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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似乎不必用考证的方法，对它斤斤计较。
在同书中，还有类似的一些故事。例如说赵国有一个方士好讲大话，自称见过伏羲、女娲、神农、蚩尤、苍颉、尧、舜、禹、汤、穆天子、瑶池圣母等等，以致“沈醉至今，犹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赵王堕马伤胁，医云：须千年血竭敷之乃瘥。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于王曰：此有方士，不啻数千岁，杀取其血，其效当愈速矣。王大喜，密使人执方士，将杀之。”这才吓得方士不得不“拜且泣曰：昨日吾父母皆年五十，东邻老姥，携酒为寿，臣饮至醉，不觉言词过度，实不曾活千岁。艾先生最善就谎，王其勿听。赵王乃叱而赦之”。
这个方士最后要求饶命的时候说的这一段话，当然还是一派胡言，并且倒打艾子一耙，诬他说谎，可见方士的用心颇为不善。这又反映了一种情况，就是说大话的人也有秉性难移，死不觉悟的。
历史上说大话的真人真事，虽然有许多，但是这些编造的故事却更富有概括性，它们把说大话的各种伎俩集中在典型的故事情节里，这样更能引人注意，提高警惕，因而也就更有教育意义了。
两则外国寓言
有空的时候，看看外国的、民间故事和寓言，益处很多。它们短小精悍的文字，不但可以使我们增加许多知识，并且可以帮助我们彻底识破西方世界的贵族老爷们传家的衣钵。如果你有举一反三的理解力，那末，无论什么妖魔鬼怪，耍出多少花招，都将被你的慧眼一一看穿。
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寓言，较远的如古代希腊的《伊索寓言》，较近的如俄罗斯的《克雷洛夫寓言》，现在几乎也已经为我国一般读者所熟悉的了。这些寓言，显然都包含了深远的意义，以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它们常常被引用。马克思引用《伊索寓言》，列宁引用《克雷洛夫寓言》不是大家都熟知的吗？
且看《伊索寓言》吧。比如，那上边有一个故事说：
“有五种竞技的人，平常因为缺少勇气，被城市的人所非难，暂时，出外旅行去了。过了些时回来的时候，很说些大话，说在别的各城市屡次英勇地竞赛。在罗陀斯地方，曾跳得那么远，没有一个奥林匹克选手能及得上。他还说，那里在场的人可以给他作证，假如下回到那里去的话。当时有旁边有一个人喊道：喴！朋友！假如这是真的，你也不要什么见证，因为这里就算是罗陀斯，你跳好了！”
事实显然证明，说大话的只能胡吹牛皮，决不可能采取行动。直到如今，这们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他们之中，牛皮的大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其为吹牛则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资本产生和转化的时候，曾经提到了这个寓言，它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实际上，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这个寓言同样可以启发人们辨认出诡计多端的吹牛家，便于揭穿他的牛皮。
与伊索的这个寓言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克雷洛夫的另一个寓言。他说：“山雀飞到海上去，它夸口说，要把海水烧干。这话立刻优越传遍了全世界。恐怖包围着海神京城里的居民；鸟儿成群地飞翔；许多野兽都从林子里跑出来观看，海洋将怎样烧旺起来。甚至于有人说，爱听谣言的人，听了迅速地传播开来的传说，首先就带了汤匙到海边去赴宴，去喝那丰美的鱼汤。这种鱼汤就连包税专卖的人和顶阔绰的人，也从来没有请官署的秘书们喝过。人们都汇集拢来。大家默默地凝视海洋，等待着；偶而有人低声地说：快要沸滚了，马上就要烧起来啦！可是，事实并不这样。海水并没有烧着。至少总沸滚了吧？也没有。这伟大的计谋结果怎样呢？山雀害羞地飞去了；它放了一通谣言，海可没有烧着。”
请问，你听见山雀的夸口没有？你看见带汤匙赴宴的没有？这些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简直是司空见惯，毫不希奇。他们动不动就宣称要把海水烧干；或者用其他吹牛的方法，想要吓倒什么人。然而，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海水根本没有被烧着，而那些爱喝鱼汤的人们终于大失所望。这类事情发生在充满阴谋诡计的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和身上，应该承认完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讽刺马赫派的反科学理论的时候，曾经引用了这个寓言。马赫派夸大他们所谓“心理要素的作用，大吹牛皮。这同山雀要把海水烧干的胡说岂不是一样的吗？然而，马赫派自以为凭着他们的心理要素的作用，就能够为所欲为，而其结果，只能在实际的事物面前碰得头破身流，最后必然要宣告马赫派的破产。
山雀在牛皮吹破以行，只不过害羞地飞走了，这当然是幸运的；应该看到，在另外的情况下，牛皮既已吹破，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
古迹要鉴别
听说山东电影制片厂最近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是介绍泰山的名胜古迹和自然风光的。其中出现了古迹“舍身崖”的镜头。有的同志因此对舍身崖这个古迹的来历和意义发生了兴趣，要做一番查考。我觉得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愿意借此提一点关于鉴别古迹的意见。
我国名山大川到处有文物古迹，它们各有不同的来历，必须加以别，区分哪些是有意义的，值得保护和宣传的；哪些是没有意义的，不值得保护和宣传的；还有哪些是有反作用的，应该抛弃的。在这几种当中，特别是末后的一种，实际上根本不应该放在名胜古迹之列。但是，我们如果不查考它们的来历，就往往把它们也当做什么了不起的古迹，也笼统地加以保护，甚至替它们做了义务宣传，这就太不值得了。
泰山的舍身崖究竟算不算得是一个名胜古迹，我希望文物专家和有关同志进行认真的研究，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确认它是一个有价值的古迹，就应该提出正机面的解释；如果认为不是什么古迹，也要把理由说清楚，以免人们难辨是非。
原来所谓“舍身”是佛教的用语，意思是舍出性命，避免轮回的苦厄，祈求来生的幸福。泰山的舍身崖便是由此而来。在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此后一些信奉佛教的人，便到处传播轮回之说，并且劝人舍身。有的上许愿舍身，再用钱去赎身。如南北时代梁武帝萧衍，因为信奉佛教，曾经三次舍身于佛寺，都用钱赎回。萧衍是个皇帝，他当然不可能真的舍身。所以《梁书》《武帝本纪》载：
