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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怎样才算丰富是没有标准的。人寿有限，活动的环境有限；单凭外界的材料来求生活的丰
富，决不够成为艺术家。唯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
渐超过自己。巴尔扎克不是在第一部小说成功的时候，就把人生了解得那么深，那么广的。
他也不是对贵族，平民，劳工，富商，律师，诗人，画家，荡妇，老处女，军人那些种
类万千的心理，分门别类的一下子都研究明白，了如指掌之后，然后动笔写作的。现实世界
所有的不过是片段的材料，片断的暗示；经小说家用心理学家的眼光，科学家的耐心，宗教
家的热诚，依照严密的逻辑推索下去，忘记了自我，化身为故事中的角色（还要走多少回头
路，白花多少心力），陪着他们身心的探险，陪他们笑，陪他们哭，才能获得作者实际未曾
的经历。一切的大艺术家就是这样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这些平凡的老话，张女士当然知道
。不过作家所遇到的诱惑特别多，也许旁的更悦耳的声音，在她耳畔盖住了老生常谈的单调
的声音。
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
，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在下意识中，技能像旁的本能一样时时骚动着，要求一显身手的机
会，不问主人胸中有没有东西需要它表现。结果变成了文字游戏。写作的目的和趣味，仿佛
就在花花絮絮的方块字的堆砌上。任何细胞过度的膨胀，都会变成癌。其实，彻底地说，技
巧也没有止境。一种题材，一种内容，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去适应。所以真正的艺术家，他
的心灵探险史，往往就是和技巧的战斗史。人生形象之多，岂有一二套衣装就够穿戴之理？
把握住了这一点，技巧永久不会成癌，也就无所谓危险了。
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
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给它烧毁的。旧文体的不能直接搬过
来，正如不能把西洋的文法和修辞直接搬用一样。何况俗套滥调，在任何文字里都是毒素！
希望作者从此和它们隔离起来。她自有她净化的文体。《金锁记》的作者没有理由往后退。
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王尔德派的人生观，和东方式的“人生朝露”的
腔调混合起来，是没有前程的。它只能使心灵从洒脱而空虚而枯涸，使作者离开艺术，离开
人，埋葬在沙龙里。
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
情欲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淡漠的贫血
的感伤情调；或者痛快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我不
是鼓励悲观。但心灵的窗子不会嫌开得太多，因为可以免除单调与闭塞。
总而言之，才华最爱出卖人！像张女士般有多面的修养而能充分运用的作家（绘画，音
乐，历史的运用，使她的文体特别富丽动人），单从《金锁记》到《封锁》，不过如一杯沏
过几次开水的龙井，味道淡了些。即使如此，也嫌太奢侈，太浪费了。但若取悦大众（或只
是取悦自己来满足技巧欲，——因为作者可能谦抑说：我不过写着玩儿的。）到写日报连载
小说（Ｆｅｕｉｌｌｅｔｏｎ）和所谓Ｆｉｃｔｉｏｎ的地步那样的倒车开下去，老实说，
有些不堪设想。
宝石镶嵌的图画被人欣赏，并非为了宝石的彩色。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
藻，多一些实质，作品只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
。（我知道作者发表的决非她的处女作，但有些大作家早年废弃的习作，有三四十部小说从
未问世的记录。）文艺女神的贞洁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污辱的。爱护她就是爱护自己
。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
”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卅三年四月七日）
遥寄张爱玲
柯 灵
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青
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
陈旧而迷惘。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
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是《金锁记》里开头的一段。我现在正是带着满头的白发，回看那逝去的光阴，飞扬
的尘土，掩映的云月。
七十年代末叶，我从一场恶梦中醒来，我的作品又可以享受灾李祸枣的奢侈了。每当一
本新书出版的时候，我照例兴冲冲地亲自签名包扎，跑邮政局，当作一种友情和尊敬的“念
心儿”分送朋友。一九八○年春，感谢香港昭明出版社，给我印了一本装帧、排印、纸张都
很漂亮的《选集》，多年的旧交刘以鬯兄，还写了长序，奖饰有加。我特地挑了一册精装本
，在扉页郑重地写上“爱玲老友指正”，准备寄往美国。
但我随即听说，张爱玲近年来杜门谢客，几乎摈绝交游。我这才猛然清醒，我们之间不
但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还横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长河。虽然我们沐着同一的月光，
但是天各一方。我决定把这本书什袭珍藏，作为我暮年天真未泯的一个纪念。
大陆实行对外开放以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联唐诗忽然走红。但在外交
场合杯酒言欢中滥用的结果，最好的诗也会变成爱伦堡所谓“磨光的二戈比”，我真有点替
王勃叫屈。僭称“爱玲老友”，天外邮书，大概难免落谬托知己之诮。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
，已经整整四十年；阔别至今，她也未尝从我内心深处的“亲友题名录”中注销，却是事实
。她的著作，四十年代在大陆出版的《传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着；她近三十
年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经大体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来不及读。唐文标
的《张爱玲研究》、《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等书，我手头都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
山河岁月》，我也找来读了。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
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一九四三年，珍珠港事变
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
领下的沦陷区。当年夏季，我受聘接编商业性杂志《万象》，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偶尔翻
阅《紫罗兰》杂志，奇迹似地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是谁呢？我怎么能够
找到她，请她写稿呢？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我是认识的，我踌躇再三，总感到不便请他作
青鸟使。正在无计可施，张爱玲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出版《万象》的是中央书店，在福州
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
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
助手杨幼生（即洪荒，也就是现在《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实际负责人之一），不至扰
乱东家的安静。当时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
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
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
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
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
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我诚恳地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
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
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
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沧陷
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
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
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
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
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丐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
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风避雨。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
周振甫、徐调孚、顾均正诸老，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也是
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
意见。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
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
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
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
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
，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
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他高度评价她艺术技巧的成就，肯
定《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对《连环套》提出严格的指责。一褒一
贬，从两个不同的站头出发，目标是同一终点——热情期待更大的成就。“没有《金锁记》
，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如果
我们对傅雷素昧平生，凭这几句话，也可以帮助了解他对人生和艺术的态度。张爱玲的反应
，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
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
叫做《自己的文章》，后来收在散文集《流言》里。直到隔了将近四十年之后，张爱玲才对
《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自我批评。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
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
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的笔墨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
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
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我在
一九七八年写的《怀傅雷》一文中，已经提到这件事，这里不再重复。
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一书中说到，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连环套》就被“腰斩”
，此后张爱玲也不再在《万象》出现。他看到了事实，却没有阐明真相。《连环套》的中断
有别的因素，并非这样斩钉截铁。我是当事人，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说不清
楚了。但有一点确切无误，我和张爱玲接触不多，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
芥蒂。有事实为证。
张爱玲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又一次承她信赖，要我提意见，其间还有
个反复的修改过程。我没有敷衍塞责，她也并不嫌我信口雌黄。后来剧本在大中剧团上演，
我也曾为之居间奔走。剧团的主持人是周剑云，我介绍张爱玲和他在一家餐厅里见面。那时
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
是一袭拟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