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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上还是第一次看到。梅娘被引诱到台基上，碰巧遇见了丈夫。他打了她一个嘴巴。她没有
开口说一句话的余地，就被“休”掉了。
丈夫在外面有越轨行动，他的妻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
摩登女子固然公开反对片面的贞操，即是旧式的中国太太们对于这问题也不是完全陌生
。为了点小事吃了醋，她们就恐吓丈夫说要采取这种报复手段。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总是拿它当笑话看待。
男子们说笑话的时候也许会承认，太太群的建议中未尝没有一种原始性的公平。很难使
中国人板着脸作此项讨论，因为他们认为世上没有比奸淫更为滑稽可笑的事。但是如果我们
能够强迫他们采取较严肃的评判态度的话，他们一定是不赞成的。从纯粹逻辑化的伦理学观
点看来，两个黑的并在一起并不是等于一个白的，二恶相加不能成为一善。中国人用不着逻
辑的帮助也得到同样的结论。他们觉得这办法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女太太若是认真那么做
去，她自己太不上算。
在理论上或许有这权利，可是有些权利还是备而不用的好。
虽如此说，这一类的问题是茶余酒后男宾女宾舌战最佳的资料。在《梅娘曲》中，艳窟
里的一个“人家人”便侃侃地用晚餐席上演说的作风为她自己辩护着。然而我们的天真的女
主角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什么权利不权利的话。一个坏蛋把她骗到那不名誉的所在去，她以为
他要创办一个慈善性质的小学，请她任校长之职，而丈夫紧跟着就上场，发生了那致命的误
会。她根本没有机会考虑她是否有犯罪的权利——还没走近问题的深渊就滑倒了，爬不起来
。
《桃李争春》里的丈夫被灌得酩酊大醉，方才屈服在诱惑之下，似乎情有可原。但是这
特殊情形只有观众肚里明白。他太太始终不知道，也不想打听——仿佛一点好奇心也没有。
她只要他——落到她份内的任何一部分的他。除此之外她完全不感兴趣。若是他不幸死了，
她要他留下的一点骨血，即使那孩子是旁的女人为他生的。
《桃李争春》是根据美国片《情谎记》改编的，可是它的题材却贴恋着中国人的心。这
里的贤妻含辛茹苦照顾丈夫的情人肚里的孩子，经过若干困难，阻止那怀孕的女人打胎。—
—这样的女人在基本原则上具有东方精神，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以宗祠为重。
在今日的中国，新旧思想交流，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颇占优势，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这
样的妇女典型，如果存在的话，很需要一点解释。即在礼教森严的古代，这一类的牺牲一己
的行为，里面的错综心理也有可研究之处。《桃李争春》可惜浅薄了些，全然忽略了妻子与
情妇的内心过程，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导演李萍情的作风永远是那么明媚可喜。尤其使男性观众感到满意的是妻子与外妇亲狎
地，和平地，互相拥抱着入睡的那一幕。
有这么一个动听的故事，《桃李争春》不难旁敲侧击地分析人生许多重大的问题，可是
它把这机会轻轻放过了。《梅娘曲》也是一样，很有向上的希望而浑然不觉，只顾驾轻车，
就熟路，驶入我们百看不厌的被遗弃的女人的悲剧。梅娘匆匆忙忙，像名人赴宴一般，各处
到了一到——她在大雨中颠踬，隔着玻璃窗吻她的孩子，在茅庐中奄奄一息，终于死在忏悔
了的丈夫的怀中，在男人的回忆里唱起了湖上的情歌。合法的传奇剧中一切百试百验的催泪
剂全在这里了，只是受了灯光的影响，演出上很受损失。
多半是因为这奇惨的灯光，剧中所表现的“欢场”的空气是异常地阴森严冷。马骥饰台
基的女主人，那一声刻板的短短的假笑，似嫌单调。严俊演反角，熟极而流。王熙春未能完