“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冬十月己酉，舆驾还宫，大赦改元。”
这样的舍身对于封建帝王和贵族是很容易做到的，而被剥削阶级群众则绝对不能做。所以，除了许愿舍身而又用钱赎身的以外，还有另一种舍身，那就是真的把性命舍了出去。有的人登上高山削壁，跳崖舍身。泰山的舍身崖就属于这一类。据明代万历年间刊印的《岱史》卷四载：
“舍身崖其北联属日观峰，下余三面，崖壁陡削数百丈，中有石凸起丈许。愚民往往舍身投崖，徼轮回之福。尚书何起鸣设垣墙示禁，因勒石曰爱身崖。”
何起鸣虽然是封建官员，也看不惯那些人舍身的行为，他尽力设法禁止跳崖舍身的不幸事件发生，并且把舍身崖改名为爱身崖，这个用意是很好的。可是，在过去那样黑暗的时代，有许多人为现实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了舍身崖，企图摆脱一辈子的痛苦，避免所谓轮回的厄运，追求虚空的未来幸福。那些舍身投崖的人，并不因为何起鸣等人的告示而有所悔悟。所以后来的《山东通志》又写道：
“舍身崖在泰山顶，东南削壁直下，约千丈余。四方愚民惑于轮回之说，多舍身其中。官设藩篱御之，亦不能禁。”
这就证明，那些跳崖舍身的行为，并非一段围墙和一纸布告就能阻止的。这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悲剧，恰如解放以前南京燕子矶常常发生跳崖自杀的事件一样。同时，这又是宗教迷信对于人们的最大毒害。在这一点上说，宗教比鸦片的毒害更要猛烈得多了。
过去游览泰山的人们，在他们的诗文中极少提到舍身崖，因为绝大多数人对它都不抱好感。有许多游客知道它的来历，根本不把它当做什么名胜古迹。偶然有只提到它，也是对它表示不满的情绪。如明代有一位不大知名的诗人李炯然，为舍身崖写过一首绝句，他说：
“舍身崖下深难测，每怪轻生世上人。
我亦有身偏自重，舍身除是为君亲。”
不管他说的什么君亲，这首诗毕竟表明，古代有许多人对舍身崖都是表示反对的。
那末，我们现在何必又把舍身崖看做泰山的名胜古迹而拍入镜头呢？如果已经拍入影片而不可更改的话，我以为就应该把它的来历说清楚，做一些消毒的工作。并且只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风景来看待，而不必说是什么舍身崖。然而，这对于介绍泰山的影片来说，会不会有点煞风景呢？我想也不一定吧！
由此应该得到经验，今后无论用什么形式介绍名胜古迹，首先要认真地把古迹做一番鉴别才好。
为李三才辩护
在北京的历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迹，似乎久已被湮没了。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最近我同史学界的个别朋友，偶然谈起此人。回来翻阅一些史料，才发现旧史家对李三才的评论颇有问题，应该重新加以研究。
李三才字道甫，别号修吾，明代万历二年进士，曾任“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户部尚书”等官职。他反对当时征收矿税的办法，并且积极支持东林党人。他是《明史》上的有名人物。
清初张廷玉等撰修《明史》，其中有《李三才传》。这一篇列传的末段，有几行带总结性的文字。它写道：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者，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看了这段文字，我们就不难想见，历来关于李三才的评论，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派观点。一派人说他好，一派人说他坏。这两派爱憎分明，旗鼓相对。这对于研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者，却也是个值得重视的例子。虽然，李三才远不能与历史上最著名的大人物相比，可是象他这样的历史人物，数量更多，更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明史》说李三才“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这句话并不是好话。如果照这样说，李三才似乎是惯于耍手段，弄权术的人。可是，事实地却不是这样。据明代《神宗实录》的材料，李三才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曾一再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他大胆地揭发了太监利用征收矿税的名义，大肆勒索，为非作恶的罪行。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治水旱。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夺俸五月”。这怎么能说是“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呢？
因为多次上疏没有结果，李三才曾经请求辞官回家，却又有许多朝士上疏加以挽留。当任职“凤阳巡抚”的期间，他也曾搜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奇珍异宝、龙文服器等等，并将程守训“下吏伏法，远近大快”。这大概就是被认为“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的证据吧！
当然，在那个时候还出现了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东林党人”，而“三才与深相结”。因此，当时有一班顽固腐败的势力，极力攻击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同时也极力攻击李三才。后来魏忠贤听一伙人，更把李三才和东林党人同样当做不共戴天的仇敌，那是毫不足怪的。
那一班顽固腐败势力，以邵辅忠、徐兆魁等人为代表，在太监们的嗾使之下，自然要大肆攻击李三才。他们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第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这也正是《明史》说他“性不能持廉”的事实根据吧。但是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请遣中官按问”，“清诸臣会勘”，“请上亲鞫”。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据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和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都说：李三才“尝语其子：身殁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车载出，一效张汤故事。亦足悲矣。公殁后，圹无志，墓无碑，所著无自欺堂稿、双鹤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