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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遍适用的，任何教学方法都离不开这十条原则。毫无疑义，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这些教授法，乃是总结了前人的丰富教学经验的结果。
在文化历史悠久的古中国，最早讲到教授法的要数《礼记》的《学记》篇。它说：“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这就是说，一年四时都要有一定的教学内容，课外必须认真自习，加以辅导。正课和辅导课要密切结合。没有一定的辅导课，正课就学不好。不努力自习，也学不好正课。正课与课外作业结合得好，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更高，学习的成绩一定也更好。《学记》中还说了教师和学生应当注意的其他许多事项。比如说：“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又说：“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这些的确都是教学两方面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
除了《学记》以外，其他书籍记载教学方法和经验的还多得很。例如《国语》载：“朝而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修复，夜而记过。”这就把教学的程序规定得非常清楚。照我们现在的话说，这就是要求老师给学生讲授课业的时候，必须当场讲解透彻，使学生完全懂得，下课以后再让学生自修和复习，容易记错的地方特别要多记几遍。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设定的学校制度，虽然教学的目的是落后的或反动的，但是教授法仍有许多可取之处。汉代的儒学是人所共知的，可以不说；且说蒙古族统治的元代。据《元史》《选举志》载，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这样的教授法，明清以后基本上没有改变。
而且，从前有许多知名的学者，往往私人讲学，他们的教授法更有特色，如宋代廖莹中的《江行杂录》描写了司马光的教授法，他说：“温公之仕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县，每日与本县从学者十许人讲书，用一大竹筒，筒内贮竹签，上书学生姓名，讲后一日即抽签令讲，讲不通则微数责之。”我们的教师对学生的要求似乎应该比司马光更严格一些，而决不应该比他还不如。
具体说来，各科有各科的要求，当然说不完。但是，不管什么学科，教师总应该经常考查，直到学生真正懂了为止。复习的题目尤其应该使学生觉得有兴趣，而不觉得是负担。教师自己更要经常努力学习，对自己讲授的学科内容，如果学得烂熟，教起来自然就能生巧了。
“科班”的教育法
读了盖叫天老先生的艺术经验谈《粉墨春秋》以后，有许多感想。偶尔跟朋友们谈起这本书，特别对于其中所述的旧科班的教育法——量体裁衣，总觉得意味深长。
所谓量体裁衣，在这里实际上是指的老师培养学生的方法，也就是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前途，表现出严肃负责的精神。这对于我们现在教养子女、培育青年、训练干部等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盖叫天老先生的这一部书，绝大部分是根据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写成的。当他讲到量体裁衣的时候，虽然他声明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不过他还是亲眼看见过那些情形的。他说：
“早先，孩子们进科班，与现在学校招生相仿佛，也有一种考试的办法。不过这考试不是决定录取不录取，而是决定孩子们在生、旦、净、末、丑中学哪一行当。”
你看，旧戏班的老师一开始就要替学生决定他应该学习什么行当，这是何等认真负责的态度啊！我们对自己的子女和青年学生，似乎都还缺乏这种负责的精神。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一般人不注意培养青年的方法，特别是不善于掌握对每一个青年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量体裁衣的方法。盖叫天老先生详细地介绍了这种教育方法。他说：
“入科班那一天，老师坐在屋子里，孩子们都守在屋外面，静候老师的传呼，叫一个名字进去一个。第一个被叫到的，推开房门，一闪身进去，站定。老师一看是个身体魁梧的孩子，大大的个儿，长得粗眉大眼。老师吩咐：上前走五步。他应声朝前迈了五步。一步步迈得很扎实。咳嗽一声！老师又吩咐。哈哼！他大声咳了一下，很响亮，听上去粗壮中透着正气，有那么一点类似二进宫里的徐延昭气派。于是，在花名簿上这个孩子的名下，老师给暗暗地注上个铜锤字样。然后让这孩子退过一边。”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进行了初步的了解，有的象“老生”，有的象“二花脸”，有的象“小生”，还有象“青衣”、“花旦”、“彩旦”的等等，“老师都按孩子的身材、形态、声音，分角色不同的行当和类型，先暗暗记上一笔”。虽然，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初步的印象，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但是，有了这么一些具体的初步印象却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老师还要进行比较深入的考察，以便更加了解学生的兴趣和特点，好给他们选择适宜的行当。为了这个目的，下面的过程是必要的：
“孩子初入班，头几天老师们不给他们一点儿规矩，让他们和大家一样，任自己的野性子，自由自在地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不感到一点拘束。清晨起来，科班里练功的时候，让新入科的孩子们在一旁观看，老师同时也在那里暗暗观察每个孩子的表情，看他们对哪一路行当有兴趣。……这样老师对每个人的性情爱好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于是又在这些孩子的名下暗记一笔。……经过几天的观察，孩子们又再一次给叫到老师面前。……你愿意学什么？老生？花旦？武生？小生？还是花脸？孩子想了一想，说出了自己的愿望。老师把他所说的和这几天观察的结果对照一下，没错，他的举止行动和他自己的愿望常常是相一致的，于是这才按生、旦、净、末、丑，决定下每人应学的行当，而孩子的命运也就这样大体上被确定了。”