全摆脱京戏的拘束。仓隐秋演势利的小学校长，讽刺入骨，偷了许多的场面去——看得见的
部分几乎全被她垄断了。
陈云裳在《桃李争春》里演那英勇的妻，太孩子气了些。
白光为对白所限，似乎是一个稀有的朴讷的荡妇，只会执着酒杯：“你喝呀！你喝呀！
”没有第二句话，单靠一双美丽的眼睛来弥补这缺憾，就连这位“眼科专家”也有点吃力的
样子。
银宫就学记
不久以前看了两张富有教育意味的电影，《新生》与《渔家女》。（后者或许不能归入
教育片一栏，可是从某一观点看来，它对于中国人的教育心理方面是有相当贡献的。）受训
之余，不免将我的一点心得写下来，供大家参考。
《新生》描写农村的纯洁怎样为都市的罪恶所玷污——一个没有时间性的现象。七八年
前的《三个摩登女性》与《人道》也采取了同样的题材，也像《新生》一般地用了上城读书
的农家子为代表。中国电影最近的趋势似乎是重新发掘一九三几年间流行的故事。这未尝不
是有益的。因为一九三几年间是一个智力活跃的时代，虽然它有太多的偏见与小心眼儿；虽
然它的单调的洋八股有点讨人厌。那种紧张，毛躁的心情已经过去了，可是它所采取的文艺
与电影材料，值得留的还是留了下来。
《新生》的目的在“发扬教育精神，指导青年迷津”（引用广告），可是群众对于这教
育是否感到兴趣，制片人似乎很抱怀疑，因此不得不妥协一下，将“迷津”夸张起来，将“
指导”一节竭的力简单化。这也不能怪他们——这种态度是有所本的。美国的教会有一支叫
做“复兴派”（Ｒｅｖｉｖａｌｉｓｔｓ），做礼拜后每每举行公开的忏悔，长篇大论叙述
过往的罪恶。发起人把自己描写成凶徒与淫棍，越坏越动听，烘云托月，衬出今日的善良，
得救后的快乐。在美国的穷乡僻壤，没有大腿戏可看的地方，村民唯一的娱乐便是这些有声
有色酣畅淋漓的忏悔。
《新生》没有做得到有声有色这一点。它缺乏真实性，一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并非
电影公司不肯花钱，而是戏里把货币价值计算得不大准确的缘故。父母给了儿子六百元买书
，不肖的儿子用这六百元赁了一所美轮美奂的大厦，雇了女佣，不断地请客，应酬女朋友。
一个唯利是图的交际花愿意嫁给他，如果他能再筹到二千元的巨款。即使以十年前的生活程
度为标准，这笔帐也还使人糊涂。
男主角回心向善了，可是“善”在哪里？《新生》设法回答这问题——一个勇敢而略有
点慌乱的尝试。至少它比它的姊妹作切实得多——从前的影片往往只给你一种虚无缥缈的自
新的感觉，仿佛年初一早上赌的咒，发的愿心似的。《新生》介绍了那最合理想的现代少女
（王丹凤演），她和男主角做朋友纯为交换知识。他想再进一步的时候，她拒绝了他的爱，
因为这年头儿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毕业之后她到内地去教书，成为一个美丽悦目的教务主
任，头发上扎一个大蝴蝶结。受了她的影响，男主角加入了一个开发边疆的旅行团，垦荒去
了。他做这件事，并没有预先考虑过，光是由于一时的冲动，诗意的憧憬，近于逃避主义。
如果他在此地犯了罪，为什么他不能在此地赎罪呢？在我们近周的环境里，一个身强力壮，
具有相当知识的年青人竟会无事可做么？一定要叫他走到“辽远的，辽远的地方”，是很不
合实际的建议。
《新生》另提出了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大众的初步教育，是否比少数人的高等教育
更为重要，更为迫切？男主角的父亲拒绝帮助一个邻居的孩子进小学，因为他的钱要留着给
他自己的孩子入大学。然而他的不成器的孩子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他受了刺激，便毁家兴
学，造福全村的儿童。在这里，剧作者隐约地对于我们的最高学府表示不满，可是他所攻击
的仅限于大学四周的混杂腐败有传染性的环境。
在《渔家女》里面找寻教育的真谛，我们走的是死胡同，因为《渔家女》的英雄是个美
术专门生。西洋美术在中国始终是有钱人消闲的玩艺儿。差不多所有的职业画家画的都是传
统的中国画。《渔家女》的英雄一开头便得罪了观众（如果这观众是有点常识的话），因为
