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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吵嘴
在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第四路环行汽车上，前天发生了一场吵嘴的事情。一位目击者叙述当时的情形说：
“当着四路环行汽车经过东单站的时候，上车的人很多。快要开车了，车门就要关上，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壮年人，一股劲地往车上挤。售票员说服无效，终于在车子已经开动的时候，再一次打开车门，让这个乘客上车。不料这个人上车以后，对售票员竟然大发脾气：你们把车开回家去吧，不用拉客啦！这么难听的一句话，立刻激怒了同车的人们。没有等售票员说话，有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就接话了：你为什么硬要挤上车来？那个壮年人接着又是一个挑战的语气：你是干什么的？你管得着吗？青年人理直气壮的说：不合理谁都可以说！壮年人毫不让步地吵起来：你懂个屁！这一场吵嘴就这样越吵越难听了……。”
他们为什么还会吵嘴呢？这样的吵嘴不是我们在旧社会里才遇见的坏现象吗？为什么经过解放后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几年的大跃进之后，现在还有人这样爱吵嘴呢？读者在来信中不禁表示极大的惊奇，因而提出了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吵嘴在旧社会本是司空见惯的，在解放前的北京，你随便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遇见人们因为一些小事而争吵不休，甚至于打起架来。那时候，社会秩序混乱，人与人之间充满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并且必然由此而北生了社会风气方面的欺骗、讹诈、恫吓、斗殴、争吵等等恶劣的现象。解放后十多年来，经历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我们的首都北京和全国各地一样，社会面貌已经根本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也随着起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的高尚风格已经逐渐树立了起来。但是，旧社会的残余在许多方面远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吵嘴作为旧社会的恶习之一，当然也不免还有残余存在。并且，在群众性的社会运动中，有些坏现象即便匿迹于一时，而日久玩生，又可能重新出现。这是不足为奇的。
有人说，吵嘴的现象所以会继续发生，是因为人们还缺乏“谦让的美德”。这个意思似乎是要以古人的所谓“谦让的美德”，照样搬来作为我们今天社会道德的准则之一。这样看问题究竟对不对呢？
不可否认，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所谓“西方文明”没有传到中国以前，我们中国人历代相传，都以谦让为美德。《易经》有《谦卦》。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书经》《大禹谟》利用大禹的传说故事来说教，提出了“满招损、谦受益”的口号，显然是为了维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的利益。《礼纪》更直截了当地主张“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周礼》也说：“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这些就是古人的所谓谦让，但是这些提法与我们现在反对自满、提倡谦虚的精神，从根本上说决无共同之点！
很明显，古人所谓谦让，往往是虚伪的，是“欲取而故让”。正如三国时代的曹操在《让礼令》中说的：“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斯合经之要矣。”可见“让”的目的是在于“得”，让一寸是要得一尺。这可以说是古代提倡礼让者的不打自招，这也是历代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提倡礼让的真意所在。旧社会中种种坏事正是在这样虚伪的以谦让为美德的幌子下干出来的。我们现在再也不要听信那一套了。然而，古人所谓谦让尽管是虚伪的，毕竟还不敢露骨地争吵，这一点也应该承认。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象四路环行公共汽车上发生的这一场吵嘴，并不是由于缺乏什么谦让美德的缘故。这一场吵嘴在实质上显然反映了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新与旧的斗争。那个四十来岁的乘客，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实际上代表了社会上很少数的落后分子，这种人对于社会主义的风格，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原则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满脑子还是旧思想意识和旧社会的坏习惯、坏作风的残余，有时就不免会暴露出来。而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社会主义的互助协作和集体精神已经日益深入人心，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少数落后分子残余的坏思想、坏作风是不堪容忍的，它们一旦暴露，就一定要遇到广大群众正当的反对。
我这样说，决不是小题大做，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是企图进行“煽动”叫大家给一些人乱扣落后分子的帽子，斗他一通。我们决不能这么做。对于那些落后分子，我们主要的是应当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我在上边说了许多话，我的意思只是要指出这种小事的社会背景和实质引起大家注意而已。
总之，我认为四路环行公共汽车上的这一场争吵，虽然只是偶然发生的一件小事，但是，它却表明了我们现时社会生活中新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对于这一类事情，既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应该熟视无睹。我们应该提倡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必须认识清楚。要知道，任何重大原则的分野，常常是隐伏在不被注意的细微末节之间，有识者不可不察！
生活和幽默
许多外国朋友常常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比较富于幽默感；而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我们中国人多半是一本正经的，不喜欢幽默。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看法，姑且不必管它。但是，说我们中国人不喜欢幽默，却不是事实。问题还在于对幽默的理解，我们和外国的一些朋友未必相同。