看来旧科班的这一整套方法是符合于教育学原理的。我国古代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也很注意“量才而教之，量才而用之”的原则。如《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在一篇奏疏中提出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他还建议：“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类似这样的主张，历代都有，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简直很不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
然而，这种量体裁衣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也是从实际出发、符合实际需要的。整个社会全面地采用这种方法，就能够有计划地造就各种各样的人才。但是，这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天才教育”那一派学说，必须区别清楚。旧中国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如胡适之等人，曾经对于所谓“天才教育论”随声附和，极端片面地主张只让少数“天才”去受教育。比如《胡适论学近著》中写道：“从那绝大多数的青年学生里，选拔那些真有求高等知识的天才的人去升学。”这就等于把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都关在“高等知识”的门外了。这种所谓“天才教育”岂不是荒唐之至吗？
我们绝对不能赞成那样的“天才教育”。我们主张聚天下人才而教育之，教育的方法是因才施教，也就是量才而教。这种教育方法，是集体教育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方法。根据社会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允许各行各业培养和使用必要数量的人才，让每个青年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都能得到老师的具体帮助，而每个老师对学生也都能负责到底，量体裁衣，使各种人才各得其所。
写到这里，旁边有同志问道：你这不是主张恢复旧科班制度吗？我说：这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何不可！
“烤”字考
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西城宣武门内大街有一家著名的“烤肉宛”。但是，很少有人去注意这家的招牌有什么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实，这个招牌的头一个字，“烤”字就很值得研究。
前几天，一位朋友给我写来一封信，他说：
“烤肉宛有齐白石所写的一个招牌，写在一张宣纸上，嵌在镜框子里。文曰：‘清真烤肉宛。’在正文与题名之间，夹注了一行小字（看那地位，当是写完后加进去的），曰：‘诸书无烤字，应人所请，自我作古。’（原无标点）看了，叫人觉得：这老人实在很有意思！因在写信时问了朱德熙，诸书是否真无烤字；并说，此事若告马南邨，可供写一则燕山夜话。前已得德熙回信，云：‘烤字说文所无。广韵、集韵并有燺字，苦浩切，音考，注云：火干。集韵或省作熇，当即烤字。燺又见龙龛手鉴，苦老反，火干也。’烤字连康熙字典也没有，确如白石所说，诸书所无。”
我很感谢这位朋友，他引起了我的兴趣，也引起了报社记者同志的兴趣，他们还把烤肉宛的匾额等拍了照片。原来这个匾额的款字写着：八十六岁白石。计算齐白石写这个匾额的时候，是一九四六年，还在解放以前。
据说，当时白石老人常到宛家吃烤肉，多次写字画画送给店主人。比如有一次，白石老人画了几枝梅花，题两句诗：“岁寒松柏同精健，知是无生热血多。”这似乎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期间表示一种不甘屈服的意思。他用这副画送给烤肉宛，当然也包含有对店主人的勉励之意。过了两年，白石老人八十八岁的时候，又画了一幅寿桃送给店主人，题曰：仁者多寿。不难了解，这不但是老人自寿，而且也为店主人祝寿。齐白石和店主人之间这样亲密的关系，实际上不过是烤肉宛和各阶层市民群众的亲密关系的一个反映而已。
因为烤肉宛服务的对象，主要的是城市的劳动人民，所以这一家的招牌也是按照人民群众的口头语来命名的。你看这个招牌多么通俗，多么容易上口啊！为了适合于劳动人民的口语，用字是否要考证出处，当然就不算什么重要的问题了。
特别是在解放以后，按照群众的习惯和需要而产生的许多简体字，逐渐被社会所公认，成为正式通行的文字，因此，象烤肉宛这样的招牌，就更加使人一见如故，不以为奇了。
应该提到，梅兰芳同志生前，曾于一九六○年十月为烤肉宛题了一首诗。他写道：
“宛家烤肉早声名，跃进重教技术精。劳动人民欣果腹，难忘领导党英明。”
的确，烤肉宛三字，对于北京的劳动人民实在是太熟悉了。拆开来，光说一个烤字，人们也会马上联系到烤肉或烤肉宛。
这个“烤”字虽然是“诸书所无”，但是并非完全不可稽考的毫无根据的杜撰文字。前面摘引的信上已经查考了《广韵》、《集韵》都有“燺”字，《集韵》又省作“熇”字，就是“烤”的本字。不但这样，《说文》中也有“熇”字，段玉裁注云：
“火热也。大雅板传曰：熇熇，然炽盛也。易：家人嗃嗃，郑云：苦热之意，是嗃即熇字也。释文曰：刘作熇熇。”
由此可见，“熇”字的出处应该追溯到《诗经》《大雅》
《板》八章中。原文是：
“天之方虐，无然谑谑。老夫灌灌，小子跷跷。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熇熇，不可教药。”
最初显然没有烤字，而只有熇字，这是可以肯定的。那末，后来为什么变成烤字呢？看来这大概因为熇字是“苦浩切，音考”，日久天长，人为了了便于记忆，索性把它改为从火从考。从火则表示以火烘热；从考表示它的读音。这是很合理的一个改变，它符合于我国文字推演和发展的一规规律。
近几年来，大家在推行简体字的过程中，都比较熟悉“约定俗成”的道理。“烤”字的长期演变过程，恰恰就是约定俗成的一个典型。
然而，对于这么一个早已被公认了的俗字，齐白石采用它的时候，却要郑重注明是“自我作古”，这是多么认真的态度！比起白石老人来，我们现在对于简化字体的工作，有时态度就未免轻率了一些。
以“烤”字为例，我们似乎可以试将新的简体字，一个一个地进行查考，看看它们是否都是有来历的和合理的。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
我家昨天接待了一个学美术的青年人，他要我给他题字，我就写了八个字：十日一水，五日一石。
青年人要求解释这八个字的意思。他对这八个字并不感到陌生，但是他要求作进一步的了解。我当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