他不知天高地厚，满以为画两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岸的裸体女人便可以挣钱养家了。
《渔家女》的创造人多半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游泳着的鱼——除了在金鱼缸里——但是
他用稀有的甜净的风格叙说他的故事，还有些神来之笔，在有意无意间点染出中国人的脾气
，譬如说，渔家女向美术家道歉，她配不上他，他便激楚地回答：“我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女
人。”可是，他虽然对大自然的女儿充满了卢骚式的景仰，他不由自主地要教她认字。他不
能抵抗这诱惑。以往的中国学者有过这样一个普遍的嗜好：
教姨太太读书。其实，教太太也未尝不可，如果太太生得美丽，但是这一类的风流蕴藉
的勾当往往要到暮年的时候，退休以后，才有这闲心，收个“红袖添香”的女弟子以娱晚景
，太太显然是不合格了。
从前的士子很少有机会教授女学生，因此袁随园为人极度艳羡，因此郑康成穷极无聊只
得把自己家里的丫头权充门墙桃李。现在情形不同了，可是几千年的情操上的习惯毕竟一时
很难更改，到处我们可以找到遗迹。女人也必须受教育，中国人对于这一点表示同意了，然
而他们宁愿自己教育自己的太太，直接地或是间接地。在通俗的小说里，一个男子如果送一
个穷女孩子上学堂，那就等于下了聘了，即使他坚决地声明他不过是成全她的志向，因为她
是个可造之材。报上的征婚广告里每每有“愿助学费”的句子。
“渔家女”的恋人乐意教她书，所以“渔家女”之受教育完全是为了她的先生的享受。
而美术专门生所受的教育又于他毫无好处。他同爸爸吵翻了，出来谋独立，失败了，幸而有
一个钟情于他的阔小姐加以援手，随后这阔小姐就诡计多端破坏他同“渔家女”的感情。在
最后的一刹那，收买灵魂的女魔终于天良发现，一对恋人遂得团圆，美术家用阔小姐赠他的
钱雇了花马车迎接他的新娘。悲剧变为喜剧，关键全在一个阔小姐的不甚可靠的良心——“
渔家女”因而成为更深一层的悲剧了。
存 稿
我写文章很慢很吃力，所以有时候编辑先生向我要稿子，我拿不出来，他就说：“你有
存稿，拿一篇出来好了。”久而久之，我自己也疑心我的确有许多存稿囤在那里，终于下决
心去搜罗一下。果然，有是有的。我现在每篇摘录一些，另作简短的介绍。有谁愿意刊载的
话，尽可以指名索取——就恐怕是请教乏人。
年代最久远的一篇名唤《理想中的理想村》，大约是十二三岁时写的。以前还有，可惜
散失了。我还记得最初的一篇小说是一个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关于一个小康之家，姓云，
娶了个媳妇名叫月娥，小姑叫凤娥。哥哥出门经商去了，于是凤娥便乘机定下计策来谋害嫂
嫂。写到这里便搁下了，没有续下去。另起炉灶写一篇历史小说，开头是：“话说隋末唐初
时候。”我喜欢那时候，那仿佛是一个兴兴轰轰橙红色的时代。我记得这一篇是在一个旧帐
簿的空页上起的稿，簿子宽而短，分成上下两截，淡黄的竹纸上印着红条子。用墨笔写满了
一张，有个亲戚名唤“辫大侄侄”的走来看见了——我那时候是七岁吧，却有许多二十来岁
堂房侄子——他说：“喝！
写起《隋唐演义》来了。”我觉得非常得意，可是始终只写了这么一张，没有这魄力硬
挺下去。
（似乎我从九岁起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了，但那时候投稿新闻报本埠附刊几次都消息
沉沉，也就不再尝试了，直到两年前。）
再歇了几年，在小学读书的时候，第一次写成一篇有收梢的小说。女主角素贞，和她的
情人游公园，忽然有一只玉手在她肩头拍了一下，原来是她的表姊芳婷。她把男朋友介绍给
芳婷，便酿成了三角恋爱的悲剧。素贞愤而投水自杀。小说用铅笔写在一本笔记簿上，同学
们睡在蚊帐里翻阅，摩来摩去，字迹都擦糊涂了。书中负心的男子名叫殷梅生，一个姓殷的
同学便道：“他怎么也姓殷？”提起笔来就改成了王梅生。我又给改回来。几次三番改来改
去，纸也擦穿了。
这是私下里做的。在学校里作文，另有一种新的台阁体，我还记得一行警句：“那醉人
的春风，把我化成了石像在你的门前。”《理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