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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五月的插曲
今天是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碰巧是可以让我写作的那个人值班。多幸运啊，我又可以暂时做一个共产党的新闻记者，报道这个新世界的战斗力量的五一节检阅了。
不用期待我讲述那飘扬的旗帜。完全没有那回事。我甚至不能讲述你们乐于听的那些动人的故事。今天这里一切都十分平常。既没有像往年我所见到的通向布拉格街道的几万人所组成的洪涛巨浪，也没有像我曾在莫斯科红场上见到的壮阔的人海。这儿你见不到几百万人，哪怕几百人都没有。你只能在这里看到几个男女同志。然而你会感觉到，这已经不少了。是的，不少了，因为这是一种力量的检阅，这力量正在烈火中冶炼，它不会化为灰烬，而会变成钢铁。这是战斗时在战壕里的一种检阅。不过在战壕里人们往往是穿着灰绿色的野战军服的。
你也许觉得这都是些小事，当你有一天读到我所报道的你未曾亲身经历过的这一切时，谁知道你能不能完全理解它。
努力理解吧。你要相信，力量就在这里。
隔壁牢房的早晨问候，通常是用敲打两拍节的贝多芬乐曲送过来的，今天比平时敲得更庄严、更坚毅，而墙壁也用高昂的音调来传达它。
我们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所有的牢房都是这样。
我们全都装束好了才吃早餐。在敞开的牢房门前，杂役们端着面包、黑咖啡和水列队走过。斯科舍帕同志发给我们三个大圆面包，往常只有两个。这是他对五一节的祝贺——一个小心谨慎的人的实际的庆贺。发给面包时，他在面包下面捏了捏我的手指。说话是不允许的，他们甚至还监视你的眼色——可是难道哑巴就不会用手指头来清楚地说话吗？
女犯们跑出来在我们牢房窗下的院子里〃放风〃。我爬到桌上隔着栅栏朝下望，也许她们能看见我。她们真的瞧见我了。她们举起拳头向我致意。我也照样还礼。院子里，今天十分欢快而活跃，与往常完全两样。女看守一点没有发觉，也许故意不去注意。这也同今天的五一节检阅有关。
现在轮到我们〃放风〃了。我指挥早操。今天是五一节，朋友们，咱们用点别的操法开始，就让看守们惊奇去吧。第一节：一——二，一——二，抡大锤。第二节：割麦。锤子和镰刀。稍加想象也许同志们都会明白锤子和镰刀的意思。我四下张望。大家都微笑着，怀着极大的热情反复操练。他们全明白了。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五一节检阅呀，这个哑剧也就是我们的五一节宣誓：赴汤蹈火，至死不渝。
我们返回牢房。九点正。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正敲着十点，红场上开始检阅。父亲啊，我们跟你一道前进。现在那里已唱起《国际歌》，歌声响彻全球，让这歌声也在我们牢房里响起来吧。我们唱起来了。接着又唱了一支支革命歌曲，我们不愿意孤单，而且我们也不孤单，我们是和那些现我们一样在战斗着的人们在一起的……同志们在牢狱，在阴冷的拷问室，你们同我们在一起啊，在一起，尽管你们没有在这个行列里边……是的，我们是同你们在一起的。
我们二六七号牢房，就准备用歌唱来庄严地结束一九四三年的五一节检阅。是真的结束了吗？为什么女牢的那个杂役下午在院子里来回走动，用口哨吹着《红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和别的苏联歌曲，难道不是在鼓励男牢的同志们吗？为什么那个穿着捷克警察制服的男人，给我拿来了纸和铅笔，此刻正在走廊里警卫着，难道他不是在防止有人出其不意地抓住我吗？另外那个人不是竭力鼓励我写这个报告，并把写好的稿子带出狱外，把它小心地藏起来，让它在适当的时候问世吗？为了这一小片纸，他们是可能掉脑袋的。他们之所以冒这种危险，是为了把铁窗里的今天和自由的明天连接在一起。他们正在战斗，坚贞无畏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机动灵活地用他们力所能及的各种手段参加战斗。他们是普通一兵，默默无闻地工作，谁也想象不到，他们进行的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在这场斗争中，他们不是胜利就是牺牲。
