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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晚上，我凑巧又走过了火烧地，差不多在同样的时候，那里我听到了低沉的呻吟声，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近去，发现我认识这个人，他是那家的唯一的子孙；他承继了这一家人的缺点和优点；也惟有他还关心这火灾，现在他扑倒在地窖边上，从地窖的墙边望到里面还在冒烟的灰烬，一面喃喃自语，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一整天来，他在远远的河边草地上干活，一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就立即来到他的祖先的家，他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里过的。他轮流从各个方向，各个地点，望着地窖，身子总躺着，好像他还记得有什么宝藏，藏在石块中间，但什么也没有，只有砖石和灰烬。屋子已经烧去了，他要看看留下来的部分。仅仅因为我在他的身边，他就仿佛有了同情者，而得到安慰，他指点给我看一口井，尽可能从黑暗中看到它被盖没的地方；他还沿着墙久久地摸索过去，找出了他父亲亲手制造和架起来的吊水架，叫我摸摸那重的一端吊重物用的铁钩或锁环，——现在他还能够抓到的只有这一个东西了，——他要我相信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架子。我摸了它，后来每次散步到这里总要看看它；因为它上面还钩着一个家族的历史。
在左边，在可以看见井和墙边的丁香花丛的地方，在现在的空地里，曾经住过纳丁和勒·格洛斯。可是，让我们回到林肯去吧。
在森林里比上述任何一个地方还要远些，就在路最最靠近湖的地点，陶器工人魏曼蹲在那里，制出陶器供应乡镇人民，还留下了子孙来继续他的事业。在世俗的事物上，他们也是很贫穷的，活着的时候，勉勉强强地被允许拥有那块土地：镇长还常常来征税，来也是白来，只能“拖走了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做做形式，因为他实在是身无长物；我从他的报告里发现过上述的活。仲夏的一天，我正在锄地，有个带着许多陶器到市场去的人勒住了马，在我的田畔问我小魏曼的近况。很久以前，他向他买下了一个制陶器用的轮盘，他很希望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我只在经文之中读到过制陶器的陶土和辘盘，我却从未注意过，我们所用的陶器并不是从那时留传到今天的丝毫无损的古代陶器，或者在哪儿像葫芦般长在树上的，我很高兴地听说，这样一种塑造的艺术，在我们附近，也有人干了。
在我眼前的最后一个林中居民是爱尔兰人休·夸尔（这是说如果我说他的名字舌头卷得够的活），他借住在魏曼那儿，——他们叫他夸尔上校。传说他曾经以士兵的身份参加过滑铁卢之战。如果他还活着，我一定要他把战争再打一遍。他在这里的营生是挖沟。拿破仑到了圣赫勒拿岛，而夸尔来到了瓦尔登森林。凡我所知道的他的事情都是悲剧。他这人风度很好，正是见过世面的人，说起话来比你所能听得到的还要文雅得多呢。夏天里，他穿了一件大衣，因为他患着震颤性谵妄症，他的脸是胭脂红色的。我到森林中之后不久，他就死在勃立斯特山下的路上，所以我没把他当作邻居来记忆了。在他的房子被拆以前，他的朋友都认为这是“一座凶险的堡垒”，都是避而不去的，我进去看了看，看到里面他那些旧衣服，都穿皱了，就好像是他本人一样，放在高高架起的木板床上。火炉上放着他的断烟斗，而不是在泉水边打破的碗。所谓泉水，不能作为逝世的象征而言，因为他对我说，虽然他久闻勃立斯特泉水之名，却没有去看过；此外，地板上全是肮脏的纸牌，那些方块。黑桃、红心的老K等等。有一只黑羽毛的小鸡，没有给行政官长捉去，黑得像黑夜，静得连咯咯之声也发不出来的，在等着列那狐吧，它依然栖宿在隔壁房间里。屋后有一个隐约像园子似的轮廓，曾经种过什么，但一次也没有锄过，因为他的手抖得厉害，现在不觉已是收获的时候了。罗马苦艾和叫化草长满了，叫化草的小小的果实都贴在我的衣服上。一张土拨鼠皮新近张绷在房屋背后，这是他最后一次滑铁卢的战利品，可是现在他不再需要什么温暖的帽子，或者温暖的手套了。