幽默这个词汇，本来是照拉丁文的读音，直译为汉语的。我国古来不说幽默，只有滑稽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打开《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首先就能看到司马贞的《索隐》，他解释滑稽的含义是“滑谓乱也，稽同也。以言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能乱同异也。……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若滑稽之吐酒。”
显然所谓滑稽，在我国古文中的含义，比幽默的含义要宽广得多。它不象我们现在区分得这么清楚。我们现在随着中外思想的交流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已经可以区分幽默、讽刺和滑稽的不同含义了。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所谓幽默，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由于人们对生活中的矛盾和缺陷，引起了一种同情的苦笑，有时也会变成讥笑，但是，它并不等于讽刺。因为讽刺的对象往往是相当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所以它所采取的只能是一种比较尖锐的批评。至于现在人们公认为滑稽的含义，显然与幽默和讽刺都不大一样。现在人们所说的滑稽，主要是指那种夸张的打浑，甚至于是粗野的逗趣。这同我国古书上所说的滑稽的含义，广狭大有区别。以《史记》《滑稽列传》为例，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古人是把滑稽当做一个大概念，它既包括了幽默，也包括了讽刺。
据《史记》《滑稽列传》载，齐国的淳于髡“滑稽多辩”，但是传中所举的例子都属于幽默和讽谏，并非我们现时的滑稽所可比。同样，楚国的优孟、秦国的优旃也都不是用滑稽的形式，而是用幽默和讽谏的形式，揭发和纠正了当时的错误。虽然，汉朝的东方朔有一些表现近于滑稽，但是，他的主要事例仍然属于幽默和讽谏。
由此可见，我国自古以来实际上已有幽默的传统。如果说我们中国人不喜欢幽默，那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种幽默的传统没有被充分发扬出来，因此，在人们的日常接触中，自然会觉得幽默感比较少，甚至于有许多人过分板起脸孔，令人望而生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善意地提出，希望大家在生活中要有一点幽默，这大概不至于会遇到许多人的反对。特别是在劳动人民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他们的幽默感是很强的。我们有许多工人和农民都具有爽朗而诙谐的性格，同他们在一起往往能听到许多幽默的谈笑。留心采风的人，多多注意收集这类谈笑的资料，就能更多地了解民情。古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宋代郑文宝，在《江表志》中叙述了一个故事。他说：“申渐高尝因曲宴，天久无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渐高云：雨怕抽税，不敢入城。异日市征之令咸有减除。”在封建时代，苛捐杂税多得很，申渐高说出了“雨怕抽税，不敢入城”这么一句话，充分表现了幽默和讽谏的内容；后来市征果然减少了，更可以证明这句话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实际意义的。
一般说来，幽默并不一定都有实际意义，尤其是在我们的新社会中，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提出，得到解决，没有必要采取那样曲折隐晦的形式。然而，无论如何，人们的生活中总会有某些矛盾的现象，不免会叫人觉得可笑，因此，就不会没有一点幽默感。总之，我们的生活本身，自然会带来种种幽默，也需要有一点幽默啊！
他讽刺了你吗？
华君武同志的漫画《……遭灾》最近在《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之后，有一位编辑同志对我说，不久以前，他处理了一篇很长的稿子，恰恰是在办公室的电话上，给那位青年作者要了态度，大概这幅漫画便是取材于此。我听了这些话，起先颇不在意。
不料隔了两天，另一位中年的作者竟然也以为漫画所讽刺的对象就是他，并且忿忿不平地说：“文章写得太长了是事实，要说我掺水太多那可不一定。”啊呀！这真叫我吃了一惊，不知如何对答才好。当时我只轻轻地反问了一句：“呵，他讽刺了你吗？”
我真不了解，为什么有的人如此神经过敏，以致变得非常脆弱，缺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这种人几乎经不起一点讽刺，哪怕是善意的规劝性的讽刺，也受不了。其实，华君武同志的内部讽刺画充满着善意的规劝，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我同多数读者一样，很喜欢他的漫画。因此，我对于前面那两位朋友的反应，大不以为然。当时我没有想起什么话说，现在倒要说一说我的看法。
看到这幅内部讽刺画，我以为先要检查自己有没有同样的毛病，这是实质的问题；至于说取材于何处，以谁为讽刺对象等等，就用不着详细考证了。无论自己是否有同样的毛病，也无论漫画是否以自己为对象，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除此以外不应该采取任何别的态度，更不应该去查究他讽刺的是谁。因为，漫画的作者，也和其他的作者一样，可以根据某一人物、某一现象的特点，也可以把许多人物、许多现象的特点集中起来，构成漫画中的形象。如果你觉得他讽刺的就是你，那很好，你应该虚心检查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如果你觉得他讽刺的不是你，那也好，你也应该引以为戒，勉励自己不要发生同样的毛病。但是，你千万不可因此抱怨，更不可怀恨。
相传唐代李邺侯写过一首咏杨柳的诗，被杨贵妃的从兄杨国忠看见，认为是讽刺他身居宰相而不得人心，跑到唐明皇面前去控告。这个故事，载在唐代尉迟枢的《南楚新闻中》中。据称：
“李泌赋诗讥杨国忠云：青青东门柳，岁晏心憔悴。国忠诉之明皇。上曰：赋杨者讥卿，赋李者为联可乎？”这个李泌便是有名的李邺侯，他七岁能文，唐明皇召令供奉东宫，后来封为邺侯，家藏图书极多，所谓“书城”、“邺架”都是他的典故。这首诗流传不完全，只有这两句见于《邺侯家传》，不能认为这一定是讥讽杨国忠的。即便是讥讽杨国忠的，这在当时也是属于规劝的性质。然而，杨国忠却因此怀恨在心，诉之于唐明皇，欲加罪于李泌。稍明事理的人都知道这是无理取闹，所以唐明皇也不好支持杨国忠的控告，只得解释说：“赋杨者讥卿，赋李者为联可乎？”
虽然这是非常陈旧的故事，我未曾见过有人与杨国忠一般见识的，不过，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领会得到，对待这类讽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了。
或者有人会说，现有谈论的这一幅漫画，用杨国忠的例子来做比喻不大确切。那末，我们无妨再说一个知识分子的故事吧。这个故事仍然是发生在唐明皇的时代。据唐代高择的《群居解颐》载：
“秘书监贺知章，有高名，告老归吴中。明皇嘉重之，每事优异。将行，泣涕。上问：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乡里之荣。上曰：为道之要莫如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之子必信顺人也，宜名之乎！再拜而受命焉。久而语人曰：上何谑我也。我是吴人，乃瓜下为子，岂非呼我儿瓜子耶？”
象贺知章这样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