你大概十次、二十次地见到过革命的队伍怎样进行五一节的检阅。那当然是雄壮的。但是只有在战斗中才能评价出这支队伍的真正力量，认识到它是不可战胜的。死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英雄行为是没有灿烂的圣光环绕的。而斗争则比你想象的要残酷得多，要坚持斗争并把它引向胜利需要无比的力量。你每天都能见到这种力量在活动，但却不是常常都能意识到它，因为这一切显得那样简单和自然。
今天，在一九四三年的五一节检阅里，你又重新意识到了这种力量。
五一节使这个报告中断了一个时候。这也好。因为在这个光辉的节日里，回忆会有些变样的，今天欢乐占了优势，也许会把回忆给渲染了。
但在回忆中，佩切克宫的〃电影院〃完全没有欢乐可言。
这是拷问室的前厅，你可以听到从拷问室传来别人的呻吟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你不知道在那里等待着你的是什么。你看到一些身强力壮、精神抖擞的人从这儿出去，经过两三小时的拷问，弄得身体残废、半死不活地回来。你会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答应着呼唤，——可是经过一个小时回来时，听到的却是由于疼痛和颤栗而发出的断断续续的窒闷的声音。
但还有一种更坏的：在这里你也会见到这样一种人，他们离去时，目光是正直而明朗的，回来时，却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也许是在楼上侦讯处的某个地方，仅仅由于一下子的软弱、一瞬间的动摇一刹那的恐惧，或者起了想保护一下自己的念头——结果使得今天或明天就会有些新的犯人，一些被过去的战友出卖了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将重新经历这一切可怕的事情。
看见丧失了良心的人，比看见遍体鳞伤的人更可怕。假如你有被身边走过的死神洗涤过的眼睛，假如你有被死而复生所唤醒的感官，不言而喻，你就会觉察出谁动摇了，谁或许已经叛变了，谁正在灵魂的某个角落考虑着这样的事：如果出卖战友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使自己轻松一点，也许不会太坏吧。可怜的懦夫。用牺牲朋友的生命来保全的生命，还算什么生命呢？
我头一次坐在〃电影院〃里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个想法。可是后来它却反复出现。这个想法的产生，恰恰是在那天早上，不是在〃电影院〃，而是在另一种环境里，在人们最能相互了解的那个地方：〃四○○号〃。
我在〃电影院〃里没坐多久。也许是一个小时，或许是一个半小时以后，有人在我背后叫我。两个穿便衣的、说捷克语的人搀扶着我进了电梯，开到四楼，把我带进一间宽敞的房间，房门上写着：四○○号在他们的监视下，我独自坐在后边靠墙的一把孤零零的椅子上，我带着一种奇异的感觉环顾了一下四周，我觉得眼前的情景好像见到过。难道我来过这里吗？不，没有来过。但我仍然知道这间屋子。我认识这个地方，梦见过它，在一个可怕的、热病似的梦中见过它，这个梦把它扭歪了，可怕地改变了它的模样，但却没有把它变得不能辨认。现在它是可爱的、充满白昼的光辉和鲜明的色彩，隔着装有细栅栏的大窗户，可以看到梯恩教堂、绿色的列塔纳山冈和赫拉德恰尼古堡。在梦中这间屋子是阴森森的，没有窗户，一道污黄的光照亮了它，人们像影子似地在光线中移动。是的，那时这里有些人。现在却是空荡荡的，六排长凳紧挨着，好像一块由蒲公英和毛茛组成的有趣的草坪。在梦里，好像这儿挤满了人，一个挨着一个坐在长凳上，面孔苍白，血淋淋的。那边，紧挨着门的地方，站着一个身穿破旧的蓝色工作服，眼光痛苦的男人，他要求喝口水，喝口水，然后就像徐徐放下的帷幕，慢慢地、慢慢地倒在地上了……是的，所有这一切都曾发生过，如今我才知道它并不是一个梦。现实本身就是如此残酷和疯狂。