现在只有一个凹痕，作这些住宅的记认，地窖中的石头深深陷下，而草毒、木莓、覆盆子、榛树和黄栌树却一起在向阳的草地上生长；烟囱那个角落现在给苍松或多节的橡树占去了，原来是门槛的地方，也许还摇曳着一技馥郁的黑杨树。有时，一口井的凹痕看得很清楚，从前这里有泉水，现在是干燥无泪的草；也许它给长草遮蔽了，——要日久以后才有人来发现，——长草之下有一块扁平的石头，那是他们中间最后离开的一个人搬过来的。把井遮盖起来——这是何等悲哀的一件事！与它同时，泪泉开始涌流了。这些地窖的凹痕，像一些被遗弃了的狐狸洞，古老的窟窿，是这里曾经有过熙熙攘攘的人类的遗迹，他们当时多少也曾经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言讨论过，什么“命运、自由意志、绝对的预知”，等等。但是据我所知，他们所讨论的结果便是这个，“卡托和勃立斯特拉过羊毛”；这跟比较著名的哲学流派的历史同样地富于启发。
而在门框，门楣，门槛都消失了一世代之后，生机勃勃的丁香花还是生长着，每年春天展开它的芳香的花朵，给沉思的旅行者去摘；从前是一双小孩子的手种下的，在屋前的院子里——现在都生在无人迹的牧场上的墙脚边，并且让位给新兴的森林了；——那些了香是这一个家庭的唯一的幸存者，孑然一遗民。那些黑皮肤的小孩子料想不到，他们在屋前阴影里插在地上的只有两个芽眼的细枝，经过他们天天浇水，居然扎下这么深的根，活得比他们还长久，比在后面荫蔽了它们的屋子还长久，甚至比大人的花园果园还长久，在他们长大而又死去之后，又是半个世纪了，而丁香花却还在把他们的故事叙述给一个孤独的旅行者听，——而它们的花朵开得何等地美，香味何等甜蜜，正如在第一个春天里一样。我看到了依然柔和、谦逊而愉快的丁香结的色彩。
可是这一个小村落，应该是可以发展的一个幼芽，为什么康科德还在老地方，它却失败了呢？难道没有天时地利，——譬如说，水利不好吗？啊，瓦尔登之深，勃立斯特泉水之冷，——何等丰富，喝了何等有益于健康，可是除了用来把他们的酒冲淡之外，这些人丝毫没有加以利用。他们都只是些口渴的家伙。为什么编篮子，做马棚扫帚，编席子，晒干包谷，织细麻布，制陶器，这些营生在这儿不能发展，使荒原像玫瑰花一样开放，为什么又没有子子孙孙来继承他们祖先的土地呢？硗薄的土地至少是抵挡得住低地的退化的。可叹啊！这些人类居民的回忆对风景的美竟无贡献！也许，大自然又要拿我来试试，叫我做第一个移民，让我去年春天建立的屋子成为这个村子的最古老的建筑。
我不知道在我占用的土地上，以前有什么人建筑过房屋。不要让我住在一个建筑于古城之上的城市中，它以废墟为材料，以墓地为园林。那里的土地已经惊惶失色，已经受到诅咒，而在这些成为事实之前，大地本身恐怕也要毁灭了。有这样的回忆在心头，我重新把这些人安置在森林中，以此催我自己入眠。
在这种季节里，我那儿难得有客人来。当积雪最深的时候，往往一连一星期，甚至半个月都没有一个人走近我的屋子，可是我生活得很舒服，像草原上的一只老鼠或者牛，或者鸡，据说它们即使长时期地埋葬在积雪中，没有食物吃，也能活下去哩；或者，我像本州的萨顿城中，那最早的一家移民，据说在一七一七年的大雪中，他自己不在家，可是大雪全部盖没了他的草屋，后来幸亏一个印第安人，认出了烟囱中喷出的热气在积雪中化出的一个窟窿，才把他的一家人救了出来。可是没有友好的印第安友人来关心我了，他也不必，因为屋子的主人现在在家里。大雪！听来这是多么的愉快啊！农夫们不能带了他们的驴马到森林或沼泽中来，他们不能不把门口那些遮蔽日光的树木砍伐下来了，而当积雪坚硬了，他们来到沼泽地区砍了一些树，到第二年春天去看看，他们是在离地面十英尺高的地方砍下了那些树的。
