开化、透明化。
事实上，这场政府主导的公务员薪酬改革，显然具备复杂的涵义，官方语言对此的描述是“清理整顿机关津贴、补贴、奖金，规范公务员收入”———公务员收入的行业差、地区差，收入的不透明，津贴、补贴、奖金等众多“隐性”收入，都成为这场改革指向的对象。
“阳光工资”改革选择在公务员最敏感的地方开刀，撼动了长久以来的部门、级别和地区间公务员收入落差和工资外收入的隐性地带。种种理性和非理性的议论因此而生，情绪和情感交织，兴奋和失落消长。
盛夏热改
在杨俊的记忆里，自从去年SARS结束后，关于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