这是我被捕和第一次受审的那天夜里的事。他们曾把我带到这里来过三次，也许是十次。我记得，只有当他们需要休息一会儿或干别的什么事情时，才把我带出去。我还记得，那时我赤着脚，冰冷的方砖曾经怎样舒服地浸凉过我那被打伤的脚掌。
当时那些长凳上坐满了容克工厂的工人。他们都成了盖世太保夜间的捕获物。那个站在门边，穿着破旧的蓝色工作服的男人，就是容克工厂党支部的巴尔托尼同志，他是我被捕的间接原因。我这样说，是不想为我的不幸命运去怪罪任何人。我的被捕倒不是因为同志中有谁叛变或怯懦，而仅仅是因为不慎和倒霉。巴尔托尼同志为他自己的支部寻找领导关系。他的朋友叶林涅克同志对秘密工作规定有点疏忽，告诉了他应当同谁取得联系。本来叶林涅克同志应当事先同我商量，这样便可以不通过他也能把事情办妥。这是一个错误。
另一个更为严重更带关键性的错误就是有一个姓德沃夏克的奸细骗取了巴尔托尼同志的信任。巴尔托尼同志也把叶林涅克的名字告诉了他，——这样盖世太保就开始注意叶林涅克一家了。并不是由于这些同志在两年内胜利完成的主要任务，而是由于一件琐碎的小事，由于完全忽略了秘密工作的规定。
于是佩切克宫决定逮捕叶林涅克夫妇，正好那天晚上我们在他家聚会，盖世太保出动了不少——这一切完全出于偶然。这件事本来不在盖世太保的计划之内，他们本来打算第二天才逮捕叶林涅克夫妇，可是那一天晚上在顺利破获了容克工厂的地下党支部以后，他们劲头上来了，就开车出来〃兜兜风〃。他们的突然袭击固然使我们感到意外，而在这里发现了我，却使他们更加觉得意外。他们甚至不知道抓住的是什么人。他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假如和我一起被捕的不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我才对〃四○○号〃有了这些认识。
那一回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在这里，长凳上和墙旁边都挤满了人。审讯在进行，每时每刻都充满着意外：一种是我不明白的奇怪的意外，一种是我很明白的坏的意外。
然而我的第一个意外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种，那是一件愉快的小事，不值一提。
第二个意外：四个人鱼贯地进到屋子里，用捷克语向穿便衣的看守问好，——又向我问好，然后坐在桌子后边，摊开公文纸，抽起香烟来，态度完全怡然自得，好像他们就是这里的官吏似的。可是我明明认得他们，至少认得其中的三个人，他们为盖世太保服务吗？不可能。或许是的，他们真的在这里服务。这明明是Ｒ．，早先是党和工会的书记，虽然他性情有些粗暴，但为人厚道——不，这不可能。这是安卡·维科娃，尽管头发斑白，但仍不失为一个端庄美丽、坚强不屈的战士——不，这不可能。而那个瓦舍克，曾在捷克北部一个矿井里当过泥瓦匠，后来就任那个地区的区委书记，我哪能不认识他呢？我们在北方一同参加过那样多的战斗。盖世太保能使他屈服？不，不可能。但是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呢？
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在这些问题上还没找到答案，新的问题又发生了。他们带进来米列克、叶林涅克夫妇和弗里德夫妇。是啊，我知道这些人，不幸得很，他们是同我一道被捕的。但是为什么艺术史家巴维尔·克罗巴切克也在这里呢？这个人曾帮助米列克在知识分子中间做些工作。除了我和米列克又有谁知道他呢？为什么那个被打肿了脸的细长个子的青年人，向我示意我们互不相识呢？我倒真的不认得他。这到底是谁呢？什基赫？什基赫医生吗？兹登涅克？唉，上帝，这么说，一大批医生也遭了殃。除了我和米列克，有谁知道他们呢？为什么在牢房审讯我时问起了捷克知识分子呢？他们怎么会发现我的工作同知识分子的工作有关系呢？除了我和米列克以外有谁知道呢？
答案不难找到，然而这个回答却是严重的、残酷的：米列克叛变了，米列克招供了。最初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也许他还没有全部供出来，等他们把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