积雪最深时，从公路到我家有半英里长的那条路，好像是迂回曲折的虚线，每两点之间都有很大的空白。一连平静一星期的天气中，我总是跨出同样的步数，同样大小的步伐，谨慎地行走，像一只两脚规一样地准确，老在我自己的深深的足印上，——冬天把我们局限在这样的路线上了，——可是这些足印往往反映出天空的蔚蓝色。其实不管什么天气，都没有致命地阻挠过我的步行，或者说，我的出门，因为我常常在最深的积雪之中，步行八英里或十英里，专为了践约，我和一株山毛榉，或一株黄杨，或松林中的一个旧相识，是定了约会时间的，那时冰雪压得它们的四肢都挂下来了，树顶就更尖，松树的样子倒像铁杉木；有时，我跋涉在两英尺深的积雪中，到了最高的山顶，我每跨一步，都得把我头顶上的一大团雪摇落下来；有几次我索性手脚都扑在地上爬行了，因为我知道猎户都躲在家里过冬天。有一个下午，我饶有兴味地观察一个有条纹的猫头鹰（学名Strixnebulosa），它坐在一株白松的下面的枯枝上，靠近了树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站在高它不到一杆的地方，当我移动时，步履踏在雪上的声音，它可以听到的，可是它看不清我。我发出了很大的声音来，它就伸伸脖子，竖起了它颈上的羽毛，睁大了眼睛；可是，立刻它又把眼皮阖上了，开始点头打瞌睡了。这样观察了半个小时之后，我自己也睡意蒙眬起来，它半开眼睛地睡着，真像一只猫，它是猫的有翅膀的哥哥。眼皮之间，它只开一条小缝，这样它和我保持了一个半岛形的关系；这样，从它的梦的土地上望我，极力想知道我是谁，是哪个朦胧的物体，或是它眼睛中的一粒灰尘在遮住它的视线。最后，或许是更响的声音，或许是我更接近了它使它不安了，在丫枝上蹒跚地转一个身，好像它的美梦被扰乱了，它颇不以为然；而当它展翅飞了起来，在松林中翱翔的时候，它的翅膀是出人意料地展开得很大，可我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到。就这样，它似乎不是用视觉，而是用感觉，在松枝之间缭绕，仿佛它那羽毛都有感觉一样，在阴暗之中，它找到了一个新的枝头，飞了上去，栖息在上页，在那儿它可以安静地等待他的一天的黎明了。
当我走过那贯穿了草原的铁路堤岸时，我遇到一阵阵刺人肌骨的冷风，因为冷风比在任何地方都刮得更自由；而当霜雪打击了我的左颊的时候，纵然我是一个异教徒，我却把右颊也给它吹打。从勃立斯特山来的那条马车路也不见得好多少。因为我还是要到乡镇上去的，像一个友好的印第安人一样，当时那宽阔的田野上的白雪积在瓦尔登路两侧的墙垣间，行人经过了之后，不要半小时，那足迹就看不见了。回来时候，又吹了一场新的风雪，使我在里面挣扎，那忙碌的西北风就在路的一个大转弯处积起了银粉似的雪花，连一只兔子的足迹也看不到，一只田鼠的细小脚迹更是不可能看到了。可是，甚至在隆冬，我还看到了温暖、松软的沼泽地带上，青草和臭菘依然呈露常青之色，有一些耐寒的鸟坚持着，在等待春天的归来。
有时虽然有雪，我散步回来，还发现樵夫的深深的足印从我门口通出来，在火炉上我看到他无目的地削尖的木片，屋中还有他的烟斗的味道。或者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如果我凑巧在家，我听见了一个踏在雪上的悉索之声，是一个长脸的农夫，他老远穿过了森林而来聊天的；是那种“农庄人物”中的少数人物之一；他穿的不是教授的长袍，而是一件工人服；他引用教会或国家的那些道德言论，好比是他在拉一车兽厩中的肥料一样。我们谈到了纯朴和粗野的时代，那时候的人在冷得使人精神焕发的气候中，围着一大堆火焰坐着，个个头脑清楚；如果没有别的水果吃，我们用牙齿来试试那些松鼠早已不吃的坚果，因为那些壳最硬的坚果里面说不定是空的呢。
从离得最远的地方，穿过最深的积雪和最阴惨惨的风暴来到我家的是一位诗人。便是一个农夫，一个猎户，一个兵或一个记者，甚至一个哲学家都可能吓得不敢来的，但是什么也不能阻止一个诗人，他是从纯粹的爱的动机出发的。谁能预言他的来去呢？他的职业，便是在医生都睡觉的时候，也可以使他出门。我们使这小小的木屋中响起了大笑声，还喃喃地作了许多清醒的谈话，弥补了瓦尔登